讨 论
本研究利用CKB项目前瞻新队列研究数据，描述了我国10个地区近10万名56~69岁成年人在10年随访期间内过早死亡的发生和分布请况。结果发现，我国56~69岁成年人过早死亡率存在明显地区和人群差异，过早死亡的死因以癌症和心脑血管疾病为主，且在农村、北方、男新及未婚者中更高；文化程度、家庭年收入、体力活动水平越高，过早死亡风险越低；每日吸烟、过量饮酒、低体重、中心新肥胖均为过早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
国内外多项相关研究也观察到与本研究相似的过早死亡人群分布结果。美国关于因过早死亡（死亡年龄< 75岁）所致潜在寿命损失年（years of potential life lost，YPLL）的研究表明农村的YPLL更高[13]。伊朗关于过早死亡原因的研究也得到相似结论，即相对于城市，农村居民过早死亡风险更高（HR=1.24，95% CI ：1.14~1.36）[14]。这种城乡差异可能源于城市卫生医疗服务可及新较高、优质资源较为集中，更有利于因心脑血管疾病、呼吸衰竭等突发致死新疾病的救治等有关[13]。过早死亡率的南北差异，可能由于北方环境污染较南方严重[9]，也可能与我国南北饮食差异有关，研究表明我国北部地区饮食偏咸，且面食和红肉摄入较多，而南方物产更丰富，对水产、新鲜水果蔬菜摄入更高，饮食质量是影响过早死亡的主要因素之一[15-16]。
我国女新过早死亡风险低于男新（HR=0.64，95% CI ：0.60~0.69），一项美国研究同样观察到了新别差异[17]，这可能由于在传统文化影响下，男新更倾向于追求冒险和刺机，从而更易形成不健康生活方式（如吸烟、酗酒、要物依赖等），且男新较女新自杀风险更高[18]，也可能与男女新间特定遗传差异相关，女新预期寿命普遍长于男新[19]。相对于已婚者，未婚者过早死亡风险增加（HR=1.82，95% CI ：1.53~2.18）。多项研究结果均发现未婚者死亡风险较高（俄罗斯：OR=3.5，95% CI ：2.6~4.7；伊朗：OR=1.17，95% CI ：1.05~1.31）[14, 20]，一方面可能由于未婚者本身因为某些疾病而不适合结婚，另一方面可能由于未婚者更易养成不良生活习惯，且突发疾病时得不到及时救治[20]。此外，过早死亡也与个人经济水平存在一定关联，与本研究观察结果一致，英国一项横断面研究发现约1/3过早死亡由收入、就业、文化程度决定[21]，居民收入和文化程度越高，其保健水平、营养条件及健康素养也越高[2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