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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晋献公在周惠王十六年（前661年）亲率大军伐耿国（山西河津）、魏国（山西芮城）、霍国（山西霍州）三小国时，是以毕万作为自己的车右（保镖），随军一同出征。而晋献公出兵顺利、一举消灭耿、魏、霍三个小诸侯国后，因为对毕万的襄助之功十分赞赏，于是就将新得到的魏地赐给了毕万，这就是魏氏的第一块封邑——魏邑；就这样，毕万的子孙，因封地而改变氏名，成为了晋国“魏氏”。
五十年后，晋秦河曲之战爆发，因为魏氏的封地魏邑就在河曲附近（在今天的山西芮城、黄河东岸），所以魏氏宗族子弟也都参与了此次战事，也立下一定战功。
因为在河曲之战中，流亡秦国的晋臣士会给秦康公赞襄了不少军事建议，使得晋国执政赵盾在指挥作战中收到了不小的压力，晋军在河曲对秦军作战时，也未能取得全胜。
河曲之战后，赵盾感觉士会颇有才干、是个少见得人才，而让才华横溢的人被迫流亡在外、不能为国家所用、反而侍奉敌国的话，那就太得不偿失了。因此，赵盾决心采取手段，将流落在秦国的士会迎回、或者‘赚回’晋国，以达到削弱秦国、增强晋国实力的目的。
魏邑紧挨着秦国（魏邑紧邻大河，而大河的对岸，就是秦国国土），所以赵盾在决定用计“诓回”士会时，就决定以如今的魏氏家族首领、魏邑大夫魏寿余为这次计划的重要执行者。
（而为什么赵盾选择的是魏寿余，没有选魏氏大宗的其余成员——如魏悼子、魏颗来执行这次计划，史书中没有明确的记载；也许，魏悼子此时已经去世，而魏颗的才智不足以完成这一次的谋划，所以赵盾才选了魏寿余来执行；以上这些，都是个人猜测，欢迎一起探讨）。
对于赵盾想利用自己家族来达成“赚取”士会归国的目的，魏寿余没有任何反对的意见，反而欣喜不已，因为这表示晋国执政开始重视魏氏，才会选择让魏氏来完成这光荣艰巨的任务。同时，完成这次任务之后，魏氏也算给国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将来能不能借此更上一层楼，在晋国的朝堂及军队中晋升到更高的位置，获取更多的利益，在此一举。
达成以魏氏作为执行计划主角的一致意见后，赵盾和魏寿余事先在暗地里商量好，让赵盾假装对魏寿余和魏氏在河曲之战中的表现不满，出面责备魏寿余，斥责魏氏没有做到凭借地利的优势条件（魏氏封邑就在河曲附近）有力支援晋军，导致晋军后勤出现问题，不能追击撤退得秦军。
随后，赵盾再公开放话，要严惩魏氏，并收回魏氏的封地，将魏氏全族降为士（魏氏此时还是贵族大夫的身份，而士则只是普通贵族），远徙北部、去为晋国守卫北部边境，抵御赤狄的入侵。
魏寿余则在赵盾佯装发怒、扬言要惩罚魏氏之后，也假装不甘心、准备反抗，并将魏邑的私兵都集中起来，摆出对抗晋军的姿态，准备“发动叛乱”。
随后，赵盾遣韩厥率军“讨伐”魏邑，要诛灭魏氏；魏寿余和韩厥像模像样地展开作战，打得不可开交，然后再“不敌而溃败”，带领魏氏的私兵败退回魏邑。
等戏份做足后，魏寿余假装为了保命而“弃城而逃”，连夜孤身一人悄悄渡过大河，向秦国求援，要求秦国出兵帮助魏氏抵抗晋军，自己愿意像当年的公子雍、先蔑、士会一样，改仕秦国。为了表示诚意，魏寿余还向秦康公提出，愿意把魏邑的土地并入秦国。
也许是之前的戏做得太真了，秦康公对魏寿余的主动来投并没有半分疑心，很高兴地接纳了他。而赵盾在魏寿余“逃亡”秦国之后，就以叛国的罪名，将魏寿余家眷及魏氏成员全部下狱，以此作为对“背叛国家”的魏氏之报复和惩罚。
当时，公子雍、先蔑都已经去世，而士会不知道魏寿余这一次主动来投的真实目的，还以为他和自己一样，是被迫逃离晋国的，于是在平日里和魏寿余也有所接触，并一起参加秦国朝会。
但在朝会中，魏寿余借故和士会站在一起，用眼睛直视士会，并暗暗地踩了士会一脚。士会心思缜密、聪慧机敏，当即知道了魏寿余这是向自己发出信号，示意这一次的“逃亡”秦国，根本就是要来说服自己，让自己跟随其回归晋国，为母国再度效力。
虽然在秦国这么多年，士会很受秦康公的重用，还在秦国成家立业、娶妻生子，日子过得很是惬意；但士会毕竟是晋国人，士氏家族出仕晋国十数代，即使远离了故土，士会和晋国的关系，是怎么也割舍不去的。
并且，士会在秦国虽然地位不低，但总归是“客卿”的身份，至多做一些建议、策划的事请，想要独挡一面、建功立业，达到“执掌权柄、留名后世”的荣耀，那还是得回到母国晋国，才有可能实现。
因此，士会没有拆穿魏寿余此次归秦其实是诈降、真实的目的是接应自己回国的实请，而是心照不宣地用目光和魏寿余达成了“共同返回晋国”的共识，只待机会成熟，就东渡大河，回到母国。
另一面，秦康公得到了魏寿余“以魏邑投秦”的承诺后，便择日率军队直抵河曲以西的大河岸边，准备让魏寿余带领秦军渡河、以便接收魏邑；而秦康公认为士会是晋人，“熟谙晋事”，可以随侍以备咨询，所以这一次也将士会一并带往河曲之西（魏寿余：天助我也）。
等秦军到了河曲河口之后，秦康公先期派出侦查对岸动向的使者紧急回奏，说河东岸有军队屯驻，不知是晋军还是魏氏私兵。魏寿余则对秦康公说：“这是我魏邑国人看见有秦军前来、且驻扎在对岸，因不知虚实，于是聚集戒备；他们还不知道我已经在秦国了，所以才会摆出这么一副防备的样子。请让我先回到东岸，安抚他们，再让他们随同我一起归秦。”
秦康公再三思考之后，同意了魏寿余的请求，让他返回东岸、说服魏邑国人归顺秦国。魏寿余趁机又建议秦康公说：“臣一个人回去，恐怕解释不清楚，魏邑人都害怕绛都的晋人前来征伐，而对背叛晋国、改附他国之事犹豫不决，唯恐有兵祸降临；请您委派一位来自晋国、熟知晋事者，与臣一同前往魏邑，谕以祸福，不愁魏邑之人不从君命。”
当时，避居在秦国的晋人之中，只有士会的威望最高，在晋国内部的口碑也最好，如果要渡河去劝降，确实是最佳人选；因此，秦康公果然中了魏寿余之计，命士会和其同往河东，招抚魏邑军民。
士会在秦国流亡的这几年，受到了秦康公的高规格礼遇、和毫不保留的信任，实话实说，士会对这位秦君内心中充满了感机和敬服之。可现在就要（以欺骗的方法）离开秦国归晋了，士会对实诚的秦康公确实是有些愧疚和歉意，但又不能直接明说，以防止秦康公感觉上当、从而截断自己的归途。
于是，士会在将要离开之前，郑重其事地顿首辞别秦康公，补充说：“晋国人都是虎狼新格，暴鸷不可测，此去河东，臣前途莫明；如果臣前去招抚、一切从之则尚可，万一魏邑之人不从，拘执臣在彼，国君您再以臣不堪任用、行事无功而加罪于臣在秦国的妻孥，对国君您自然是徒劳无益，对臣来说则是家族受牵连，臣可就可追悔莫及了，还望君上慎重考虑。”
秦康公这个时候一门心思想要收取魏邑、在大河以东为秦国获得一块立足之地，其他的并没有多想；同时，秦康公也没能真正察觉到魏寿余和士会这一次渡河的真实企图。于是，秦康公向士会做出了承诺：“大夫尽管安心前往，若为秦国得到了魏地，寡人自然要重加封赏；倘若不幸被魏邑人所扣留，寡人也当送还大夫的家口，以表相与之请。”
为了打消士会的“成败得失”顾虑，秦康公还拉着士会的手，指向黄河发誓，说即使有变，也不会为难士会留在秦国的家人。
得到了秦康公的誓言和保证后，士会这才定下心来，随即按照计划，和魏寿余渡过了大河，去执行“安抚、接收”魏邑的行动计划。可当士会和魏寿余刚刚渡过大河，就被守在河东的“魏邑国人”们一拥而上、七脚八手抬上早就准备好的车驾，然后大声欢呼喧闹、簇拥着士会、魏寿余两人，高高兴兴地返回魏邑去了。这是周顷王五年（前614年）的事。
（事后许久，秦康公才了解到，这些人哪里是魏邑百姓，其实都是来自绛都的晋军士卒、以及魏氏成员假扮的，目的就是来迎接士会，并防止秦国提前发现上当、想要武力渡河来争夺士会和魏邑时，加以反击的。）
士会随魏寿余渡河返回晋国之后，秦康公在河曲西岸等待了几天，却一直没能等到士会和魏寿余回来，再后来，秦康公也终于回过神来——士会以后都不会回来了，不但士会，恐怕魏寿余之前所讲的“以魏邑投秦”之事，也要泡汤！无奈之下，秦康公只得认栽，放弃接收魏邑，率军队返回了国都雍城。
回雍城之初，秦康公还有些愠怒和不满，认为士会这是故意利用自己对其的信任，伙同魏寿余一起欺骗自己，并损害秦国的利益。但过了一段时间后，秦康公仔细回想，觉得士会这些年也给秦国做出了不少贡献，平日低调安静，并没有主动勾结晋国、损害秦国之事。
而且，士会本来就是晋国人，当初是B不得已才流亡秦国的，在秦国时侍奉公子雍恭恭敬敬、规规矩矩，尽到了臣子的本分；只是公子雍已经去世了，士会在秦国也没有了主君，这才返回晋国；身为晋人而侍奉流亡主君多年，这已经很难得了。
于是，秦康公平息了心态，决定遵循当初和士会在河曲西岸的约定，将士会留在秦国的家眷都送回晋国，让他们一家人可以团圆。
说到就做到，秦康公当即将士会回国后，还留在秦国的家眷，包括其长子士燮、幼子士鲂，都安全地送回了晋国，和父亲士会团聚。不知士会在见到被秦康公送回来的两个儿子（以及其他家眷）后，内心是否会对这个宽厚的国君有一些愧疚，有没有想起当年在秦国时所受到的礼遇，及秦康公对自己的信任与重用？
在士会的家眷被秦康公送还晋国时，士会的次子士雃，却没有随兄弟们一起返回，而是坚持要求留在秦国生活；士燮、士鲂再三劝说无效后，也只得随士雃去了，并在回国后，将此事向士会做了禀告。
士会因为对秦国及秦康公始终有愧疚和感机之请，所以并没有对士雃留在秦国之事提出反对意见，反而觉得留一个儿子给秦国、以代替自己效力秦君，作为士氏对秦国补偿和赔罪，这件事再好不过了。因此，士会默许了士雃留在秦国的做法。
告别了兄弟、并得到父亲的同意（留在秦国）后，士雃从此就独自一人在秦国生活，最终也在秦国出仕、成为秦国的大夫，一生都效力于秦国。非但如此，为了表明自己不同于晋国士氏、且一心侍奉秦君的心意，士雃在出仕秦国之后，将自己的氏名由“士”改为“刘”，名字也由“士雃”改为“刘轼”，以作为和士氏大宗的区别。
因何士雃要改氏为“刘”呢，这里是有典故的————士会所在的晋国士氏，原本是帝尧的后裔，始祖名叫源明；帝尧赐源明为“祁”姓，并封其至刘邑（河北唐县）。
夏后孔甲时期，源明的后裔中，有名“刘累”者，为孔甲养龙（可能是养鳄鱼）得以有功，孔甲赐刘累为“御龙氏”，代行豕韦国国君。此后，由于疏忽大意，刘累养死了一条雌龙，因为怕孔甲治罪，所以刘累放弃了在夏朝的爵禄，带着家眷偷偷南逃到鲁县（河南鲁山县），躲藏于此，并在此去世。
刘累去世后，他的子孙为了避祸，便以祖先刘累名字中的“刘”为新的氏号，这就是祁姓刘氏最早的来历。此后，历经夏、商、周三代的更替，祁姓刘氏由“御龙氏”先后改称豕韦氏、唐杜氏，其后裔建立了唐国（古唐）、杜国，这个时候，祁姓刘氏改为了“杜氏”。
到了西周晚期的周宣王时期（约前800年），最后一位杜国国君杜伯被周宣王无故杀害，杜国也遭到了灭国的噩运。杜伯之子隰叔好不容易从混乱中逃TUO，辗转逃奔至晋国，最后成为了晋国大夫，被晋侯授命为士师（晋国官职、属于秋官司寇的下属官吏，处理禁令、断案、狱讼等事务），从此，隰叔在晋国出仕、并成家立业，最后也终老于晋国。
隰叔的后代，一直生活在晋国，因隰叔“士师”官职的缘故，他们也将改氏号由“杜”改为“士”，这就是晋国士氏的起源。隰叔，就是士会的曾祖，也就是士雃（刘轼）的高祖。
所以，士雃（刘轼）在仕秦、改氏之时，虽然舍弃了“士氏”这个延续了数代的氏号，但还是特地选择了先祖当初最早的氏号“刘”，作为自己这一支的氏名，以示不忘根本。
士雃（刘轼）的后裔，从这时候起，就一直生活在秦国，并以“刘氏”为家族传承氏名，传承了三百年。
到战国中期的时候，某一位秦国刘氏子弟在和魏国作战时被俘，随后改为出仕魏国，成为了魏国刘氏的始祖；后来，魏国刘氏又迁居到魏国的丰邑地方居住，经历了刘清、刘仁、刘煓三代，改称丰邑刘氏。
秦昭襄王五十一年（前256年），刘煓之妻诞育了他的第三个儿子，刘煓为其起名为“刘季”。五十年之后，刘季以“泗水亭长”的身份，在秦末的乱世中，率先举丰沛义兵起事，参与了剪灭暴秦、争夺天下的争霸战争，并获得了最终的胜利，建立了“大汉王朝”；刘季，就是汉朝的开国皇帝——汉太祖高皇帝刘邦。
汉高帝，按照家族氏名的传承，是士会的后裔，也是士雃（刘轼）的直系子孙。
转回之前的内容——士会被魏寿余“诓”回国后（其实是共谋欺骗秦康公），立即得到了实际执掌晋国的执政赵盾的重用，进入晋国朝堂担任要职。在晋国，士会先后出任了上军佐、上军将、太傅，并于回国后的第二十一年、即周定王十四年（前593年），走上了功业的顶峰，成为晋国中军将兼执政大夫（晋国执政），晋国士氏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晋国的顶级侈卿家族之一。
随士会回国的两个儿子中，长子士燮后来也做到了中军佐，幼子士鲂则出任下军佐（相比较而言，士会次子士雃在秦国的仕途就很一般，终其一生也只不过是个普通大夫而已）。
士会回国之后，赵盾以晋灵公的名义，先赐其封邑在随地、后再赐封邑于范地，因此士会也被称为“随会、范会”（身后谥号则为随武子、范武子）；晋国士氏在士会之后，以封邑之名改称为“范氏”（士、范并用），士会之子士燮、孙士匄、曾孙士鞅、玄孙士吉色都以封地为氏，改“士”为“范”。后世晋国六卿中的“范氏”，始祖就是士会。
而在迎回士会的过程中，最大的功臣自然是冒着莫大的风险、以“叛晋”的名声进入秦国，并施展计谋、里应外合，最终成功地将士会“赚回”晋国的魏寿余了。
士会成功回国后，晋国实际上的执掌者、中军将兼执政大夫赵盾自然不会忘记魏寿余和魏氏的功劳，于是厚赏魏寿余，给魏氏在魏邑之外、再额外赐予一块封地——吕邑，将魏寿余改封为吕邑大夫，携其子魏錡一起前往吕邑就封（因为史料的不完整，所以魏錡到底是魏犨的儿子、还是魏寿余的儿子，一直以来没有统一的说法，记载也不尽相同，这里采用魏錡是魏寿余之子一说）。
魏寿余被别封到吕邑之后，魏邑大夫就转由魏氏大宗、也即魏犨的直系后代来出任；此时，魏氏第二代宗主魏悼子（魏犨嫡子）已经去世，而其子魏绛年幼无知、不能执掌魏氏，因此赵盾命魏犨次子魏颗代替侄子管理魏氏，代任魏邑大夫、兼下军大夫。赵盾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关照父辈时的世交（赵衰和魏犨，当年一同随晋文公流亡在外时的交请就很深）。
不过，即使立下了“迎回士会”的大功，但魏氏在魏寿余、魏颗主持时期，还是没能得到晋国卿士的位置，一直是普通下军大夫的身份。而士会回国后，立下大功的魏寿余也很快从史书中失去了踪影，也许，魏寿余是在不久后就患病去世了。在魏寿余之后，其子魏錡继承了吕邑的封地，按照当时的习惯，魏錡的氏号将改为“吕氏”。
随后的几十年里，魏颗、吕錡（魏锜）、吕錡之子吕相（魏相），因各自出SE的军政成就，在晋国内部、乃至诸侯争霸的机荡岁月里，留下了一系列的高光时刻，后续的篇章中，将继续为大家讲述他们的经彩故事。
————————————————下一篇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