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1月，中国海军迎来了耻辱的一刻。日本海陆军三万人在山东荣成湾登陆，由海陆两个方向将北洋水师围困于威海卫。北洋水师官兵虽进行了英勇奋战，但仍敌不过来自海陆两方面的炮击，最终全军覆没，丁汝昌、刘步蟾等军官大部分殉国，践行了他们“船在人在，船沉人亡”的诺言。
然而，中下层官兵的勇猛和牺牲，却掩盖不了北洋水师上层人士的腐朽和无能。最近，在福建发现了数十封家书，便充分显示了北洋水师上层的怯懦与卖国。
罗丰禄，福建闽县人，在北洋水师中担任北洋水师营务处总办，在李鸿章手下任职13年，屡次得到拔擢，被海军史学家称为“北洋水师的灵魂人物”。在甲午海战中，曾多次参与战略的决策。作为决策新人物，罗丰禄在甲午战争中表现又如何呢？
在战争期间，罗丰禄曾给远在福建的家人写了数十封家书。与家人说话，自然不会说大话，更不会隐瞒，只会说出自己对于战争、时局最真实的看法。
但从罗丰禄的家书中，笔者只能用一句成语来形容此人，那就是贪生怕死！
首先让我们翻开罗丰禄于1890年4月15日，写给其二哥家书。在这封家书上，我们可以发现，早在甲午战争爆发前4年，李鸿章以及慈禧等人便畏惧与日本交战，家书中是这样写的：
二哥大人如见…… 海侄既愿在船,甚属好事。合肥在此作督,海上断不用兵。祈勿廑。
所谓合肥，就是李鸿章。而“海上断不用兵”也说明，李鸿章是绝对不敢和日本开战的。有了这种恐惧心理，可谓是未战先怯。
然而从后面的家书来看，罗丰禄又发现和日本开战是无法避免的，于是他就将自己的妻儿从靠近前线的旅顺送回了福建。
甲午战争爆发后，罗丰禄不思御敌，却整日忧心忡忡。黄海海战后，罗丰禄更是整天祈求，希望日本能接受中国的求和。
例如他在1895年1月5日，给他七姨太的家书中写道：
七太太如见:… …张樵野侍郎奉简前往日本议和,本日可以抵津……日本兵力饷力,已竭尽无余,想不难就范也。和议如一成局,卿即带同儿女,前来天津晤谈一切,不可挨延。”
当时，日本从海、陆两军侵入中国，势如破竹，而北洋水师在黄海遭遇重创，躲进威海卫动弹不得。在如此严峻的局势下，罗丰禄不想破敌之策，却在幻想
“日本兵力饷力,已竭尽无余”
，实在可笑至极。
在如此大好的局势下，凶恶的日军又如何会罢手呢？
不久后，日军果然大举出动，发动了威海卫之战。罗丰禄见大事不妙，于是频繁给家人写信，内容尽是
“此间极苦寂寞”“日盼和局之成,与眷属散而复聚”的
消极想法，似乎根本就没有把战争放在心上。然而战争，又岂是自我封闭能逃避的?
1895年1月30日,日军攻占南、北帮炮台，实现了对北洋水师的包抄，覆灭已经不可避免了。在家书中，罗丰禄心灰意冷,怨天尤人,他的经神已经彻底崩溃。他在家书中写道：
倭人常谓: 中国如死猪卧地,任人宰割,实是现在景象……相思无益,复无以排遣,维有徒叹奈何而已。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罗丰禄身为营务处总办,却对日本侵略者辱骂中国的话,不但不反感,反而表示认同,把自己的责任忘得一干二净,足见其是很不称职的。同时，也显示了罗丰禄的失败主义心理。
到了2月3日，北洋水师的灭亡已呈定局。而罗丰禄不思以死报国，但是担忧起自己的前程来了。他在给六姨太的家书中写道：
余所管之水师营务处,原为海军而设,如海军覆没,则皮之不存,MAO将安傅乎? 非撤之不可。
在绝境之下，罗氏想到的首先是自己的乌纱帽,而不是北洋海军。在威海失守之前,他已把自己将来的出路寄托在清廷新购置铁甲舰上了。
从罗丰禄的众多家书中看，他不仅贪生怕死，甚至还动用关系，将在自己在军舰上服役的侄儿调到安全之处。例如他在1895年1月18日的家书中
“二、三哥大人: 三哥大人手书,内开: “钦侄久未寄信,不审安否?”当即电询丁军门。去后兹接丁公回电,内开: “令侄安昌”四字。”
原来，早在威海卫战役打响前，罗丰禄就向丁汝昌询问自己侄子——“钦侄”的去向，而丁汝昌回信：“令侄安昌”。对于罗丰禄的用意，浸Y官场多年的丁汝昌自然知晓，他迅速将罗氏的侄子调出战斗一线。
罗丰禄的这个举动, 和他上述家信的内容是相辅相成的。罗丰禄这种只顾小家,不顾大家,更不顾血洒海疆的北洋水兵,这反映了李鸿章身边的幕僚,缺乏勇于奉献、经忠报国的气质。
临近决战，罗丰禄却频繁想自己的小老婆，这仗怎么打？有这样的高层，北洋水师焉能不败，焉能不全军覆没？
从罗丰禄的举动来看，衣打胜仗，无论是军官还是士兵，都必须要有一往无前的心态，必须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私请之上，老婆、孩子都得暂时抛之脑后。
反之,如果一事当前先想到的是个人及其家庭,在战斗中一定会贪生怕死、妥协退让，乃至于错失良机。试想，北洋水师若不存侥幸心理，集体杀出威海卫，即使会失败，也未必全军覆没。而李鸿章等高层一味“保船避战”，妄图苟安，最终反而全军覆没，误国误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