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宏宇
三国时，刘备死后，魏、蜀、吴，作为当时仅存的“规模势力”，达成了“三足鼎立”的“暂时平衡”。似乎，“智慧化身”诸葛亮早多少年前的“三分天下”论，成为了现实；但其实，就总体形势而言，并不是他当初“愿景化”的样子，其中最大的“缺陷”，对于蜀汉来讲，就是失去了“中原”的“战略基点”荆州；而且，很不幸地，没办法“夺回”，或者也可以说，花血本“夺回”，较近期地看，得不偿失。另一个形势上的严重“问题”，就是诸葛亮从一开始就极力主张并力求、力保的“孙刘联盟”，已经瓦解到了再难“复合”的程度。
如此形势之下，为争取总体战略上的主动，更为刘备“复兴汉室”的遗愿，诸葛亮力主以蜀中为根本、指向曹魏的“北伐”。
除去战争的“硬指标”，北伐，面临一个很要劲儿的前提，就是“安定后方”。“后方”能否安定，甚至还能更有力地支持北伐，是这盘大棋的关键。
所谓“后方”，当然指的就是“蜀汉”的“国内”。对蜀汉来讲，想要国内安定，须顾及两个战略威胁，一是东吴，二就是南部“蛮夷”。蛮夷，现在不说这词儿了，因为带有蔑视SE彩，但在当时，就是这么说，指的是“化外族群”及其政权。想要去除后方的战略威胁，除了东吴的问题，就是得“解决”或说“镇定”住“蛮夷。七擒孟获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解决“或说”镇定“的过程中。
（一）蜀汉后方之忧的“不完美解决方案”
要想举大兵倾国北伐，必须保障势必被几乎抽空军事力量的“本国”的安全，甚至要力保“国内繁荣”，以支援大规模战争；而无论“安全”还是“繁荣”，都必须解决“后顾之忧”。
如上述，蜀汉“国家安全”的“后顾之忧”，大体两个“策源”，一是东边的“孙吴”，二就是南边的“蛮夷”。
这里，“蛮夷”二字，不光是蔑称少数民族，而是对蜀汉以南即今云南、广西的大部和贵州与之边缘的地域“中原传承”的政治“圈子”以外亦称“化外”的所有部族、族群；其中“蛮”，大体是“苗”（苗蛮）和“楚”（楚蛮，又称“荆蛮”）两大块，其实更大人口比例都是今天说的“汉族”，具体不赘，因为不是话题关注；这儿更要说的，是“蛮夷”中的“夷”，又称“百夷”，主要指比“蛮”更偏远、更“化外”的比较“纯粹”的少数民族。
对“孙吴”或称“东吴”的战略防范，军事上其实比较简单。俩方面——首先，不管怎样，曾经的“孙刘联盟”，也还留有浅薄的“基底”，诸葛亮本人，因家族亲戚的缘故，也跟东吴“有的谈”。当然，有关羽、张飞、刘备三条“贵命”横在当中，“孙刘联盟”肯定是不能再想了，单纯的“外交”，不能完全保障“相安无事”。这就涉及到了第二个方面，即军事防御，简单说，对东吴军事防御的“本钱”，就是后来有人总结的那三个字——蜀道难！从东吴的地盘，要想到蜀汉，最“可行”的线路，就是“三峡”水道；如果行不通，就得翻越“万重山”，当旅游，或许还可以克服克服，但要用兵，就万难了。
所以，基于上面的两个方面，在诸葛亮的“现时思维框架”中，北伐的后顾之忧，东吴尚在其次，更具隐患的，是南方的“蛮夷”。
这便是发动“南征”的“战略出发点”！不管什么理由、导火索，这场战争，是要发动的！不仅要打，还要打赢！不仅要打赢，还要打出个数十年乃至上百年“安定”的局面。
不可以不打仗而采用其他办法么？可以，但是，太慢！而且，至少，作为军事家的诸葛亮会认为，“南蛮”、“百夷”，尤其“百夷”，素不“开化”，讲道理、文化渗偷，甚至“共同发展”这些，都未见得比“打服”更有效、高效、长效。
看起来很有道理。可是，打、战争，从来都不是“完美”的“解决方案”。
当然，理论上，任何“课题”，都不存在绝对完美的解决方案。但从今人的角度去思考，诸葛亮“南征”的决策，确乎存在“问题”——战争的“天然属新“所势必形成的危害自不必说，而且，不管“表面上”的理由多充分，本质来讲，蜀汉或者干脆说就是诸葛亮，是战争真正的发动者。发动战争，总归是会“政治失分”的，古今中外皆然。故而，可以从今人的角度批判新地说，诸葛亮发动这场战争，不说多么“不当”，更不能说“不对”，但最起码，有欠考虑！
（二）七擒七纵衍色出的战略徘徊
孟获是“百夷之王”，按今天的民族类别前溯，可以认为他是“佤族”人（阿佤人），反正现在的佤族（阿佤）是把孟获尊为“先王”、“大王”的。
因地势和水源、盐藏等基本生存资源的分布特征，“百夷”之地（今云南省为主），生活着众多“独立为王”的部族，孟获这个“百夷之王”的“含金量”，远不如中原的“王者”，甚至连“前三国”时期稍具规模的地方割据势力都比不上，只相当于“盟主”，直接统治的部族，不过是“百夷”的一小部分。平时，为生存，诸多“托举”孟获的部族，比较“散漫”，有“各自为战”的意愿和条件；但战事一来，尤其是“大族”（汉族）直接发动过来的战争临到头上，反而会促成原本只是“松散联盟”的众多部族暂时新地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这也是为什么，诸葛亮“渡泸之役”初期连遭失利——熟悉当地的“百夷”们，虽战力不够强，却能以各种汉军想不到的方式，凭借不面临战争基本不会形成的团结势头，御敌于外！
小说、评书这些，为美化诸葛亮，挺主观地把“渡泸之役”初期的失利和被动“仙化”为诸葛亮的“试探”、“有敌”、“骄敌”之策；顶不济，也是“毒虫瘴气”惹的祸，抵死不愿“正视”诸葛亮也会出错，也会失败。
不过，诸葛亮到底是诸葛亮，很快就在受挫中莫清“敌请”，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军事、政治攻势，一定程度上瓦解了“百夷之盟”，还运用至少对于孟获及其“班子”来讲相当高超的军事“技术”，着力消灭了对手中最具战斗力的部分武装，并且生擒了孟获。
就这么，“七擒七纵”的“戏码”，就“上演”了——擒了孟获，一番劝导后放回；如是七番，让孟获彻底“I 服了 you”，于是问题解决，“后方”的“背身”，呈“百年大治”。
为啥说是“戏码”呢？因为，实际的“真相”，恐怕并不那么顺当、美好。至少，从今人的角度出发，只要稍稍深那么一点点思忖思忖，就会感触到“MAO病”。
暂且避开千百年来的“光环”，从“人”的视角看看、想想诸葛亮——作为“执国”重臣、中原名号响当当的大人物，七次擒拿，难道从没想过要杀掉孟获么？一蛮夷耳，杀也便杀了，他们很快就会再推出新的“盟主”，大不了再杀一个、两个，到不了第三个，他们自己就乱了、软了、没心气儿对抗了，于是“大定”！这样的“大定”，比起“七擒七纵”，会能有多不如？换位到孟获这边，真的就“淳朴”到能说“我不服，有本事你放我回去咱再打过”的程度么？就算是，一次两次三次，变不变味儿？何况七次！“嘴上”非常“淳朴”的孟获，真的不会一丝一毫想到“你，诸葛亮，不敢杀我”吗？！
也许，诸葛亮，真的、真的，就是，不敢杀孟获！
不是“善良”！跟军事家兼政治家谈“善良”，是幼儿园级的错误！
也不是“怀柔之策”。至少不全是！其中必然有“战略徘徊”的因素，也可以叫“不知所措”——是，能擒拿孟获，也能杀，可杀了之后怎么办？一生“用兵谨慎”的诸葛亮，其实很可能是一个不那么有“决断”的统帅！
（三）私心与后患
直到一千大几百年后的今天，佤族（阿佤）人，仍虔诚地崇敬诸葛亮为“阿祖阿公”。相比而言，被敬为“先王”、“大王”的孟获，是具有“人”属新的“祖”，而“阿祖阿公”诸葛亮，是神！神与人是啥区别，不难琢磨吧。
是谁在阿佤人心里种下诸葛亮是“神”的认知的呢？孟获？还是——诸葛亮自己？凭心而论，应该可以认为，是他们两个“合作”的！
不管是“战略徘徊”还是什么，七擒七纵，肯定包含了“怀柔”的因素。就算本来没有、很淡漠，后来也肯定有了，弄不好还挺强烈——既不杀你，当然就要让你心服口服，简单的武力上“擒”和“纵”的“辩证”，你这没“开化”的家伙，保不齐还真不能全领会，未必不会猜我不敢杀你。不能让你那么猜！所以，得“洗脑”——天朝、天子，还有我诸葛亮！只要我在，啥时候想打你们都可以！但我也不想打，我要的是和睦、安宁……
这个过程中，几乎所有知识分子，尤其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免不了给自己脸上贴金的这道工序，算“私心”吧，从孔老夫子那儿“遗传”下来的。
孟获哪知道孔老夫子阿！更甭说其“遗传”了。于是，比较顺利地被“洗脑”，心中对诸葛亮这尊“神”产生了崇拜、服帖的意愿，再加上汉军班师途中的“泸水祭”行为艺术，就更令人感动！所谓“泸水祭”，指的是诸葛亮在班师回国再渡泸水时，让手下用“面”裹上肉，坐成伦头大小且形象仿佛的东西，用作拜祭“泸水”的祭品，象征“蛮人之首级”，称“蛮首”，以为表示对刚刚过去的战争中杀伤“蛮人”的歉意甚至“追悔”。据说，那种被称“蛮首”的祭品，就是“馒头”的“最初”。
不管“蛮首”的“泸水祭”是不是真的，有多真，反正，孟获是“服帖”了，但所“服帖”的，只是诸葛亮这尊能反复七次战胜他的“神”，而不是蜀汉及其天子，更不是其所代表的“化”、“制”、“文”叭啦叭啦叭啦。于是，诸葛亮一死，甚至只是听闻了诸葛亮劳师远征向北，“未可期归”，他和所联盟的“百夷”，就又起“反心”！
这种“复反”的“后患”，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角度论，是否可以简单、笼统地这样归结——因为诸葛亮作为知识分子的小小虚荣的私心，导致了政治攻势的局限甚至狭隘？
当然，急于“搞出结果”，没给“百夷”以及孟获本人足够的“消化期”，也是“后患”的根由之一。
又当然，想亲力亲为缔造“大定”，多少罔顾了“先帝”刘备对“蛮”的“归化”以及拉着“众蛮”伐吴（夷陵之战）的羁弱之策及其效果，也可谓是“南征”在战略上的“疏忽”点。就说“疏忽”吧！说“想功高盖主”，刻薄了，对诸葛亮的私心，或有恶意放大之嫌。
总结下来，真心讲，对“百夷”的“南征”，理论上站得住脚，但也只是站得住脚，并算不得“长治久安”的“大谋”；七擒七纵，也……怎么说？要么是真的有徘徊、有无奈，要么就也是“行为艺术”？后人瞎猜，无丝毫不敬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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