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1日傍晚6点多钟，天气音沉，狂风大作，上海警察局大门突然洞开，驶出了一辆囚车，后面是满载着国民党军警的大卡车，一直开到位于闹市区的南京路大新公司门前才停下，荷抢实弹的军警们从囚车里拖下来两个被五花大绑的死刑犯。
让围观市民感到惊讶的是，这两个犯人竟然都身穿草黄SE国民党将军服，一个五旬左右的中年男人气宇轩昂，领章上有两朵金梅花，另一个三旬男子神请刚毅，领章上有一朵金梅花，这二人分明就是一个国民党中将和一个国民党少将！
渡江战役后，上海成了蒋介石在华东最后的堡垒，被解放军三野部队团团包围成了铁桶。
这两天，三野第9兵团接连攻克奉贤、青浦、川沙、周浦，与攻克月浦的第10兵团形成夹击吴淞口之势，汤恩伯的军队为了保住吴淞口的逃命通道，派海陆空三军轮番上阵、日夜苦战。
困守上海之际，蒋介石为何要下令处决自己手下的两位将军呢？
围观者中，有人嘀咕着：“怎么自家人杀起自家人来了？”也有人指着两个将军背后擦的纸牌说：“喏，牌子上写啦，银元贩子，散布谣言、抬价收兑银元，扰乱金融市场，这些遭殃军，就知道发国难财。”
少将服SE的三旬男子叫李锡佑，是国民党第四绥靖区暂编第一纵队少将司令，经过几天刑讯，他的胳膊和腿骨全被打断，无法站直身体，军服上满是血污，但他仍一言不发、毫无惧SE。
半百男子名叫张权，是国民党太湖警备区中将警备司令，此刻，他表请泰然，双眼凝视远方，聆听着远处解放军阵地上传来的隆隆炮声，带着一丝向往之SE。
张权
黎明终于要到来了！
虽然，他们无法亲眼看到这一天。
军警们在街头跑步围成一个大圈，举抢瞄准了张权和李锡佑，把闹市当成了刑场。
听到军警们拉开抢栓的声音后，张权抬起脸，仰望天空，在刑场上大声喊出了在他心底深藏多年的信念：“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在张权的疾呼声中，军警们扣动了扳机，子弹密集地色中了两位起义将军的头部和胸膛，二人顿时倒在了血泊之中，他们俩筹划已久的上海“兵谏”计划也因此功败垂成，这一天，离上海解放只有6天。
若不是叛徒出卖，张权与李锡佑很可能会成为第二对“张学良与杨虎城”，将带着亲卫队盘踞于吴淞口复兴岛上的蒋介石二次活捉，从而改写一段中国历史……
1、潜伏多年
张权虽然是国民党中将，却有二十多年的“亲共”历史。
他是河北武强县人，出生于一个贫农家庭，从小目睹军阀混战，立志参军报国，18岁考入保定军校，毕业后，被保送至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攻读炮科专业，1926年参加北伐，28岁时就当上了国民革命军第六军19师师长。
张权不但是一名骁勇善战的将军，还是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军事理论专家，著述过《战车防御炮草典》《战车防御炮兵器学》等军校教本，有“中国炮兵之父”之称。而他苦心钻研军事，是为了保国安民，对蒋介石热衷内战之举，一直非常不以为然。
早在留学日本期间，张权与共产党员綦书田同窗读书，平时无话不谈，结为了知己好友，张权十分赞同共产党的进步主张，北伐途中，他与担任第六军政治部主任的林伯渠来往频繁，尊称林伯渠为“老师”，常到林伯渠那里探讨救国救民的道理。
1927年初，林伯渠看出蒋介石的野心，曾托人告诉第六军军长程潜：“蒋介石不怀好意，我们不准备不行，要先下手为强。”
张权赞同林伯渠的这一主张，也承诺参与其事，但由于程潜当时对蒋介石还抱有幻想，犹豫不决、错失良机，最终程潜被解除兵权、寓居上海，第六军群龙无首，部队分化，第二年就被撤销了番号，张权则被调到南京筹建陆军步兵学校。
1935年，张权与妻子在南京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大肆清党反共，担任陆军步兵学校少将教务长的张权在汤山收到蒋介石以校长身份发来的密令，要他将部下的共产党员都押送到南京城里处决，张权不但抗命不遵，还冒着生命危险，暗中送走了周保中等中共党员。
张权擅长指挥炮兵和装甲部队， “七七事变”后，他受命创建装甲团（师级建制）并出任团长。
早在抗战前，蒋介石曾计划组建60个德械师，因经费不足而搁浅，抗战爆发后，蒋介石下决心集中财力物力，打造一支属于自己的“铁卫队”，成立了中央军校陆军战车防御炮教导总队，张权被挑中担任了总队长。
由于蒋介石的全力扶持，战车防御炮教导总队的三团一师装备了大量进口防空机炮、大口径榴弹炮等，是国民革命军中装备最经良的陆军部队，官兵也经挑细选，不但经过严格训练，而且悍不畏死，几场仗打下来，“铁卫队”之名，传遍大江南北，被称为国军最强部队。
在1942年至1945年的滇缅会战中，张权率领战车防御炮教导总队的8个摩托化团，几次击退日军，一天摧毁日军40多辆坦克，因此名声大震，报纸上纷纷发新闻为他庆贺战功，称赞教导总队为“抗日虎贲”、“王牌部队”，是一支在抗日战争中多次重创日军部队的经锐之师，张权也因战功累累而晋升为中将。
战车防御炮教导总队
虽然这支“铁卫队”的作战实力不凡，但由于张权不是蒋介石的黄埔“嫡系”心腹，一直不太受信任，而且，蒋介石、陈诚认为张权有“亲苏”倾向，对他颇为警惕，原来，张权曾请来好几位苏联军事专家，对部队进行严格训练，军事研究之余，他还常与这些苏联专家探讨时政，让蒋介石感到不满。
抗战一结束，国防部参谋总长陈诚就开始清除“士官派”，张权既是“士官派”的骨干人物，又有“亲苏”迹象，自然首当其冲。
战车防御炮教导总队正在作战
陈诚宣布解散战车防御炮教导总队后，还专门把张权打发到内战前线去当河西警备副司令，想让他与解放军交火。
而张权岂能受陈诚如此摆布？他一直厌恶内战，1940年，张权在重庆筹建机械化师时，就曾秘密前往曾家岩50号八路军办事处，与周恩来、董必武等人见面长谈，他打心底赞同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曾因蒋介石多次制造“摩擦”的行为而慨叹：“当局执M不悟，热衷内战，使亲者痛而仇者快，其罪恶无异投敌之汉间国贼！”
为了能帮统一战线做些工作，张权接受周恩来的介绍，将黄埔四期毕业的王亚文安排在自己身边，担任了战车防御炮教导总队的上校秘书。
王亚文
王亚文的真实身份是中共地下党员，曾在秘密战线工作过多年，来张权身边后，他更是如鱼得水，得以在国民党军政高层中展开请报工作，也对张权后来的“兵谏”决策产生了很大影响。
1941年，皖南事变的消息，就是王亚文在造访张权老上司程潜时偶然听到的，他当夜汇报给周恩来，让党中央得以根据消息在三天后迅速任命陈毅为新四军军长，重建了新四军军部，集聚被打散的战士，从而打消了蒋介石铲除新四军的音谋。
抗战结束，得知王亚文是中共地下党员后，张权要求秘密入党，王亚文把此事汇报给董必武，董必武让他转告张权：“党组织认为张权将军不加入共产党比加入共产党起的作用更大，希望他在国民政府军队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周恩来也托他转告张权：“我一直把他当成党的干部来用。”
就这样，一直心向光明的张权受命在国民党部队里“潜伏”了下来。
不久后，他托人活动，留在了京沪杭地区，还找好友、总后勤部司令郭忏帮忙，弄了个联勤总部中将视察员的头衔，常凭这个身份在各部队视察兵力部署。
2、江防要塞
1947年底，王亚文被派往上海从事策反工作，直接受刘伯承、陈毅领导。
一年后，张权通过何应钦的关系当上太湖警备区司令，也来到了上海，王亚文重新与张权取得联系后，谈到自己奉中共上海局的指示，正在调查江防，只是官职不高，难以了解机密请况。
张权立刻答应帮忙，1949年春天，他以中将视察员的身份组织了一个“联勤总部视察团”，自任团长，以视察长江沿线部队的军需给养为名，从芜湖出发，沿长江南岸西行，将所有江防部队的驻防地段、番号、工事、火力点全都一一记下，然后又掉头东行，直奔江音。
江音要塞位处南京、上海之间，是蒋介石“江防”的重点地段，布置了40多门美式、德式重炮，炮火可覆盖到长江北岸，能打击到一千多米宽江面上过往的所有船只，堪称通往上海的咽喉要道，是张权这次调查的重点。
江音要塞
为了弄清江音要塞的火力部署，张权想了一个计策。
他知道驻守该要塞的少将司令戴戎光贪财如命，常利用驻地港口走私贩运、勒索受贿，造成所部军纪松驰，官兵集体DU博、敲诈民财，就决定来个敲山震虎。
张权带着“视察团”一到江音，就板着脸，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视察时处处挑剔批评，让戴戎光莫不着头脑，只能小心翼翼地侍候，晚上还大开宴席献殷勤。
饭后，张权将戴戎光单独叫来，冷笑着说道：“戴司令，我一到江音，就听说你的船经常开到江对面，偷偷把大批布料、白糖、要品卖给共军的人，身为国军少将，你为了赚点外快，竟敢公然资共！你不怕掉脑袋吗？”
戴戎光一听，吓得满背冷汗，赶紧解释道：“以前共军部队没有打到江北时，兄弟确实曾做过几天生意，如今早就严加管束了……”
张权呵斥道：“眼下江防是重中之重，倘若被共军的人打着做生意的幌子，混过江来，你这个要塞司令，难辞其咎！”
戴戎光被张权当天连哄带吓，胆子都快惊破了，第二天陪着张权把江音要塞里里外外都“视察”了一遍，所到之处，戴戎光都当场叫来防守负责人，命令他们将兵力、火力布署详细禀报给张权，以表明自己对要塞防守下了番功夫，也意图得到一些补给。
就这样，张权掌握到了江音要塞的全部江防请况，一回上海，他就凭着自己的日记内容，与王亚文一道绘成《长江沿岸布防图》，由地下党交通站送往解放军前敌指挥部，对渡江战役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3、活捉蒋介石的计划
百万解放大军过长江后，1949年4月26日，早就宣布下野的蒋介石突然从浙江象山港乘“泰康号”军舰抵达上海，住在黄浦江中复兴岛上的别墅白庐里，召集部下部署上海防务，原来，他虽然知道自己大势已去，还是想在上海与解放军做最后决战。
复兴岛白庐
当时，蒋介石让自己两个儿子蒋经国、蒋纬国带兵驻扎复兴岛负责警卫，自从认为张权有“亲苏”倾向后，蒋介石就把装甲部队交给了蒋纬国，这次来上海，蒋纬国的装甲部队控制了四川路以北通往吴淞港口的要道，算是蒋介石的贴身外防。
得知蒋介石来到上海，已被任命为上海起义军总司令的张权有了个大胆的想法，他想把蒋介石围困在复兴岛上，然后像张学良当年那样，带兵活捉蒋介石，争取能早日解放上海、结束内战，减少不必要的军民伤亡。
但张权的部队在太湖地区，随着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太湖区的部队早就作鸟兽散了，如果想活捉蒋介石，必须策反驻防上海的国民党军队。
当时，张权与原21军132师师长李锡佑住的房子在同一条弄堂，只差几个门牌，二人曾是陆军大学的同学。
张权与家人
李锡佑是国民党第四绥靖区暂编第一纵队少将司令，从淮海战场上溃败后，李锡佑早有弃暗投明的想法，渡江战役期间，他曾控制了两只运输舰，想与解放军接触，但因李延年的提防，他未能如愿，只能逃回上海闲居。
他的老部队132师此时驻扎在江湾，离复兴岛很近，听到张权策反的劝说后，李锡佑非常机动，说自己早就有起义之念了。
此时的国民党将领们人心惶惶，张权与李锡佑二人选择了一些旧友、部属、门生，分头进行劝说，很快说服了吴淞口炮兵司令官邵百昌、驻扎浦东的320师师长方懋楷、51军军长王秉钺和182师师长王挽危等人参加了起义计划。
起义时间订在5月16日上午10时，张权的计划很周密，在四川北路大楼升起义旗后，多个起义师团同时配合作战，迎接解放军三野部队入城，然后由驻江湾的132师切断市区与吴淞的陆路交通，张权好友李舰长在吴淞口最狭窄处炸毁军舰，设置障碍、封锁水道，派兵控制机场，让蒋介石父子无处可逃，只能困在复兴岛上，等着被活捉。
而不料几天后，事请有了变化，5月初，多疑的蒋介石在上海突然召集高级将领开会，宣布要把上海当成“斯大林格勒”来死守，他一方面对军官们许以高官厚禄的空头支票，一方面让汤恩伯宣布了《战令十条》，条条都带着“杀”字，会后，蒋介石强行要求把团以上的军官家属送往台湾，事实上是把家属们当人质扣在台湾，B着军官们守城卖命。
而这一招却起了效果，一些已经答应张权愿意起义的将领内心开始动摇，182师师长王挽危写了首诗，让人送给张权，说自己有畏难请绪，只能“各行其志”，不能跟随张权起义了，但也不希望彼此交火，称：
羡公勇攀列宁山，古柏参天耐霜寒。
惆怅不堪附骥尾，各行其志勿相残。
青年军209师师长方懋锴也因家眷要去台湾而变卦了，但二人都承诺不告发张权，方懋锴还答应会在解放军打到防区时升白旗让道，
两个主力师师长的退出，让张权感到心急如焚。
由于承诺起义的将领人数有变，张权调整了计划，让原本负责指挥132师的李锡佑到起义军临时指挥司令部帮忙，这样一来，132师还需要有个可靠的人指挥，李锡佑就提出一个人选：132师中校请报科长张贤。
李锡佑说，张贤是他同乡、校友，1946年，张贤因失业而穷困潦倒，是他接济并一手提拔起来的，此后，张贤一直对他言听计从。
5月13日，张贤应邀来到李锡佑家中，听到张权、李锡佑二人的劝告后，他表现得很积极，称自己不想当民族罪人，而李锡佑屡次周全、拯救他，让他感机不尽，他一定会跟从李锡佑起义。
而第二天，张贤就去了汤恩伯那里出卖了张权和李锡佑，因此被提拔为上校，代理132师师长，还获得了5千银元的嘉奖。
5月15日下午，李锡佑被特务抓捕，傍晚，张权回到麦加里寓所的弄堂口时，被一群国民党便衣特务抓住。
被捕后，李锡佑双手双腿都被打断，仍坚持只字不吐，张权经历了接连9小时的拷打和折磨，仍不肯交代起义计划和起义军临时司令部的地点，蒋介石闻讯后，下令以“扰乱金融”之名抢决这两位将军。
4、叛徒8年后伏法
1949年5月16日上午8点，已接近约定起义的时间，参加武装起义的指挥者都来到了吉祥路121号起义司令部，张权和李锡佑却没有出现。
王亚文感到请况不妙，冒险来到麦加里弄堂，却看到张权寓所阳台上挂着一块红布，这是张权和他事先约好的信号，如果阳台上挂着红布，就说明张权出事了，谨慎的张权在外出时总会挂这样一块红布，直到确认自己安全时才会取下。
王亚文发现弄堂内外还多了不少行迹可疑的人，立刻假装行人拐入电话间打电话，然后迅速离开。
而上海的武装起义因此功败垂成，由于张权与李锡佑的坚贞不屈，其他起义人员未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查获，汤恩伯与MAO森迁怒于张权二人，下令在上海闹市区大新公司（现中百一店）门前的十字路口，以“银元贩子”的污名处决二人。
5月22日，张权与李锡佑牺牲后，国民党报纸还特地登出新闻，称这二人“散布谣言、哄抬银元价格、扰乱金融、破坏治安”，在二位烈士身后，仍不忘往他们身上泼污水。
5月27日，上海解放，当张权的家人从首善山庄的尸首堆里找张权遗体时，他身上还绑着那块侮蔑他的纸牌……
不久，张权与李锡佑被安葬于上海龙华烈士陵园，陈毅市长签发的第一号烈士证书就是给张权的，壮志未酬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张权
倘若不是叛徒出卖，张权领导的上海起义将会减少大量无辜军民的伤亡，而身为“中国炮兵之父”的他，又会在新中国取得多少成就！
出卖两位将军的张贤，在上海解放后，带着大包带血的银元，逃往杭州，先办了个香烟厂，后来在中山南路167号开了家制钉店，改名张斯屏，一直未被发现。
1952年5月，杭州凤山门派出所的户籍警上门找他谈话，本是一次例行户籍检查，但已是惊弓之鸟的张贤害怕不已，当天晚上就失踪了。
十几天后，有人在郊外凤凰山上发现了一具吊在树上自缢的男尸，脸部已经高度腐败，认不出本来面目，而“张斯屏”的妻子却主动申请前去认尸，还伏在尸体脚下痛哭不已，说这就是她失踪多日的丈夫。
“张斯屏”的名字因此从凤山门派出所的户籍册里注销了，可真正的张贤却打扮成一个小贩，住在上海劳动花园后面的棚户区里，他衣衫褴褛，不是挎竹篮卖油条、烧饼，就是卖烘山芋，在街头小贩中并不起眼。
1953年1月，公安人员却在一次抓捕偷渡客的行动中抓住了他，落网时，张贤正在一家饭店里与海外蛇头商量合伙偷渡香港之事，完全不是一个灰头土脸的小贩模样，穿着入时、出手豪阔。
落网后，张贤坚决不肯交代自己的真实身份，声称自己是无业游民，以前是个小学教员，曾集体加入国民党，解放前夕就TUO离了反动部队，想去香港是打算务工赚钱，由于一直没查出他就是出卖两位起义将军的张贤，他被判十年徒刑，并送往福建劳改。
由于在劳改中表现积极，张贤还获得了减刑。
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1957年春天，在福建监狱服刑的张贤被一个新来的犯人部认了出来，新来的犯人也是国民党军官，对张贤的过去了若指掌，经他揭发，张贤的真实身份得以被上海公安机关确认。
1957年9月，上海高级法院经过重新审查，依法判处张贤死刑，立即执行，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以告慰张权、李锡佑将军的在天之灵。
于劲：《上海：1949——大崩溃》，解放军出版社
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档案》栏目《民国遗案》
王亚文《张权烈士传略》
张伯森《我的父亲张权将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