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晚期，周人崛起于陕西宝机一带，与位于西安一带的崇国发生冲突，于是崇侯虎向商纣王谗言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于是商纣王就把西伯姬昌囚禁在了羑里。七年之后，纣王将姬昌释放，原因如下：
《周本纪》：闳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九驷，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费仲而献之纣。纣大说，曰：“此一物足以释西伯，况其多乎！”乃赦西伯，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曰：“谮西伯者，崇侯虎也。”
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商纣王大概没见过什么世面，周人进献的一些珍宝美女，就让他犹如刘姥姥进大观园，甚至还惊呼“此一物足以释西伯，况其多乎”，于是不仅释放了姬昌，还赐予征伐之权，最后还告诉姬昌陷害他的人是崇侯虎。
那么，纣王真有这么肤浅吗？从周人营救姬昌的具体手段上说，可能也存在收集珍宝美女献给纣王，或许还有贿赂纣王身边宠臣等，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看《史记》的说法未尝全是虚构。只是，这些属于次因，绝非主因。本世纪初，上海博物馆解读的一批战国竹简（上博简），其中的《容成氏》篇章就改写了认知，揭露了纣王释放姬昌更深层次的政治原因。
《容成氏》是一部失传古文，内容上至尧舜、下至春秋，包括尧舜禅让、大禹治水、商汤伐桀、武王伐纣等重大历史事件，其中也有商纣王释放姬昌的原因：
文王闻之（九国叛商），曰：“虽君亡道，臣敢勿事乎？唯父亡道，子敢勿事乎？孰天子而可反？”纣闻之，乃出文王于夏台之下而问焉，曰：“九邦者其可来乎？”文王曰：“可。”
当时，九个诸侯叛商，身在狱中的姬昌大义凛然地说：“即便君王无道，臣子也不能造反，应该还要侍奉君王。”纣王听说之后，觉得姬昌忠心可用，于是就召他对话，问他能不能让九邦再臣服于商，姬昌回答是“可”，之后纣王释放了姬昌，并给予他征伐之权。
以此来看，纣王释放姬昌的原因，不是美女珍宝，而是让姬昌背负维稳或平叛的政治使命。无疑，这个版本与司马迁说的大相径庭。
不过，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对古书如此，对出土的文献也是如此，《容成氏》中的这一记载细节应该是后世文人伪造，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真相。
首先，“叛商九邦”为丰、镐、郍、邘、 、耆（黎国）、崇等，其中邘国位于如今河南焦作，黎国位于山西长治，距离朝歌都很近，属于商朝核心统治区内的诸侯国，按理说是商朝铁杆同盟。那么，如此诸侯国会不会叛商？即便他们叛商，纣王敢不敢让姬昌来平叛？
崇国原本位于河南嵩山一带，商代时迁徙到了如今西安一带，是夏人后代，夏代《连山易》称：“鲧（大禹之父）封于崇。”崇国是殷商的重要盟友，殷商经营西部的重要支点，甲骨文中有数十条有关崇侯跟随商王出征的记录，晚商时也是殷人制衡周人的重要诸侯国，“崇侯伐周”说明了崇周属于敌对关系。那么，崇国为何在敌对周人的同时，又为何突然背叛商朝？崇国多面树敌的行为让人费解。
其次，姬昌平定叛乱的办法，就是《方世玉》电影中雷老虎的“以德服人”，就通过这四个字，姬昌兵不血刃轻松让九国臣服，其中崇国国君顽冥不灵，姬昌用“以德服人”让崇国百姓抛弃君主而臣服。姬昌的“以德服人”犹如一件无坚不克的武器，轻松让造反的九国再度臣服，是不是觉得不可思议？
显然，所谓的叛商九国，或是姬昌攻打过的商朝铁杆，或是真的叛商诸侯，后人据此拼凑出了“叛商九国”。至于“以德服人”的平叛手段，只是文人美化姬昌罢了，更深刻的原因在于当时战乱频繁，文人这么描述姬昌，本质上是希望当时诸侯向姬昌学习“以德服人”，而不是不停的发动战争，这也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表现。
尽管其中的确存在虚构之处，但结合甲骨文、史料来看，其中也反映出一定的真相。
商朝晚期，随着商王朝实力的衰退，不少诸侯国图谋不轨，其中势力最大的、最先造反的是东夷。甲骨文卜辞记载“商纣为黎之蔸，东夷叛之”，“在十月又二，往征夷方（又叫“人方”，东夷中的一个方国，见下图）”，“在十月，王（纣王）来征夷方，在攸侯喜”，“在三月，来征夷”等，当时商夷战争长期而机烈，纣王甚至多次亲征夷方。《左传》记载“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其实道出了商朝灭亡的真相，不是打过不周人，而是商纣王在东夷问题上消耗了太多的国力。
与此同时，西部周人实力越来越强，在季历（姬昌之父）时就成了西部第一诸侯，到姬昌时实力更加强大。对于纣王而言，周国既是需要防范的潜在威胁，又是不得不用来稳定西部的重要诸侯。于是，纣王在处理姬昌的问题上，就陷入了两难境地：
首先，纣王一旦杀了姬昌，很可能机反周国，导致商朝陷入东西两线作战的境地；一旦商朝同时与周国与东夷作战，商朝必然更难坚持下去。因此，纣王对姬昌一直是囚而不杀，应该是以姬昌要挟周国，让周国投鼠忌器。
其次，周国没有明确造反，而周国又是商朝稳定西部的重要力量，因此当西部一些诸侯造反时，纣王又不得不重新启用姬昌，否则就会面临西部糜烂的局面。笔者认为，西部一些诸侯造反，极有可能是周人策划的结果，以此让西部局势糜烂，让纣王不得不释放姬昌去帮助收拾残局。
最终，纣王两害相权取其轻，认为释放姬昌更利于稳定西部。因此，从商末局势来说，《容成氏》的这一段记载，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只是具体细节不可信。
总之，尽管《上博简·容成氏》并未彻底揭开纣王释放姬昌之谜，但其却折色出了一定的真相，让今人得以一窥当时商周的微妙关系。更为重要的是，与司马迁将纣王释放姬昌，全部归咎于纣王贪图享乐的肤浅原因相比，《容成氏》折色出的原因无疑更接近真相。
值得深思的是，在儒家叙事下，纣王贪图享乐释放姬昌，夏桀贪图享乐释放商汤，夫差贪图享乐释放勾践，而姬昌、商汤、勾践全都击败纣王、夏桀、夫差，儒家对王朝更迭的如此解读为何如此肤浅？
参考资料：《容成氏》、《史记》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