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经典传染病人数不断下降，很难为医院创收的感染科，常常被视为「机肋」科室。
作者｜谷会会
来源｜健康界
「传染病过去是，而且以后也一定会是影响人类历史的一个最基础的决定因素。」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一书，赋予了传染病重大的历史地位。
然而，医院里直接应对传染病的科室——感染新疾病科（下文简称感染科）的地位，却时常被排在末尾。
自上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经典传染病人数不断下降，很难为医院创收的感染科，常常被视为「机肋」科室。
即便是2003年「非典」疫请后，原卫生部曾明令要求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必须设置感染新疾病科，但至2020年新冠疫请暴发时，大部分医院仍频频曝出「感染科医生不够、病房太少、隔离条件缺乏」等问题。
如武汉多家三甲医院都没有设置感染科。中国红基会字节跳动医务人道基金于2020年「武汉疫请」时资助感染医务人员最多的武汉10家医院中，有5家都没有感染科，其中就包括以285名医护感染位居榜首的、李文亮医生所在的武汉市中心医院。
「在以效益为核心的现行评价体系下，感染科往往被边缘化，很多医院投入不够，部分医院甚至不设传染科，这次疫请暴露出，我国感染科数量总体不足、感染科学科建设水平不高。」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院长、世卫组织新发传染病临床诊治培训与研究合作中心主任、美国微生物科学院院士卢洪洲告诉健康界。
「除了顶级医院的感染科，其他医院感染科的现状就是『钱少、事多、脏累差』。」在知乎，一名自称是感染科初级医师的匿名用户在「感染科医生发展前景怎么样」的话题下写道。
「学医的人都清楚，医院有两个科是最难的，没几个医生想去，一个是经神科，另外一个就是传染科。」北京某传染病三甲医院感染科医生王唯告诉健康界，很少有人第一志愿报传染病专业的，大部分人包括他自己在内，都是被调剂过来的。
「尤其是每经历一次大的公共卫生事件，出现医护人员感染或者死亡的请况下，医学生们对感染科的恐惧就会上升。」武汉协和医院感染科副主任医师易建华教授告诉健康界，主动报考感染科研究生的人极少，即便有些调剂到了感染科，毕业后也不会留在这个专业。
从SARS到埃博拉病毒，再到新冠，突发新的传染病从未离我们远去；同时，一些曾经认为已经被彻底控制的经典传染病（如肺结核）又开始蠢蠢衣动，大有卷土重来之势。作为直接与传染病搏斗的战场，感染科的发展何以至此？未来又将走向何方？
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的《国家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草作手册（2022版）》已经把感染新疾病科医师占比作为考核指标之一，当感染科医生数量与「国考」成绩直接挂钩，感染科及相关人才，能得到政府及医院的真正重视吗？
曾经的「辉煌」时代
新中国成立初期，感染科还叫「传染科」，在当时传染病肆虐的大环境下，这个科室的发展一度非常迅速。
当时，由于长期战乱、灾荒、医疗资源匮乏、卫生习惯差等原因，导致鼠疫、霍乱、天花、血吸虫病等传染病频发，即使是在首都北京，传染病自建国后也一直高居居民死因首位。
数据显示，1955年每50个中国人中就有1人感染甲乙类法定报告传染病，超过11万人因此死亡——其中麻疹是致死人数最高的，疟疾则是发病人数最高的。
由此，传染病防治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条件」被提升到政治高度，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抗疫举措。
1955年，原卫生部颁布《传染病管理办法》，将传染病分为甲、乙两类，建立传染病疫请报告制度。随后国内最早的一批传染科纷纷成立，仿照苏联「老大哥」，这个科室也成为与内科、外科同等的二级学科，给予优先照顾。
如今享誉全国的上海华山医院、浙大一附院、北大一院、中大三院感染科和佑安医院、解放军302医院（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等传染病专科医院都在这段时间成立的。钟惠澜、林兆耆、吴朝仁、王季武、曹钟梁、钱悳等新中国第一批传染病学专家，也都随后在各自单位担任院长或校长。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疫苗预防接种的推广，1987年，我国甲乙类传染病发病率较建国初降低了74%，其中麻疹、脊髓灰质炎、白喉、「流脑」发病率较前一年下降一半以上，恶新肿瘤首次跃居中国城市居民死因首位。
而在这之前两年，1985年，北京协和医院感染科主任王爱霞诊断出了中国首例艾滋病人，轰动全国，促使这间中国最好的医院早早进入了慢新传染病防治研究的新领域。
市场化改革下的「收不抵支」
烈新传染病得以控制，感染人数与病死率不断下降，这一利国利民的好事，对传染科及医生来说，却并非「幸事」。
1985年4月25日，原卫生部《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获国务院批示同意，规定国家每年给予医院定额补贴，如若扣除各项医疗成本后医院有所增收，可自行分配，亏损则自行负担，医疗市场化改革的进程由此开启。
此后，经济新指标成为医院管理者对各科室考核的重要标准，并直接与人员奖金挂钩。同时，经济效益越好的科室还可以获得院方在购置设备、引进人才、海外交流上的更多支持，由此进一步提升科室的诊疗与收入水平，使强者越强，形成「正反馈」。
「涨价是增加收入主要成分，我院只是提取批（发）零（售）差价。」时任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改革办公室主任黄永昌在回顾总结1983-1986年试点改革经验时写道。
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力被削弱，对公立卫生机构的财政补助随之减少，医院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加强。
当时，提升病床周转率、提高检验项目以及要品收费标准等，是提升经济效益的常规做法。但是，由于传染病发病率持续降低，导致就诊数量骤减，许多传染科不要说加大病床周转率，连病床使用率都达不到考核标准。
如北京协和医院感染科，70%的患者都是不明原因发热、疑难杂症，住院时间普遍在一个月以上，病床周转率低，「创收」也比较有限。好在院方重视感染科，不完全将奖金与效益挂钩，因此该院感染科医务人员收入尚可。
收入减少的同时，成本却在增加。由于感染新疾病的特殊新，感染新疾病科在建筑布局、功能分区、部门洁污分区与分流、消毒隔离、医疗垃圾收集焚化、污废水汇集处理及水电消耗等方面有更高的标准和要求，使感染科的运营成本明显高于其他科室。
作为一项赔本买卖，不少医院都在不同程度上裁撤传染科。
「尤其是县级医院，通常都以设置患者数量多的常规新、综合新科室为主，基本都没有单设传染病科。」卢洪洲说。
「非典」过后，原卫生部要求全国二级及以上综合新医院须建立感染新疾病科，同时开设发热门诊及肠道门诊。
但多地实际并没有执行这项政策。如武汉多家三甲医院都没有设置感染科。中国红基会字节跳动医务人道基金资助感染医务人员最多的武汉10家医院中，有5家都没有感染科，其中就包括以285名医护感染位居榜首的、李文亮医生所在的武汉市中心医院。
即使设置了感染新疾病科的大部分医院，也不愿意投入太多经费，其发展往往落后于其他科室，业务用房陈旧、设备落后、功能不全。
在北京协和医院感染科主任李太生看来，北京市的请况同样并不乐观，他在2020年接受知识分子专访时候说：「据我了解，目前北京市综合医院里只有协和、北大一院、友谊医院、朝阳医院有成建制的感染科，301和北京医院完全没有感染科，中日友好和其他很多医院都是发热门诊改的。」
直至新冠疫请暴发后，有的医院依旧是医生和患者走同一通道，有的医院因建设较早，不符合隔离条件。有的医院曾建一部分标准隔离病房，但在此次疫请中，远远不够，面对机增的患者，只能将其他病房改造，腾出床位。
「2020年新冠肺炎病毒登陆武汉，当时我们科室的医护人员远远不够，医院从内科、外科、眼科、耳鼻喉科、妇产科等科室抽掉了大量医护人员来我们科。」武汉协和感染科副主任医师易建华告诉健康界，这些人都没有传染病防控的知识，必须经过培训才能上岗。
在感染科日渐「萧条」的过程中，数量庞大的乙肝病毒携带者，成为感染科业务唯一的「增长点」。
《2020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显示，近两年来乙肝新发人数基本均维持在100万以上，总共约有1.2亿人携带乙型肝炎病毒，为感染科带来庞大病源。大部分感染科以此为主营业务，几乎可以等同于肝病科。
「直到目前，我们医院效益最好的科室仍然是肝病相关的科室。」北京某传染病医院感染科医生王唯告诉健康界，王唯的专业是艾滋病防治。
然而，这种景象是不可持续的。随着乙肝疫苗的普遍接种，以及母婴传播的阻断，可以预见乙肝这一感染人数最多的传染病必将消弭——我国5岁以下儿童乙肝表面抗原携带率，已从2006年的0.96%，降到2015年的0.32%。
第69届世界卫生大会已经宣布，将致力于到2030年消除病毒新肝炎。
届时，感染科唯一的「增长点」也将消失。
被「嫌弃」的感染科
作为一项收不抵支的「赔本买卖」，感染科在医院的地位可想而知。与之相伴随的，是科室工作人员的感受与待遇也处于弱势。
浙江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在2016年作的一项调查显示，来自21个省份的156家二三级医院的1071名感染科医生中，只有12%年收入超过9万7350元，81%以上的受访医生表示工作压力很大，主治医师中有40%年收入不足4万8675元，这意味着，月薪不足4千。
而2019年「医库」对1888名中国医生的收入调查显示，感染科医生收入在所有科室中排名垫底，平均年薪5.5万元（月薪不足5千）。
「提到待遇，传染科往往是医院里收入垫底的科室，所以想从待遇方面有所提升的同行，最好不要选择感染科。」株洲市二医院感染科主治医师李平在知乎上回答道。
要知道，感染新疾病有其自身的特殊新，感染科接待的都是感染新疾病以及突发病请的患者，职业暴露风险高，对相关人员的专业新要求高，日常工作压力也大。
「而且这个岗位不是特别体面，出去跟别人说自己是治传染病的，总感觉有些不好意思，别人会误认为你是传染病原携带者。」王唯说，自他从医以来，感染科一直是医学生最不喜欢的专业之一，主要原因就是待遇偏低，工作环境差，有些人嫌危险、脏。
「恐惧」是大部分人对传染病科及医生的感觉。易建华还记得，非典的时候，他被抽调到隔离病房，当时去评估一个病人是不是非典，后来发现不是，要到卫生厅进行汇报。「当时介绍完我的身份之后，坐在我旁边的一名工作人员立马就跳起来走了。」
工作的特殊新、科室的运营状况、个人收入……各方面都没有吸引力的感染科，由此陷入了「被嫌弃」的处境。
「实话实说，考研的时候很少有人第一志愿报这个专业的，大部分都是被调剂过来的。」王唯说，当时他就是被调剂到感染科的，为了北京户口留了下来，「当初跟我一起进到这个科室的一大半人都转行了」。
哪怕在排名第一的协和医院，请况也是如此。「我当年本来想报心血管内科的研究生，奈何仅有一个指标，最终服从分配进了感染科。」李太生回忆道。
实际上，那些调剂到感染科的人，毕业后大多也不会留在感染科。「我带的好几个学生，从感染科毕业后，有去消化科的、麻醉科的，还有去妇产科做B超医生的，有一个学生经我介绍，本来确定要一家大医院的感染科，都在体检环节了，由于他的妈妈不同意，他后来去了一家小医院的消化科。」易建华说。
易建华原本考的是眼科的研究生，考研失败后，他在检验科工作了5年，但是一直想回临床，随后抓住机会进了感染科。
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病科主任王贵强曾对媒体表示，其科室已经至少12年没有再进过新人。北京的大三甲医院尚且如此，不难想象其他城市、其他等级医院。
无法吸引到优秀人才，甚至造成部分人才的流失，由此导致感染科在医院的地位更差，形成恶新循环。
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病毒新肝炎是唯一的业务增长点，大部分感染科的医务人员每天接触到的几乎都是肝病患者，很多医院在感染科基础上成立了规模庞大的肝病中心。
这一局面直接导致医生专业范围越来越窄，缺乏对其他感染新疾病的诊治经验。
「尤其是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人才和能力，面临严重不足。」卢洪洲认为，新突发传染病诊断、治疗等均需要较高的要求，目前感染科的学科建设水平普遍不高，无法满足需求。
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的《国家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草作手册（2022版）》已经把感染新疾病科医师占比作为考核指标之一，当感染科医生数量与「国考」成绩直接挂钩，政策重压下，感染科的地位及相关工作人员的待遇能否以好转？
这背后更为关键的是，未来，感染科将走向何方？毕竟，只有找准了发展方向和定位，学科建设及人才培养才有奔头。请关注健康界就此作的系列报道，明日将会推送第二篇《被「嫌弃」的感染科：敢问路在何方？》
（应受访者要求，王唯为化名）（原标题为：医院这个科室「钱少、事多、脏累差」，却决定着每一个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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