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迪是一名癌症生物学家,发表这两篇论文时还是史帝夫 · 杰克逊(Steve Jackson)剑桥实验室的博士后研究员。而杰克逊是 DNA 修复和 DNA 损伤信号传导研究领域的先驱,也是两篇论文的作者之一,这些研究目前已经被引用了数百次。
医学实验数据造假还会影响临床判断,更有甚者会危及患者新命。2014 年,美国科研诚信办公室(ORI)发布报告称,癌症研究专家安尼尔 · 波帝(Anil Potti)至少在 9 篇研究论文中使用了虚假的研究数据。他更改了病人不良反应的数据,使指标看上去更加经确。
由于波帝的研究在生物标记指导癌症治疗领域是基础新的,丑闻直接导致大量相关项目遭到了影响,诸多参与波帝试验的临床病患起诉了杜克大学。
除了败坏学术风气、影响临床判断之外,国家投入的财政资金也会受到极大的损失。美国科研诚信办公室 2009 年的报告显示,美国 2 名肾脏研究人员涉嫌谎报动物实验方法、伪造实验数据,涉及过去 8 年来共 16 篇论文和多篇基金申请。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高达 2300 万美元的资助打了水漂。
科研需要用事实去求证,无论证真还是证伪,尊重事实、尊重数据都是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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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来源:Science 截图
参考资料:
[1]D.L. ROSENHAN, On Being Sane in Insane Places, Science, pp. 250-258. /DOI: 10.1126/science.179.4070.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