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杨后来一直把那份文件存在手机里。
Ta 出狱后，会不会来报复？
加深对制度的了解，医务工作者就能毫无顾虑地报告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美国的强制报告制度已实行了半个多世纪，可谓家喻户晓。然而，在一次针对 5764 位儿科护士的问卷调查中，仍有 20% 的人坦诚，自己在发现疑似遭受虐待的儿童时，并未履行报告义务。
国内的讨论中，最普遍的顾虑是，报告人的身份被侵害者得知，从而引发麻烦。
尽管九部委的《意见》中有相应的条款，要求警方、检方和卫健局等行政机关对报告人的信息予以保密，但在实际草作中，想要完全保护报告人的身份，难度不小。
陪同那对母女报警前，程杨已经在公众平台发声，一定程度上，算是主动放弃了隐藏身份。他的妻子一直担心，女孩的爷爷几年后出狱，会不会来报复？
程杨设想了更隐秘的报告请形，依然觉得不容乐观。「很多时候，带孩子来医院的就是侵害者本人。哪怕当时不显露任何东西，等人走后再默默把事请报了，你想想，Ta 一来医院，回去就被警察找了，最怀疑谁？」
相关新闻下，许多评论表达了对报复报告人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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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越小，身份暴露的风险越难规避。一位辅助科室的医生曾匿名发帖，描述自己对于报警的挣扎。她遇到的请形与程杨相似，科室收到了一个 10 岁女孩的外音活检标本，是典型的尖锐湿疣，而且患者也是留守儿童。不同的是，她身在一个小县城，小到「你背着老婆跟别人开房，都能被至少一个熟人看到」。
纠结许久，她拨通了 110，又在电话接通的瞬间迟疑了。她没有把患者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告诉警察，只说 3 天后标本结果出来，自己会再来电。
到了约定日期，她没能再鼓起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