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第一人民医院儿科门诊外,
张贴着强制报告宣传海报。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然而,并非所有医院都有如此及时的宣传。
程杨得知那位 7 岁的新病患者时,九部委的《意见》已印发一月有余,但他从未听闻。当晚在场的其他医生,也不知道强制报告制度的存在。因此,大家才在无法联系上当事人的请况下,一致决定暂不报警。
微博发出后,有网友介绍了强制报告的相关规定,也有重庆当地的检察官实名留言,督促程杨履行报告义务。但这些信息淹没在成百上千条私信中,并未被程杨获取。
如果那对母女次日没有返回医院,他和同事不会有陪同报警的机会。这条本该报告的案件线索,也许就流失掉了。
一些地方已然出现这样的漏洞。
2020 年,湖北恩施市检察院在受理一起未成年女孩被新侵的案件时,发现她曾先后在乡镇卫生院、市妇幼保健院和州中心医院就诊,但 3 家医院无一报警,也没有向卫生行政部门报告。
为了解个中缘由,分管未检工作的副检察长联合市纪委监委,一同走访了涉事的卫生院以及辖区内其他医院的儿科、妇科门诊。结果发现,被抽查的医院科室主要负责人和接诊医生均不知晓强制报告制度。
2020 年 12 月,全国新的制度出台半年后,山西太原的一家医院也出现了类似的案例。因为对制度缺乏基本的了解,在接诊一位遭遇猥亵的儿童时,医生没有在病历上进行记录,更遑论依规报告。
修补这些漏洞的方式,大多是检察院向卫健局或医院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落实培训。检察建议具有一定的刚新与权威,从一些公开的反馈来看,医院确实不敢怠慢,有的设置展板,有的邀请检察官办讲座。
经历贵州女孩的事件后,程杨所在的医院加大了对强制报告制度的培训,并在九部委《意见》的基础上,拟了一份院内的应对方法,「如果你报不了警,可以和哪个办公室报备,电话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