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杨设想不出理想的保护机制，他觉得「至少应该做好全民普法」，如果人人皆知，这是医务工作者必须尽到的义务，而非「多管闲事」，也许他们的处境会好很多。
「就像警察抓坏人，这是 Ta 的工作，人们不会因此去报复警察，除非那种特别极端的。」
二次伤害的隐忧
还有一些顾虑是从被害儿童的角度出发的。没人愿意看到，自己的报告行为在给孩子带来益处前，先带来伤害。
去年，威海医生强制报告 10 岁女孩被新侵怀孕的消息登上热搜，评论中不乏这样的担忧： 侵害者会不会因为惧怕医生报警，不敢送医或给孩子转院，从而贻误治疗？
现实中确实出现过这样的案例。2020 年 4 月末，黑龙江的一位 4 岁女孩由于长期被父亲和继母虐待，住进 ICU，挣扎在死亡边缘。根据后续报道，月初时继母就曾带女孩到医院治疗，接诊护士报警后，「（继母）就跑了，没在医院停留」。几天后，她们出现在了约 60 公里外的另一家医院，几乎换了座城市。
另一方面，案件受理后也有二次伤害的隐忧。
程杨真切地目睹过被害儿童面对询问时的局促与抗拒。警察向那位贵州女孩了解请况时，他和首诊的女医生也在场。询问持续了很久，「问她什么，她都不说」。一旁的母亲难掩焦急，「老是在凶她，她就更不想说了」。
在医院的相处，使女孩对两位医生建立了一些信任。他们协助做了安抚和引导，「慢慢地跟她说说，有时她还有一点回应，至少完成了笔录」。程杨记得，最后女孩只是以点头、摇头的方式来肯定或否定某些事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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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减少询问时的二次伤害，我国正在推行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询问制度。相关规定最早出现在 5 年前的文件中，而制度建设的起点，则是 2019 年 2 月，最高检将其写入检察改革工作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