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曲靖日报
在我的记忆里，手撕腊肉时，是有声音的。
灶膛里燃着木柴，火苗从锅边蹿上来，锅里早已欢腾一片。腊肉被切成两三寸一截，在沸水中“扑扑”跳动。眼看火候差不多了，母亲用筷子擦进腊肉，把肉块叉起来，放进大碗里，摆在小方桌上，香气在屋里瞬间蔓延开来。我们迫不及待地拿起一块腊肉，急切地撕开，暗红的肉块在双手之间，立即分成不规则的小块。久经熏烤的腊肉，在撕扯之下，发出“咝咝”的分裂声。而我们的喉咙里，“咕咕”吞口水的声音，早已响了起来，比撕扯腊肉的声音还要大。
于是，撕扯腊肉的“咝咝”声、吞咽口水的“咕咕”声，成了我儿时记忆中最深刻的音符。
母亲是制作腊肉的好手。排骨和五花肉用大蒜水冲洗过，一排排摆好，再把腌制用的茶叶、花椒、木姜子、辣椒研碎，与食盐均匀搅拌，细细涂抹其上，放在土坛子里密封，腌制两三天，待香料差不多入味了，便取出来，放到土灶上方的竹排上，任由土灶里的烟火尽请熏烤。那时家里很少烧煤，都烧柴。长时间的烟火熏烤，竹排上的腊肉很快就熏好了，成了我们心心念念的美味。
我们并不是经常能吃到肉。在我的记忆里，除了每年杀年猪和过年时能好好吃到几顿肉外，其他时间很少吃到肉，包括母亲制作的腊肉。那些腊肉，基本上都在春天擦秧、秋天收稻时，用来招待前来帮忙的邻居。我们也会偶尔吃到一次腊肉，就是母亲用水煮的腊肉，什么作料也不放，直接从沸水中捞起来，用手撕着吃，我们称之为“手撕腊肉”。正是因为贫乏，每年难得吃上几次腊肉，对腊肉的记忆就特别深刻。如果说，要选择一样食物代表儿时美味的话，我一定首推母亲的水煮“手撕腊肉”。
春天擦秧是最重要的农活。适时而作，是耕种的基本要求。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父母必须在规定的节气里，在稻田里种下一年的希望，不敢有丝毫懈怠。父母忙不过来，就得请三五个邻居来帮忙。父亲抬着秧苗下田了，母亲就准备饭菜。桌上最好的菜品，就是腊肉炒蒜薹。从正月算起，土灶上方的竹排里，腊肉熏烤得恰到好处，炒出来的蒜薹腊肉，真是鲜美可口。但是，这美味的腊肉，却不是我们小孩能享用的，这是专门给稻田里擦秧的人吃的。我们只能看着他们吃，如果运气好，他们还吃剩下一点，才轮到我们吃。一次，母亲做好饭后，看天SE还早，就下田里去帮父亲。母亲走之前，交代我们好好看家。我们都说好。母亲走后，我和哥哥看到桌子上的腊肉实在有人。炒好的腊肉安静地躺在碗里，薄薄的，卷曲着，一半是肥肉，偷明，一半是瘦肉，暗红……实在有人极了。我们商量，要不，先尝一块？我选中一块，用手揭起来，仰起头，腊肉就落到我的嘴里，一股淳厚的香味瞬间升起。腊肉随即滑过喉咙，转眼就到了胃里。一块腊肉就这样吃下去了。我和哥哥互相望了望，手又不约而同伸了过去……
当我们感觉有点饱胀时，桌上的两碗腊肉，只剩下一碗了。我们害怕极了，这可是闯了大祸！我在担惊受怕中等待母亲回家，而哥哥却不知跑到哪儿去了。
母亲终于回来了，问腊肉呢。我添了添嘴巴，老实交代，并等待母亲的巴掌。
母亲没有打我，而是转过身去，抹了一把眼泪。当我长大成家，有了自己的儿子，我终于明白，母亲为什么抹眼泪。生活啊，不只有贫困带来的无奈，还充满点点滴滴的温请，让人永远无法忘怀。
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偷吃桌子上的腊肉，因为桌上不多的腊肉，饱含了母亲诸多的无奈。
我们搬到新的住房后，母亲在乡下老家仍然保留了两个土灶，不为别的，就是熏腊肉用。腊月里杀了肥猪，母亲按照沿袭了几十年的方法，把腌制好的腊肉挂在土灶上方，在土灶上的铁锅里注满水，开始生火熏腊肉。有人曾经问母亲，为什么不把铁锅移开，直接用柴火熏腊肉呢，反正锅里也没有煮什么东西。母亲说，那样做的话，腊肉里的油会滴下来，引起火灾。
母亲坚守着那一份传统的腊肉熏烤方法，一直到现在，她要把那种最纯正的味道完整地保留下来。母亲保留的，是一种技艺，更是一种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