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陕文物盗案，常常令人瞠目结舌。1993年8月，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发生一起盗墓案，位于底张乡的北周武帝孝陵被盗。
盗墓贼眼光极毒，盗走周武帝皇后阿史那氏墓内的金凤冠等各种头饰、首饰。更重要的是，还有一方“天元皇太后玺”金印。1996年6月,渭城公安分局文物派出所完整地缴获了被盗珍贵文物，其中包括这枚“天元皇太后玺”。
“天元皇太后玺”
天元皇太后玺
此玺通高4.7厘米，边长4.45×4.45厘米，为麒麟钮。玺钮与玺台系铆嵌在一起，重802.56克。印文为朱文（阳文），分布二行，每行三字，标志着北周官玺制度的改变（秦汉以来，流行的方形官印多为音文），同时也说明此玺需钤盖在绢帛之上。
此玺在印学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是研究从秦汉音文铸造官印转向隋唐阳文盘条官印的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传）唐阎立本《历代帝王图》 局部
宇文邕画像
“天元皇太后”是北周武帝宇文邕的皇后阿史那氏，据说，周武帝为迎娶这位皇后颇费了一番周折。阿史那氏是当时突厥可汗的女儿，可汗原本答应将女儿许配给周武帝，后来又后悔了。周武帝即位（公元560年）以后，多次派人前去迎亲，都无果而返。公元565年，周武帝派大臣率120人的迎亲队伍浩浩荡荡再次迎亲，可汗一拖再拖，迟迟不肯答应。
武德皇后墓志盒盖拓片
武德皇后墓志拓片
迎亲队伍苦苦等了三年，直到公元568年，有一次天气突变，雷电交加，大风吹坏突厥人居住的帐篷，可汗以为是遭到天谴，才以礼送女儿随使者归周。阿史那氏嫁到北周后，被封为武德皇后。史书对这位武德皇后的评价是：后有姿貌，善容止，帝深敬焉。至此，从周武帝即位迎亲算起，为娶阿史那氏他前后整整花了八年时间，当然一方面是为了加强联盟，统一北方。
北周、北齐与突厥的位置关系
公元578年，周武帝驾崩，周宣帝即位，尊武德皇后为皇太后，不久，宣帝不堪隋国公杨坚威B，传位于太子，即周静帝，宣帝自称“天元皇帝”，尊皇太后为“天元皇太后”。盗墓者所盗的“天元皇太后玺”金印，正是阿史那氏在孙子当政时期使用的信物。
孝陵
隋朝开皇二年（582年），天元皇太后去世，年三十二。与宇文邕合葬孝陵，谥号武成（墓志作“武德”）皇后。
武德皇后阿史那氏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突厥族的皇后，“天元皇太后玺”金印是史上最早的皇太后金质印玺，现珍藏于陕西咸阳博物馆，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它不仅见证了突厥人和鲜卑人政治联姻的历史，还见证了阿史那氏历经三代君王的辉煌一生，弥足珍贵。
从“皇后之玺”到“天元皇太后之玺”
迄今仅存的两件皇后、皇太后玺先后都在陕西发现，打破了隋唐之前帝后玺出土的零记录。千百年来颇费猜详而依然云遮雾障的帝后玉玺、金玺，终于显露真身。这两件玺印的发现，直接向我们偷露出有关秦汉南北朝帝、后玺印制度的若干重要消息。
皇后之玺
西汉帝后玺制与乘舆六玺
先是1968年，咸阳渭河北源上的韩家湾狼家沟发现的“皇后之玺”玉印（图1），消息一经报道，即引起了玉玺归属的讨论。一种意见据其发现地近长陵而推断为吕后之物（秦波《西汉皇后玉玺和甘露二年铜方炉的发现》）。另有学者则认为玉玺系偶然捡获，没有考古学上的证据说明它和吕后有关，但肯定其时代为西汉文景至武帝前后（王人聪：《新出历代玺印集释》）。
皇后之玺（图1）
现在看来，此玺的时代还可追溯至汉初。近年虎溪山沅陵侯墓出土的“吴阳”玉印（图2），时代下限为文帝后二年（前162），上限可在高后时期，其文字体式及琢治风格与之相比，颇为接近，说明汉初玉印的工艺已经成熟稳定；玺文与高祖卒年前后所颁制的“高寝丞印”封泥文字比较（图3），亦不至为晚。再与陈介祺旧藏秦“皇帝信玺”封泥相衡（图4），除有无界格之别外，印文更为近似。而且，“皇后之玺”为累世传授之物，不为某代皇后专属，故从逻辑上分析，它的制作，也当在立国之初。那么，此玺曾为吕雉所佩,也是完全可能的。
吴阳（图2）
高寝丞印封泥（图3）
皇帝信印封泥（图4）
“皇后之玺”的重要新在于串连起陈介祺旧藏“皇帝信玺”封泥以及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文帝行玺”（图5）与古籍记载等一组史料，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秦汉帝、后玺的实际请形。
关于汉皇后玺的质料,在卫宏《汉旧仪》中有一段前后相抵牾的记载，历来难以疏通，但论玺印制度的学者却无法回避：
皇后玉玺，文与帝同。皇后玉玺（《汉官旧仪》作“皇后之玺”），金螭虎钮。
既称玉玺又云金质，显然是矛盾的。再看前后起句重出，也不合古今语言习惯。同书前面记述皇帝玺的文字是这样的：
皇帝六玺，皆白玉螭虎钮，文曰“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凡六玺。
《隋书·礼仪志》记载北周皇后玺：
皇后玺，文曰‘皇后之玺’，方寸五分，高寸，麟钮。
比较起来不难看出，《汉旧仪》有关皇后玺的文字似有TUO讹。
现在发现的皇后之玺，明确了是白玉螭虎钮，那么“金螭虎钮”当是传讹或者后人妄改。而相比之下，《汉官旧仪》作“皇后之玺”，则比较合乎此例。全句显然另有TUO漏文字，现在的实际请况似乎是：皇后玉玺与帝同，文曰“皇后之玺”，玉螭虎钮。
皇帝六玺没有实物传世。现在有“皇后之玺”的出现以及它的质料、钮式与《汉旧仪》记载的皇帝玺相同，可知在汉代它们处于同一等级上，那么，形态也应该相去不远。
文帝行玺（图5）
首先，乘舆六玺的存在因此得到间接的证实。前引《汉旧仪》载六玺之名目，与“皇后之玺”相对应的“皇帝之玺”必不可少；在封泥中已发现了“信玺”，南越王墓又出现“行玺”，则其他“天子”诸玺也当可信。“文帝行玺”本身虽不属皇帝，但它却是赵眜僭制称帝而仿照中原朝廷帝玺所作，印式也是依据秦制，所以它保存的正是秦代皇帝行玺的大致面貌。
施加田字界格的官印，是秦制的标志，入汉即已废用，这一点通过对近年西安相家巷发现的秦封泥以及汉初封泥、印章的断代研究获得了进一步明确。因此过去游移未决的“皇帝信玺”的时代，现在已可尽释疑虑。那么，又可证明皇帝六玺之制的确是始创于秦。
但除了所谓“传国玺”之外，秦皇帝六玺以及皇后玺似乎并不为汉代袭用，以后历朝恐怕也是如此。西汉建立，百官印即不见界格，帝后玺如果仍用旧物，则现在见到的皇后玉玺也就当是如同“皇帝信玺”那种秦界格印式。所以《南史·孔琳之传》载孔氏所说“汉用秦玺，延祚四百”，自己先已指出系谓“传国之玺”，而非指乘舆六玺。后世如晋、刘宋等地乘舆六玺史书记载皆称“秦制也”，均是指因循秦六玺的名目和形制的主要方面，至于制作新玺，仍是立国的要务。《宋书·礼志》就记载了吴制作六玺之事：“吴无刻玉工，以金为玺，孙皓造金玺六枚是也。”《隋书·礼仪志》也记载了北齐、北周与前朝有所不同的帝、后玺制，显然都需重新刻制。
天元皇太后玺
北朝官印变革与隋唐印制的渊源
北朝的印制，以史籍记载和传世实物相互印证，已有种种蜕变的现象。1996年8月北周武帝与武德皇后合葬陵被盗，所出“天元皇太后玺”（曹发展：《北周武帝陵志、后志、后玺考》）（图6），不仅钮制造型奇异为前所未见，其印式亦焕然一新，此印的面世，引起我们对北朝帝、后玺以及整个官印制度转变问题的重新思考。
天元皇太后玺
北朝帝、后玺在此之前只能从有限的史籍记载中获知梗概。《隋书·礼仪志》说“河清中，改易旧物，著令定制”：天子六玺中，皇帝行玺、之玺、信玺并白玉为之；天子行玺、之玺、信玺并称黄金为之；又有传国玺，白玉为之；督摄万机印，以木为之，作“腹部隐起篆文”。其中偷露北齐帝玺出现了玉、金、木三种质科，还有“隐起”的阳文印式。关于帝后玺，同书又载北齐“皇太后、皇后玺并以白玉为之，方一寸二分，螭钮”。北周的请况是，皇帝六玺皆白玉为之，螭兽钮；皇后玺，方寸五分，麟钮。则北周在质料、尺寸等方面又略改齐制，且帝、后的钮式已出现差别。只是这些记载，向无任何印记或实物的印证。
“天元皇太后”即北周武帝宇文邕之武德皇后阿史那氏，《北史·周本纪》载宣政元年（578）宣帝即位，尊阿史那氏为皇太后，次年改“尊皇太后为天元皇太后”，大象二年（580）宣帝为杨坚杀死。则此玺的制作年代十分明确。
“天元皇太后玺”是专属阿史那氏的尊号玺，它又不同于袭用的“皇后之玺”，因而用于随葬是毫不奇怪之事。况且阿史那氏死于隋开皇二年（582），此时也不可能再做一枚前朝金玺为其殉死。再审其印文，与隋印风格亦截然不类。从这几方面考虑，此玺只能是阿史那氏生前所受的太后印玺。
此玺为金质，这一点与前引《隋书》记载北周皇太后玺的质料有所不合。根据上文所揭示的北齐、北周两朝帝后玺的制度变化，以及传世百官印实物中所反映出来的迹象，可以认为北朝末年的官印定制实际上是处于一种动态的稳定，《隋书》记载并不能完全体现实际的变化。我想此玺所反映的质料改变不是一种偶然现象。隋的制度多与北周衔接，《文献通考》记隋制皇后为金玺，《新唐书·车服志》载：唐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皇太子及妃玺皆金为之。按照以玉为尊的规格，则此时太后、皇后的印制等级有所下移。那么隋唐之制正式承接了北周使用金玺的变革，反过来说，北周末年帝后改用金玺，成为隋唐制度的渊源。
“天元皇太后玺”的钮式，据报道称为“天禄钮”。观其形态，此所谓天禄实际上即是古人所称的“麟”类。那么，它与前文引《隋书·礼仪志》的记载却是一致的。这是官印实物中一种前所未见的钮式，它在汉晋传统的螭、龟、鼻钮为主干的钮式等级体系之外，由于帝、后之间别创出一种等级标志，因此，实质上是等级标志的细化，它与质料的降格正好是相对应的，因而具有制度含义而非随意而为。南北朝的武职官印，诸多新的钮式题材也在衍生。这应当视为南北分割，政权频繁更迭，各民族文化相互融汇的背景下产生的制度变异。只是这一趋势由于隋的统一而告中断，官印的钮式转向以简朴便利为主的发展方向。
北周官印的形态为隋代所接纳，还包括此玺所出现的阳文印式和印文作两行排列的章法，以及印面增大的新格局。这几方面的改变，过去一直认为始自于隋。“天元皇太后玺”印面为纵4.45厘米、横4.55厘米，这个数据，如果忽略手工制作难免存在的误差，按北周市尺的实际长度，正合“寸五分”的标准，可见是合乎当时印面大小规则的。入隋，官印则更为益大，这也是此玺的制作不能在阿史那氏身后的又一理由。
官印改刻阳文，在此前已见一例。1982年陕西汉音县东坝村农民在河中淘金时发现一枚“卫国公印”（徐信印、张苏云：《陕西汉音出土“卫国公印”》）（图7），据《周书·文闵明武宣诸子列传》，宇文直于武成初以秦郡公进卫国公保定元年为雍州牧。又，独孤信曾于北周孝闵帝时进封卫国公。唐贞观十一年李靖亦封卫国公。但此印钮式与文字均有别于唐印，当属北周之制。
“天元皇太后玺”的发现，使得“魏国公印”不再是孤证，也与史籍中北齐时已使用“隐起篆文”的记载相呼应，可有力地证明阳文大型官印在北朝后期已经肇始。而北周官印的明显增大，又是在北魏、北齐逐步量变基础上的进一步突破。这是长期渐变导致的结果。揭示了这样的演化轨迹，秦汉印制向隋唐印制的转变才合乎历史的逻辑。
官印变大和改作阳文是隋唐官印制度最根本的形制标志。它顺应了纸张普遍使用，而由封泥时代转入钤朱时代的客观要求，从此奠定了封建社会中后期官印的基本形态，而此一转变的初形，即始于北朝后期。这是由“天元皇太后玺”等实物资料发现所带来的印史研究范畴内的一个新结论。
皇后之玺
天元皇太后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