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49年，唐太宗李世民驾崩，葬于昭陵，昭陵是借着九嵕山这样一个自然山体来建造的，非常巨大，是人工修建的秦始皇陵以及唐高祖李渊的献陵所无法相比的。昭陵本来是太宗为故去的长孙皇后而建造的，后来太宗死后自己也葬在了这里。
皇帝平时在皇宫的御座上或是举行仪礼时，都是面朝南，因而死后的陵墓也都是面朝南，埋葬高宗和武后的乾陵也是面向南方。在昭陵，很多皇子和臣下的陪葬墓也都在山陵的南侧，而最重要的设施——北司马门却在山陵的北坡中部。同时在该处还有根据太宗的命令而设置的六匹马，即在太宗创建唐朝时，与他南征北战立下汗马功劳的六匹爱马的石雕。另外还有高宗命令雕凿的、太宗时代臣服于唐的十四位诸蕃君长的石像，分别陈列在左右两边。这些诸蕃君长之中，最为忠诚的是突厥王族阿史那社尔。他在太宗死后曾要求以身殉葬，但高宗下敕不许，为此雕凿了阿史那社尔的石像作为代替品放在了昭陵。
另外，突厥诸国君长的石像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当地残存的只是附有铭文的七尊石像的基座，仅有部分残块保存在昭陵博物馆内。但是根据史料记载，这十四人的姓名、国籍都很清楚，太宗面北接受十四国君长的朝见。这在传统中原王朝的立场上来看，是一个很反常的现象，但如果从太宗作为“天可汗”这一角度来考虑的话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太宗的大敌都来自北方，所以太宗要站在昭陵，面北接受来自草原、西域等国君长的朝拜。
在十四个人当中，立于东侧的有：突厥的颉利可汗、突利可汗、阿史那思摩、阿史那社尔四人，加上新罗女王金真德、安南林邑王范头黎、印度王阿罗那顺，一共七个人。站在西侧的是薛延陀的真珠毗伽可汗、吐谷浑的乌地也拔勒豆可汗、吐蕃的第一代赞普松赞干布、高昌王麹智勇、焉耆王龙突骑支、龟兹王诃黎布失毕、于阗王伏阇信七人。
在上述十四人中，有七人是雄踞中国北方和西方的游牧国家或半农半牧国家的领导人，四个人是西域绿洲城邦国家的王。新罗则被唐朝视为活跃于东北、以半农半牧国家的身份强盛起来的高句丽的后继者，所以也可以算作北方阵营之一员。这样算下来，剩下的就只有南方的林邑和印度了。通过这些我们可以充分地窥见并了解到，对于中国王朝来说，游牧民族和西域城邦国家所在的北方——西方丝绸之路地带，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正因为制服了这些国家，太宗才获得了“天可汗”的称号。因此，在昭陵里太宗向北面对位于北司马门的诸国君长是很自然的。我们据此推测昭陵具有象征南面的中华皇帝和北面的天可汗两个方面的意义。
除此之外，昭陵还有着浓郁的突厥风格。中国的这种“依山为陵”的陵寝制度本身之所以始于昭陵，是因为受到了突厥圣山信仰的影响。而且北司马门的六骏之中的几匹骏马的名字，来自突厥语或粟特语。这一点恰好说明，相当于现代新型战斗机一样，古代的优秀战马，总是产生于西北方草原世界的游牧民族之手。
尽管因太宗授意，史料被篡改，导致缺乏直接证据，但在隋末群雄并起的时代，势弱的李渊肯定曾经从突厥大可汗始毕那里接受过小可汗的封号。也就是说，那时候在突厥与唐朝之间存在一种君臣关系，李渊处于臣子的地位，到其子李世民的时代才终于扭转了这种状况。消灭了突厥第一帝国的太宗，被草原上诸国君长赠予“天可汗”的称号。
另外，始于唐高宗时期的这种给皇帝加尊号的传统，恐怕也受到了突厥的影响。太宗之后，唐高宗曾经自称“皇帝天可汗”，其后武则天又改称“天皇”。在这一改称的背后，恐怕也是希望此举可使其，达成取皇帝而代之的意图。女新当皇帝在儒教世界里本来是不可能的事请，但为了实现这一点，武后很可能不仅利用了外来的佛教，也灵活利用了北方游牧民族的风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