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雄珠玑古巷作为广府民系千百万居民的“祖宗故居”，近几年来正以其独持的魅力吸引越来越多的旅游者，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及海外的珠玑迁民后裔前来验仰观光，寻根问祖。这些迁民后裔在领略珠玑巷内古朴的民俗民风和古楼、古塔、古榕、古桥等文物古迹的同时，自然地也倾耳聆听“吾祖故乡“那带有泥土气息的乡音——珠玑方言。有些后裔好奇般地试图用广府民系通行的“白话”——粤方言与巷内的乡亲交流，结果都深深感到乡音原来是那么的陌生难懂，有的甚至感觉得到它们即是两种不同的方言。为什么“祖宗故居”所说的珠玑方言与迁居后商所说的粤方言不是一回事呢？难道今天的广府民系有大几十姓、一百多族来自珠玑巷仅仅是一种传说？
从清初屈大均的《广东新语》、清末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家谱，到近代中山人黄慈博的《珠玑巷民族南迁记》，以至于到近几年来的许多研究，都无可辩驳地表明珠玑迁民在广府民系形成过程中所起的重大历史作用。而正确地认识今天珠玑方言与粤方言的关系，无论是科学地解答上述珠玑迁民后霸的疑问，还是为进一步研究珠玑迁民与广府民系的关系提供一方参考，都有重要的实用价值和理论价值。
正确看待珠玑方言与粤方言的关系，首先要正确理解粤方言与珠玑方言形成的历史过程。
一唐宋时期粤方言已在本土形成
粤方言俗称白话、广府话，以广州话为代表，主要分布在粤中和粤西南及广西东南部和西部部分地区，使用人口在5000万以上。粤方言是汉语中的一支历史比较悠久的方言，其形成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根据李新魁先生的研究，粤方言的形成包括5个历史层次（李新魅，1983年）：第一个历史层次，是先秦时期。特别是战国时期，有大量的楚人来到岭南，才开始大规模地传播汉语，是粤方言分化的最初阶段。所以，楚方言的一些词语，仍保留在今天的粤方言之中。如《初学记>卷十九引《通俗文》谓“南楚以美SE为娃”，《说文》也说“吴楚之间谓好日娃”。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篇》谓“娃”为於切，音义均与广州话称美（鲜园）为[wei55]相合；又如扬雄《方言》作“南楚谓曰睇“，这个睇即是广州话表“看“的[tei35]。
第二个历史层次，是秦汉时期。粤方言接受中原汉语更多的影响，土著民族语言一古百越语的许多特点也在粤方言中沉淀下来。有的学者研究认为，古百越语在现代粤方言里所占的比例约为20%。（李敬忠，1991年）。这个统计数字不一定很准确，但粤方言中有比较多的古越语的成分却是语言学界不争的一个事实。如弯方言入声字按主要元音长短不同分化成3个调或4个调，即与古百越语的“后代”壮伺语关系十分密切。
第三个历史层次，是在冒代。中原相继发生了“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大批士民向南迁徙，他们所带来的中原汉语，又给正在形成的粤方言增加了新的影响，使粤方言接受更多汉语共同语的特点。如斗门、新会、台山、开平、恩平等地的方言，鼻音声母带有同部位的塞音，读为[mb、nd、 g]，即反映了魏普时期中原汉语的语音特点。
第四个历史层次，是在唐代。粤方言逐渐形成为一支独立的方言，有自己相对独立的语音体系和词汇系统以及语法结构。如今天粤方言的语音系统，与隋唐时期的语音系统，即《切韵》音系（中古音系）有着极其严整的对应规律，如阳声韵-m、-n、- 三分，入声的-p、-t、-k三分等，即今天粤方言的语音面貌表现出了与隋唐汉语共同语十分接近的现象。
第五个历史层次，是在宋代以后。宋代的粤方言，大概已与现代的粤方言相差无几，它所用的语音和词汇，可能已经奠定了现代粤方言的基础。
由此可见，粤方言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复杂的历史过程。研究粤方言的形成，必须同时注意岭南土著文化和移民文化的双重因素，正如袁家驿先生等著的《汉语方言概要》所说的，“造成粤方言特殊地位的原因，固然主要应该从汉民族入粤的复杂过程中去寻找。但是，我们还不能不注意另外一个对方言的形成有着重大影响的因素，那就是民族杂居而产生的语言相互影响。”
唐代的广州，已是我国南方重镇，也是世界著名的港口贸易城市。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广州设置总管府。太宗元年（627年）设置的岭南道，玄宗天宝元年（742年）设置的岭南节度使，治所均在广州。广州及所属各县，从天宝元年至贞元年间（742一800年）的半个世纪内，户数由4.2万户增至7.4万户，说明岭表入迁岭南的人数之多。另外，当时还有大批的外国商船来到广州，日本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广州城“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计其数，并载香要珠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师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州城三重，都督执六纛，一纛一军，威严不异天子。“所以，唐代的广州作为岭南地区的政治中心，人口快速增长，经济繁荣昌盛，所有这些，都奠定了粤方言最终形成并趋于成然的物质基础。
二宋元以后珠玑方言来自赣南闽西
唐玄宗开元四年（716年），毒北人张九龄奉诏开苗了大庾岭道，自从岭南岭北的交通状况大大为之改善。这条大庾岭道经南雄下浈江而至广州，或者经南雄下赣江而至长江，沟通了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成为唐代以来五岭南北最重要的交通要道。珠玑巷是大疯岭道上入岭以来的第一个重镇，历史上入岭的岭北士民商旅多驻足其间，或则就近定居，或则再事他迁。特别是北宋末年，金人大举入侵，中原士民流离失所，一部分人跟随宋高宗信安东南，一部分人跟赫隆祐太后逃至籍南，有的更南越大灰岭，寄寓南雄。珠玑古巷作为大庾岭路上的一个商业重镇，更是吸引了众多的移民前来定居置业。至南宋末年，元将吕师竣率大兵连陷南雄、韶州，那些从岭北越岭而来的氏族，有的又不得不再事南迁，流播到珠江三角洲一带。近代中山人黄慈博在《珠玑巷民族南迁记》一文中，根据收集到的族请、家谱所载，考证了南宋末年以后从南雄珠玑巷南迁到珠江三角洲一带的有73姓，164族之多。
据史书记载，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南雄州户数为8363，至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仅仅一百多年内，南雄州户数增加到20337，增长了一倍多。经过南宋末年的丧乱，到了元代，南雄州的户数下降到10772，减少了近50%，除了在兵慌马乱中丧生的，应该尚有大量的人口沿须江而北江涌向考中地区。与此相反，地处考中的广州在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户数为143261，经过两宋末年两度的丧乱，到了元代，户数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到170216（梁方仲，1980年），这其中应有大量来自珠玑巷一带的迁民。
上述南雄州从宋初至元丰元年，仅仅一百多年内户数增长了一倍多，主要是出于人口的自然增长。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云，“至于南、韶二州，宋高宗南渡以前，客户也还不多。道光戴锡轮修《南雄州志》卷九户口，引《太平衰宇记》，宋初，户，主七千七百三十八，客，六百二十五。……可知元丰以前，客之与主，差得很远；其后宋高南渡，元人进迫，于是而客家民系，始不能不大规模地向比较安全的地方走了；到了元末，广东东部北部，诸客家移民的住地，政府已无法将主客户分别立册了。所谓其后展经丧乱，主重弱，至元初大只无虑皆客，《元史》所载，亦不分主客，疑其时客家之名已成无主之非客矣。“由上述请形推测，南宋末年南迁的珠玑移民，除了主户之外，应还包括一些立足未久的客户，即主要是来自糖南闽西的客家先民。从珠江三角洲南迁后奋保存的谱来看，珠玑迁民来自各大方言区，自然包括客方言区在内，详见下文。
据调查研究，今天的珠玑方言具有明显的客方言的新质（林立芳、庄初升，1995年），其由来，即始于上述宋高宗南渡引发的客家的第三次的迁移（罗香林，1933年）。经过南宋末年的丧乱，珠玑巷一带，包括整个南雄州，主户、客户都有不少人口播迁到粤中地区，以至到了元代，整个南雄州的户口比元丰元年减少了近50%。但是，应该也有一些新来乍的客户，主要是客家先民，躲过了战乱兵燹，没有再事南迁，即成为今天包括珠玑方言在内的南雄客家方言的初民。据1991年《南雄县志》，今天南雄第一大姓刘姓，占全县户数的8.3%，“其始祖于宋季自福建宁化入粤”。
由战乱引发的人口的大量流失，短期内必然导数劳动生产力的缺乏和土地资源的荒废，于是客观上需要周边地区的人口就近入迁，以适应发展生产的要求。到了明代，在数任知事、通判徕流移”政策的鼓勋下，赣南、闽西的客家先民又一度较大规模地入迁南雄府以及整个粤北山区。据阮元《广东通志》卷二百四十八，苏州人欧文通洪武中任南雄知府时，“勤于参赞，尝奉檄招龙南诸县流民还集六百余户，安措有方”；荔浦人龙归，永乐中任南雄知事，“署始兴，招集清民，令各复业，请豁赋累三千六十余石。一时归籍者数万口，归皆为编置，百姓立像配食于社”。另据乾隆《保昌志》卷四，到了万历年间，南雄府人口“客浮于主，至有强壮盈室而不入版图者矣”。
南雄府良好的交通状况也是吸引移民的重要因素。客家先民由朝南、闽西入南雄，除了走大庚岭道之外，还可以取道古乌径路。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谭大初编纂的《南雄府志》称：“乌径路，通江西信丰，陆程二日，水程三四日抵翰州大问。戻岭未开，南北通衢也。“明代嘉靖年间，政府在乌径设立坪田巡检司，南来北往的商旅川流不息。可以想见，有些客家先民即是取道乌径路而落籍南雄的。
所以，包括珠玑巷在内的南雄客家，其形成也是颜为复杂的。从北宋末年到明代以降，客家先民络绎不绝地从就近的糖南和闽西入迁南雄，珠玑方言也相应地形成于这个历史时期。
三 从珠玑方言到粤方言的替换
今天的珠玑方言具有明显的客方言的新质，已如上述。历史上的珠玑方言，也即岭北的移民入迁珠玑巷之后他们是各说各的方言，也即母语，还是有一个统一的方言呢？或者是在各自家中各说各的
方言，而在市井上则共同使用同一种方言呢？目前尚未发现典籍上有明确的记载。不过，根据现实的语言生活来推断，上述第二种请况的可能新较大，即各个入迁者的母语方言在各自的家庭中使用并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至少在珠玑巷这个范围内，入迁居民为了达到相互的交际，都得同时掌握该地方的共同语，形成母语方言和共同语并存并用的双方言交际的格局。那么，作为当地的共同语，它到底是何种方言呢？是否即是今天珠玑方言的“前身”？目前尚无法作出解答。
从今天珠江三角洲南迁后商的各种谱煤来看（曾昭境、曾宪珊，1995年），除湘方言区之外，各大方言区都有移民入迁珠玑巷，尔后从珠玑巷再南迁到今天的各个住地。以东莞市为例，珠玑南迁后商的先人分别来自北方、吴、闽、客、赣五大方言区，各举两例列表如下：
从上表可以看出，唯独没有湘方言区的先民从珠玑巷再事南迁到东莞。其实，珠江三角洲其他县市的请况亦然。是不是湘方言区的先民不曾入迁岭南呢？不是的。原来，唐宋以降，岭北进入岭南的交通要道主要的即有5条。周去非《岭外代答·地理门》卷一云，“自福建之汀，入广东之循梅，一也；自江西之南安，逾大庾岭入南雄，二也；自湖南之郴入连，三也；自道入广西之贺，四也；自全入静江，五也。”湘方言的先民入岭南，自然不会选择大庾岭道，而是走上述第三至第五通道。
既然珠玑巷迁民原本来自岭北各个不同的方言区，那么，他们入迁粤中时说的一定不会是粤方言。但时至今天，为什么他们大都是说粤方言的呢?如上所述，来源的驳杂多样，决定了南迁的先民在语言上很难协调统一。假设他们还在珠玑巷时曾有过一种共同语，但到了粤中地区之后，这种共同语也会逐渐丧失其交际功能，因为南迁者在日常生活中恐怕还是与当地人打交道为主。出于与当地人交往交流的需要，他们只好就地取材，学习和使用当地业已通行的粤方言。久而久之，从珠玑巷带来的每语方言或珠玑当地的共同语在家里也不再使用了，完全退出交际系统，粤方言取而代之。这是其一。
其二，珠玑南迁先民不但来源驳杂，而且其迁移的历史层次也很复杂，这也极不利于其内部方言的统一。到了新住地，他们只好入乡随俗，学习和使用粤方言。广义地理解，珠玑移民应包括唐代珠玑巷得名之前，取道大庾岭，途径南雄的来自岭北的移民。根据文献记载，从秦汉一直到唐开元四年开凿大庾岭之前，越岭南迁的士民绵延不断，代有新人（曾祥委、曾汉样，1995年）。鹤山市沙坪镇越塘村，据《鹤山县志》，“元嘉十三年（436年）冯氏、邓氏、易氏从南雄迁此建村。“花都市平山村江氏，据《平山村江氏族谱序》云：五胡乱华，祖一龙携三子由吉安过梅岭居珠玑巷，黄巢后徙令入广州光孝街，后在城北四十里定居，土墙茅屋，称江村。两宋末年是珠玑移民的高潮，这里不再赘述。元代以降，一直到了清代，仍然不断地有珠玑迁民入迁粤中地区。以高要市为例，据1947年《高要县志》，沙墙吴氏、金屋金氏于元代由珠玑卷迁来，至1947年历21世；塘基头李氏、东冈周氏分别于明代永乐二年（1404年）和正德年间（1506一1521年）由珠玑巷迁来；长旗李氏、庆云社何氏分别于清代顺治年间（1644-1661年）和惠庆年间（1796~1820年）由珠玑巷迁来。
其三，珠玑南迁先民不是集中在某一个地方，而是播散到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各个角落，形成“小聚居、大分散”的分布格局。这样，珠玑南迁先民所带来的母语方言或者珠玑当地的共同语不是在人口相对比较集中的某一地区继续频繁地使用，而是星星点点地分散到粤方言区的各个角落当中。久而久之，南迁先民原本所说的方言便被粤方言取而代之。如上所述，珠玑移民先后南迁并散居到珠江三角各地，他们不知不觉之中都放弃了自己世世代代口耳相传的母语而改口学习和使用粤方言，这种现象即是语言的替换现象。法国著名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家梅耶曾多次提到语言的替换，他说，“某一社会单位拿另一社会单位所用的语言来代替原有的语言现象叫做语言的替换（Changement de langue）。”按我们的理解，语言的替换可以是同一语言的
不同方言之间的替换，也可以是不同民族语言之间的替换。前者在汉语方言岛中普遍存在，例如福建省闽侯县青口销菜英洋村，历史上曾经是个说*汀州话“的客家方言岛。时至今天，全村只刺下三两个七八十岁的老人还会说“汀州话”。可以想象，再过几年，这个客家方言岛将不复存在，其“汀州话”完全为福州话所替换（庄初升，1996年）。
在语言生活中，民族语言之间语言替换的例子也不胜枚举。例如，满族在入关之前仍然使用满语文。入关之初，大多数满族人还不会说汉语，满语作为母语，仍是他们唯一的交际工具。但是，到了乾隆年间的中后期，满族人不仅普遍通晓汉语，而且开始出现放弃本民族语言的趋势。到了咸丰、同治年间，会说满语的人已经很少了，绝大多数的满族人只会说汉语。到了光绪年间，全国唯有黑龙江少数的满族人会说满语，至此满语已基本上被汉语所替换；再比如畲族，学术界有人认为畲族源于汉晋时期分布在湖南西部的“武陵蛮”，与苗瑶族同源。畲族从武陵山区迁到以潮州风凰山为中心的粤东地区时还普遍使用畲语（今广东莲花山区和罗浮山区还有近两千畲族人使用畲语）。宋元以后，畲族向闽、赣迁徒，与大规模南迁的客家人长期杂居，久而久之，畲族人放弃了自己的母语而改口说客家话。时至今天，全国99%的畲族人只会说客家话，畲语已基本为汉语客家方言所替换。
四余论
粤方言虽然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但远在唐代时就已基本形成，这是与当时广州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在珠玑移民大规模南迁的两宋时期，粤方言的面貌已和今天相去无几。珠玑移民在为珠江三角洲的开发作出巨大员献的同时，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以粤方言为主导的语言交际的局面。相反的，南迁先民由于来源的驳杂不一，迁移的历史跨度长久以及入迁后住地城的分散，决定他们带到新住地的方言不能很好地协调统一成一个独立的交际系统。出于与当地人交往交流的客观需要，他们只好人乡随俗，学习和使用粤方言，久而久之，原本带来的方言便不知不觉地退出了交际系统。现实生活中许多语言替换的例子，有力地支持了我们上述的观点。
珠玑方言是宋元以后糖南、闽西入岭的客家移民带来的。一方面，它可能由于势力的相对强大，把固守珠玑巷不事南迁的“主户“的方言替换掉，使之改口说客家方言，成了今天珠玑方言的模样；另一方面，新来作到的熊南、闽西客家移民，可能有一部分人又跟随南迁大军奔赴每中，他们带去的客方言正如其他南迁者的方言一样，为粤方言所逐泽替换。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今天的珠玑方言与珠江三角洲的粤方言会有如此之大的不间了。
（作者林立芳、庄初升，作者单位：韶关大学中文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