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废殊途：明代松山新边沿线城堡的变迁与环境
僧海霞
作 者
僧海霞，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历史研究院田澍工作室成员。地址：西安市长安区学府大道1号，邮编710127。
松山新边沿线13座城堡，是明朝万历年间为防御蒙古而兴建的军事设施，因地处腾格里沙漠南缘，旱燥是其常态。清中期以后，这些城堡因军事功能丧失而兴废殊途。转型成功者，主要是因其所处区域位置及水资源条件相对优越，能够为区域社会持续发展提供保障；渐趋衰落者，除沙漠化或者传统灌溉技术衰落这一因素，其所处区域位置偏远，水环境较差，在人文环境变动的影响下失去了重新发展或崛起的机会。文章旨在通过探讨影响这些城堡兴废的因素并剖析其实质，为观察区域社会变迁提供新的视角，也为区域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松山新边”是相对于明代成化年间松山失守后构筑于黄河、庄浪河沿岸的“冲边”“旧边”而言的，是万历年间收复松山后构筑于腾格里沙漠南缘与松山北麓之间东西绵延400余里的军事设施，沿边修建13座城堡。400年来，这些曾经发挥过重要军事、交通和经济作用的城堡，兴废殊途。在媒体的反复渲染中，永泰古城被视为腾格里沙漠南缘沙漠化加剧的标识和生态恶化的表征，也有研究者认为传统水利设施的废弃造成永泰等古城的衰落。以往学界对松山新边沿线城堡变迁的解析，忽略了城堡所在区域的环境基础。
松山新边沿线城堡位于腾格里沙漠南缘，沙漠化是其最可能的变迁趋势。侯仁之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研究西北地区古代城镇的沙漠化问题。李并成通过对历史时期河西走廊沙漠化的研究，认为水源涵养森林的破坏，可导致降水、河川径流和可利用水资源的减少，使绿洲潜在沙漠化因素得以强化。张萍通过对明代延绥长城诸边堡的考察，认为北方农牧交错地带城堡的兴衰与王朝的政治、军事行动相关联，城址废弃往往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以永泰古城为代表的松山新边沿线城堡的兴废，是否可以作为区域环境变迁如沙漠化等的判识指标，尚缺乏探讨。本文拟梳理松山新边沿线城堡修建和变迁历程，分析影响其兴废的因素，为明长城沿线城堡兴废与环境的关系以及区域沙漠化问题提供佐证。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松山新边沿线城堡的修建及转型
位于今甘肃中部景泰县、古浪县松山以北的明长城，修筑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因修建于沿黄河经庄浪卫的边墙之后，故称松山新边。万历二十六年（1598）爆发的“松山战役”，是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明王朝对袭扰甘青地区的蒙古部落的强力反击。此后构筑的松山新边防御体系，是晚明消极防御战略背景中少有的积极经营举措。
（一）万历年间松山新边沿线城堡的修建
松山，又名密哈山，位于祁连山东段，水草丰美，适宜畜牧。嘉靖三十八年（1559），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汗携其子丙兔、侄子宾兔等部数万众，袭据青海，后引去，留丙兔部居海西，宾兔部据松山，史称“松山宾兔”。宾兔部长期盘踞松山，“及其东市西剽，道路寇攘，河东西几梗呼吸，乃缩地筑长堑，登埤乘塞，亦已晚矣”。隆庆年间，宾兔部成为甘肃镇与固原镇最大的边患。万历二十年（1592）后，松山宾兔部对周边地区的扰掠加剧。明中后期，明朝和蒙古争夺祁连一线，而松山又为该线之咽喉。万历二十六年，甘肃巡抚田乐等出击蒙古，“约会两河之众，大集七路之师，分道出兵，四面进剿，穹庐如扫，碛卤一空”，是为“松山之役”。松山宾兔“自是不敢窥松山”。
“松山战役”后，虽松山宾兔北归，而要将蒙古各部长久地挡在松山以北，仍须采取持续有效的措施。总督李汶等人分析形势，认为松山以北400里更易防守。于时，他“会官踏看松山东、西一带，延长四百余里，堪修长边一道”。万历二十七年（1599）春，李汶主持修筑边墙，“修垣列障，将丰泉沃地一概括之于内，而边以外悉是卤碛沙滩，虏即数十骑不能来，来不能牧，牧不能久，何况众多”。从三月至十月，边墙修筑完工。新边为旧边长度的三分之一，将防线向北纵深推进了300多里。修建边墙是此时防御形势所须，是对松边地理环境优选的结果。
蒙古著力兔等部仍不断袭扰松山新边一带。为更好发挥边墙的防御功能，明朝方面开始修建城堡，“凡筑边自乌兰哈思吉至大靖泗水堡，延袤四百里，建堡十有二”，除哈思吉堡、裴家堡位于黄河以东，松山新边城堡从索桥至泗水共10座。这些城堡管辖权不同，在兵力调配方面易受掣肘。万历三十三年（1605），甘肃巡抚顾其志建议，“松疆草创，红水诸堡极称孤悬，原议有警，以兰州参将兵马应援。但红水距兰州五百里而遥……咸以老虎城地建堡设将为宜。迤南再筑二小堡，接传烽燧，使首尾相应，犄角相成，冲疆可恃以无恐”。老虎城即永泰城，位于红水堡南140里，“又南一百里筑堡一曰‘镇虏’；又南一百八十里筑堡一曰‘保定’；又七十里至兰州”。新建由北向南的永泰、镇虏、保定3堡，使松山新边由单线防御转向纵深防御。至此，松山新边沿线共修建13座城堡。以永泰城为核心的犄角防御体系的构建，极大地提升了松山新边的应援能力。
明朝修筑的400里边墙及13座城堡，构筑起完整的松山新边防御体系，缩短了守军布防线，降低了防守难度，有效抵御了河套一带蒙古部落对明朝西北边境的袭扰。松山边墙及城堡有效地利用地理优势，将明朝防御重心北移，成为明朝长城防御的重要举措。
（二）清代以来松山新边沿线城堡的转型与发展
松山新边的修建在明后期发挥了重要的军事功能，同时还成为交通通道，“北通甘、凉，西达洮、靖，东接固原，寻为三镇通衢。冠盖驻节，旗盾即次，兵饷之飞运星转，边商之蚁攘蜂熙，咸于此假道托宿”。缘松山新边形成的以松山为咽喉的新交通格局，使陕甘旧道重新畅通。
清初鉴于明朝的防御经验，松山新边一带仍被视为战略要冲，“念北常为寇冲，若不预置捍蔽，则陇一不靖，不免惊及关中，因设重兵于永泰、红水、三眼井诸处……以扼夷吭而断夷臂，不可谓未得控制之要已”。古浪，“甘省西北咽喉要地，故营堡罗列，守御甚严”。城堡所属关隘众多，大靖堡，“冲地，隘口九处。石峡子、明沙嘴、小海子、白潦池，皆距边三十里……以上九口东通贺兰山，北达北套，西抵镇番，系汉人分道入寇之处”。乾隆中期以后，西北局势渐趋稳定，清朝削弱了松山新边沿线城堡的军事力量，各营堡兵马数量减少。随着军事功能的弱化，松山新边沿线城堡衍生出新功能，逐渐实现转型。
首先，松边部分城堡成为区域新政治中心。乾隆四年（1739），皋兰分置县丞，管理松山新边昌灵山以东地区，驻宽沟城。乾隆二十二年（1757），因民众交粮不便，“移宽沟堡县丞驻红水堡，分辖红水、永泰、宽沟、镇虏等堡，分征四堡钱粮”，移驻红水堡后更名为红水县丞。嘉庆元年（1796），改红水县丞为红水分县，驻地仍在红水堡。道光年间，红水分县治所迁至宽沟。红水堡作为县级政治中心，为时约60年。大芦塘营在景泰建县后成为松边沿线东段的又一政治中心。大芦塘营，万历二十七年（1599）始设，1933年设景泰县，由于“宽沟位于县境西端，行政管理不便”，1934年县城迁治“大芦塘（今芦阳镇）”。大芦塘营城位于大沙河下游，水资源充足，地势平坦，土质较肥沃，具备成为区域新政治中心的地理基础。20世纪70年代，随着景泰川电力提灌工程的建设，于1978年筹建一条山镇作为景泰县城。在200余年的时间里，从西北的宽沟、红水至东南的大芦塘，再至一条山，松边东部地区的政治中心在长城沿线城堡中屡经更替，基于边防所需而修建的城堡作为政治中心被一一放弃，最终选定地势平坦的地理中心一条山镇。
其次，松边沿线部分城堡成为区域新商业中心。古浪县大靖堡、土门堡是其中的典型。明清时期，陕西、山西一带的商人活跃于此。大靖堡，“在县东一百五十里，民户多于县城，地极膏腴，商务亦较县为盛”；土门堡，“在县东北六十里，土沃民庶，商务盛于县城”。据记载，明代古浪有戏场4座，都建于大靖镇。至民国，大靖堡，“商贾多三晋人，间有秦人，大靖、土门两堡较殷繁”；“近年盐局及盐法缉私队驻设大靖堡，由省府委员办理。烟酒税，古浪县烟酒公卖支栈……局所设在大靖堡”；“县商会之创立与改组……在县城者为县商会，其在大靖堡、土门堡、龙沟堡者为商支会”。大靖堡、土门堡成为商业重镇，是基于便捷的交通和丰富的物产。时至今日，大靖镇中心仍有财神阁一座，足见其重商之风浓厚。晚清以来松山新边沿线城堡的商业化发展，是对其地理优势的再利用。
再次，松边沿线部分城堡成为农业聚落，如永泰城。晚清俄国考察队记载，“土著人采取一种十分奇特的方法保存土地中十分珍贵的水分：在经过翻耕和播种的地里铺上一层有拳头那么大小的石子，这些石子都是从地边上挖来的”。这即是兰州地区流行的砂田种植法，此法具有保墒保温的作用。至1940年，永泰被筹划为示范垦区。永泰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土层深厚，极易开垦，具备建设示范垦区的条件。从土壤条件到技术改进，永泰城具备成为农业聚落的基础。现在从景泰县城前往永泰城的公路边，仍存“砂田”。裴家营、泗水、小芦塘等城堡，也沿着农业聚落的路径发展。
清前期，松山新边沿线城堡延续其初建时的军事功能，成为清朝西北边防的屏障。清中期以来，城堡开始转型，部分城堡成为区域新的政治、经济中心或者农业聚落。从松山新边沿线城堡发展历程看，在东西绵延400里的区域里，未演变成一个独立的行政区，也未形成一个重要的稳定的区域新政治中心；同样因各城堡呈长条形分布，未形成具有辐色力的中级商业中心。转型为相对稳定的农业聚落，也屈指可数。松山新边沿线城堡的发展路径，有着怎样的地理基础呢？这需要从其初建时的环境选择来偷视。
二、松山新边沿线城堡初建时的环境选择
松山边墙及沿线城堡的修建，是万历年间边疆防御的重大举措，之后蒙古部的进犯，如“（万历）四十五年秋八月，新疆传警……夜驰至红水，督兰、靖参将张世威、杨麟御却之”等，均被阻截在松边一带，再未进入兰州、庄浪地区。由是观之，松山边墙及沿线城堡的构筑，对明朝而言，发挥了防御蒙古的军事作用。当这些城堡失去防御功能后，其初建时的环境基础及优选要素，对它们的后续发展影响极大。
松山新边初建时，时人对其自然地理多有描述：“遇沙卤则挑壕，遇崖绝则削堑”，“北界砂碛，前滨临矾（巩），若群山而四维之也。”此处应为巩，与临连用，应指临洮府和巩昌府。兰州府同知冯询等踏看后认为，“松山双墩子以东至红水河西四十里有水，可以筑墙。红水河以东三十里俱石山无土，不堪挑筑，应砌石墙。自鹻滩墩至永安堡索桥，三十里川险间断，或筑墙或挑壕，各相便宜……芦塘三眼井等处土疎易圮，时费修筑”。由亲历者观察可见，松山边墙修筑时，其北临沙碛，部分区域已沙卤，部分地区石山无土。而松山新边一带的气候，据陈锋等人利用昌灵山早材宽度年表重建的腾格里沙漠南缘1691—2005年5—6月PDSI指数，显示该地大部分时段气候都正常或者偏旱。于此可知，松山新边沿线区域气候未有大的变动。及至清初，梁份《秦边纪略》的记录为了解当时城堡周边的地理环境提供了资料。
松山新边所属诸城堡，选址多在地势高亢处，这符合“因地形用险制塞”的长城及长城军事要塞选址与建设的基本原则。城堡所在之处地貌景观多样，但其时沙卤和缺水问题已较为突出，如裴家营，“堡在平原，土瘠沙多，水利不通”；永泰城，“康熙七年诉状称：‘维窃本堡地属沙漠，系番夷故巢。曩自明时，寇B金城咽喉，五郡道路梗阻，征旅不通’”。永泰城虽有大沙河经过，但“永泰堡内，当年无水，居民颇以为苦，升龙倡导凿泉引水入堡，为桑梓创永恒之利”。清初，松山新边的大多数城堡需引水灌溉或引水入城饮用，沙卤和水资源不充分已成为城堡再发展的制约新因素。
文献资料虽记录了清初松边沿线的环境，但缺失具体城堡的详细记载。现据实地考察和志书所载将各城堡的地貌、水源、产业结构等梳理如下。
古浪县境内的泗水、土门、大靖、裴家营四城堡，位于中北部倾斜平原绿洲农业区，由于冲洪积作用，地势较平坦，大部分土质良好，土层较厚，农业耕作条件较优越，但耕地面积易受水资源的制约；长岭坝堡（今老城堡）位于昌灵山中，距山300米左右，地势南高北低，气温低，宜牧。景泰境内的城堡，地貌差异较大，红水、三眼井和索桥三堡居于山区和黄河边，自然条件较恶劣；而大、小芦塘营则位于大沙河下游，地势平坦，可耕地较充足。处于应援线上的永泰、镇虏和皋兰县的保定三堡，滩地、谷地、山地兼具。总体看，景泰境内的城堡虽多可农耕，周边亦有河流经过，但流程较短，水量受季节影响明显，灌溉水源并不充足；有沙化现象，如裴家营至大靖段长城，“过王家庄，城墙继续向西，由海拔一千九百三十八米的青山寺北绕过。这段沙化较为严重的夯土墙，只断续可辨长城痕迹，有些段落已埋于流沙之中”。
2018年7月至2019年6月，笔者先后三次带研究生徐桂彬、全博深入松山新边沿线，实地考察12座城堡。考察中我们发现，松山新边沿线冲积平原、滩地、沙卤并存，除红水堡因周边设采石场而墙体毁坏较严重外，各城址周边没有见到明显的流沙堆积、墙体掩埋的状况。水源基本保持原状，永泰古城外的永汲海蓄水池水量达到水池的边缘，维持与昔日相当的水量；响水村（小芦塘营）南北两条河，河面均宽两米余，水量充足，据当地人讲，这两条河水质碱化，不能供人畜饮用，这与《景泰县志》的记载相同；部分河道干涸，如红水堡城南侧河道无水，但据兰州财经大学高启安教授告知，红水河的水在堡城以上被截流，这是人为作用的结果。在大靖，因景泰川电力提灌工程提供灌溉水源，灌溉状况与前期有差异，但周边河道基本维持原貌。通过考察，发现除个别区域水量、水质、植被有变化外，城堡的自然环境与初建时未有明显差异。这说明尽管这些城堡在初建时经过了地理优选，但因为这种选择是以军事防御为目的，因而它们过于靠北的空间位置和高亢险要的地势都成为日后转型与发展的制约因素。
三、影响松山新边沿线城堡发展的因素
清中期以来，松山新边沿线城堡军事功能弱化，转型成为必然。其间，大靖因远离陇海线而未能成为古浪的政治中心，永泰城因人口外流而日渐萧条，都不复昔日盛况。它们被视为传统水利设施废弃的结果和腾格里沙漠南缘沙漠化的表征，这些认识涉及松山新边沿线城堡发展的影响因素，是否中肯，值得进一步探析。松山新边地区受风沙的侵扰，水源具有季节新特点，这是其在明代以前未充分开发的原因。经过明清时期的开发，这一地区具备了继续发展的基础，但仍受制于环境。
（一）水资源长期短缺制约城堡发展
松山新边修筑后，其沿线城堡即农牧兼营。而在后续发展中，水资源的短缺制约了农业的发展。古浪乃山多田狭之所，“古邑山田赋轻，水田赋重……乃下坝之河源最远，易致歉收”。古浪诸堡中，除泗水距河源较近外，土门、大靖、裴家营均属下坝之地，远离河源，“若三四等坝，河流最远，稍旱即涸，如之何哉”。大靖用水主要依赖源出祁连山的河流，以众坝的官田为参戎的养廉之资，取水于众坝，而康熙十九年（1680）上任的大靖参戎边永昌将田散于民间，均分水利，此功绩被当地人传颂，用碑记其功德。这意味着至少从康熙年间开始，坝或者水利在当地已居非常重要地位。土门亦处沙漠南缘，“土门则又有一暖泉……暖泉一坝引之，余坝则引古浪河山水”。土门的农田主要依赖山泉灌溉。尽管在西北干旱区，就河流总的水量状况而言，古今并无太大变化。但因居住和开发空间的变动，处于河流下游的城堡受水源制约更为明显。
昌灵山东侧的红水堡，土燥干旱，风沙频起。红水堡城垣，“皋兰分县红水堡城……土疎易圮，石山重围”；“守备署，在红水堡内……房屋倒塌殆尽，地基几为风沙掩埋，不可辨识”；“后来连续不断的干旱和缺水又令幸免于难的居民彻底丧失了元气”。红水堡的传统是“世守耕牧”，然“红水土产种类无多，缘于山高地凉，土燥水枯，虽产小麦、糜谷、荞菽、青稞，尤以霜雪不时，多遭不稔”。水资源的匮乏影响着红水堡城的发展。
水资源成为土门、大靖、红水等堡城发展的制约因素。即使永泰城水资源相对丰富，亦不能承载大量人口。因而在景泰川电力提灌工程灌区建成后，人口亦大量外迁，几成空城。小芦塘即今响水村，流经的大沙河水量依然丰沛，但“芦阳城以东河湾地区，因上游大面积灌溉，土壤盐分大量淋滤，水质变坏，不宜饮用和灌溉，部分重碱地弃耕，树木大部枯死，果园凋敝”。水质碱化，是水资源制约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二）晚清战争重创，遏制城堡发展
松山新边成为交通枢纽后，城堡发展受战争影响明显。同治年间的战火对松边沿线城堡影响最巨。持续时间较长的兵燹，使红水堡、三眼井堡、镇虏堡等城镇受到重创。半个世纪后，俄国考察队经过景泰，“现在的三眼井好像僵息了，那里的居民极端贫困甚至没有粮食填饱肚子”；“（宽沟城和永泰城——引者注）现在这个地方一片荒芜景象，为数不多的居民贫苦、污秽和肮脏，并且衣着褴褛”。同治年间的战乱对松山新边沿线的城堡造成重创，加剧了环境脆弱新，基础设施毁坏殆尽，人口大量伤亡，开启了它们的衰败之路。
（三）近现代人口外流导致城堡呈现衰败假象
松山新边沿线城堡的修建，使其成为人口汇聚之地，但人口增长较慢。20世纪40年代，大靖约有1万余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口开始迅速增加，1963年增至4万余。近20年间，人口增加三倍多。因人口急剧增加，大靖出现了水荒，一度造成较为严重的人口流失现象。当人口超过土地承载力时，人口外移成为必然，这造成城堡衰败的表象。研究者认为大靖衰落是因其放弃了传统水利灌溉措施，这仅注意到人口外流的表象，忽略了景泰川电力提灌工程提供的灌溉水源缓解了人地矛盾的实质。
永泰古城是松山新边最受关注的城堡，其人口外迁被视为“沙进人退”即沙漠化的结果。在永泰城发展中，人口变动对城堡的影响非常明显。晚明建城时，驻军约1500人，但持续未久。清初驻军不足百人，加上定居民众，仅数百人而已。有清一代，未见永泰城人口有明显增加。据采访，晚清民国时城里人口最多时达到2000多人，可与当时保甲人口对应。至20世纪50—60年代，人口约三四千。景泰川电力提灌工程实施后，永泰城民众大量外迁，此后只有少量居民在此居住。据媒体报道，2013年城里居住79户人家，300多口人，常住的只有100多人，这与之前数千人居住的繁华热闹的城居景象相比，呈现明显的人去城空的衰败。从400年发展史看，永泰城承载千人以内较合理，超过这个量则难以为继。在人口超过土地承载力时，人口外迁是必然的。因此，永泰城既未因流沙侵袭而变得不适宜居住，附近的土地亦没有因为人们放弃了传统的灌溉措施而变得不能耕作。所谓永泰城的“沙进人退”，是人们为突出腾格里沙漠南缘脆弱的生态环境而给出的貌似合理的解释，与永泰城发展实况并不相符。
（四）军事功能丧失导致城堡自然倾圮
在考察中，我们发现松山新边城堡中，废弃者是长岭坝（老城）、红水、三眼井和索桥四堡，其破败主要是年久失修的自然倾圮。
松山新边沿线废弃的城堡，多为自然倾圮。红水堡，“由于年久失修，加之自然倾圮和人为破坏，现西城墙比较完整，东、南、北三面城垣倒塌，残缺不全，残高2—7米不等，原城内居民全部搬迁，已成为一片废墟”。三眼井堡，“堡城系黄土夯筑，现南面堡墙已被全面破坏，西面残留20多米”；“城中居民已全部搬迁一、二期灌区，村落随之废弃”。据实地考察，位于昌灵山中的老城堡，城墙及城内民居均已坍塌破败。夏日午后城内外均有牧人在放羊，牧羊人住在城外东侧新建的砖房中。这些已经废毁的堡城，在区域发展中不具备转型的地理基础，没有实际用途，自然倾圮后成为残垣断壁。而媒体声称的沙漠化或生态恶化问题，并非堡城毁坏的主因。
综上，松山新边的城堡既有转型成功的，也有迫于各种原因而衰落或废弃的，梳理其演变过程能够为我们认识区域环境的变迁提供例证。
清中期以后，松山新边沿线城堡丧失其军事功能，失去了发展的助推力量。而初建时的地理环境优选和基础设施修建所奠定的基础，使城堡转型成为必然。城堡转型成功者，是对其较优的地理环境、区域新地理中心位置和交通优势的再利用。而日趋衰败者，水资源短缺是制约其发展的核心因素，战争、人口等人文环境的变动则加剧衰落速度，功能丧失后年久失修的残破景象则使环境制约作用更趋表象化。景泰川水电灌溉工程取代传统水利设施，并非大靖镇衰落和永泰城废弃的根本原因；灌溉技术改变造成伦群生活空间的变动，并非必然导致“沙进人退”。我们审视这些城堡的变迁，显而易见，松山新边地区的沙漠化并非城堡废弃的主因，当地人口外流是多元生活方式选择的结果，而非媒体宣扬的“沙进人退”。
结语
明代万历年间修建的松山新边，对晚明40余年的西北边防产生了重要影响。松山边墙和沿线城堡的修建，是边臣群体为挽救危局而做出的努力，也是对地理环境优选的结果。松边防御体系的构建，极大地缩短了明朝的防线，并将防线向北纵深推进300余里。清前期，松山新边及沿线城堡继续发挥军事功能。清中期以后，松山新边沿线城堡开始转型，大多成为政治、商贸中心和农耕聚落。而晚清动荡的政局，则对某些城堡造成了致命打击，使其迅速颓败并终至废弃。
明万历年间所建的松山新边及城堡，是对腾格里沙漠南缘的倾斜冲积平原、山前滩地、漫滩地等进行优选的结果，其本非膏腴沃壤，水源也多不丰足。我们通过文献和实地考察发现，400年来此地环境虽有变动但并不剧烈。三分之二的城堡实现转型并持续发展，是基于地理基础而综合利用环境的结果；三分之一的城堡走向衰落，这是腾格里沙漠南缘干旱地区的脆弱生态环境在人口大量增加请况下的正常变动，不能将其简单归结为沙漠化或者传统水利技术的被替代。松山新边沿线城堡的转型和发展，是在相类的地理环境基础上，政区范围、交通条件、人文环境等推动的结果。反之，战争重创、人口外流、年久失修等问题，加剧生态环境的脆弱新，促使部分城堡日趋衰败。
简言之，在松山北麓与腾格里沙漠南缘这一狭长地带，基于明朝防御所需而修建的边墙及城堡，能在晚明及清初发挥重要的防御功能，是对环境合理利用的结果。清中期以来，基于王朝疆域的变动、地方管理和区域发展的需要，沿线城堡相继转型，其转型成功有赖于对地理基础和人文环境的有效利用。通过实地考察，我们发现此间城堡的废弃，从表象上看是受到了战争破坏、人口外流等因素的影响，其实质是脆弱的环境使其失去了重新发展或崛起的机会。由此看来，作为人类活动场域的松山新边，其可持续发展的决定因素是环境基础，而王朝边防经略措施、行政区划变动、战争创伤、人口外流、年久失修等因素，则减缓或加剧环境的制约作用，使松边沿线城堡呈现出迥异的发展图景。通过剥离城堡变迁中的影响要素，窥视其内在的均质新特征，我们得以揭示出区域社会发展路径多样新与环境的关系，亦找到将城堡兴废作为偷视环境变迁介质的独特视角。
该文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2年第1期，注释略去，引用请参照原文。
作者：僧海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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