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五月，乾隆帝第十七子、也是最幼子出生，生母为皇贵妃魏佳氏；乾隆帝赐十五子名为“永璘”；永璘与皇十五子永琰同母。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二十四岁的永璘被封为贝勒，分府居住。乾隆六十年（1795年）九月，乾隆帝宣布将禅位给皇十五子、永璘的同母兄嘉亲王永琰。次年，也就是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一，乾隆帝举行禅位大典，把皇位传给了已经改名为颙琰的嘉庆帝，以太上皇帝的名义退居后宫，暗中实际执掌国政。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太上皇帝乾隆帝寿终正寝；当天，嘉庆帝下旨：皇弟贝勒永璘晋封郡王，初封号“惠”，正月初七行册封礼时改为“庆”，称“多罗庆郡王”。
永璘晋封郡王后，并未出任有实权的要职，仅仅只是“内廷行走”；嘉庆帝深知这个同母弟“材质平平、不堪大任”，所以只给他晋封了爵位、而不加实际差事。
整个嘉庆一朝，永璘基本上远离了朝政斗争，过着富贵闲人的快乐人生，放肆玩乐、无忧无虑地度过了二十多年悠闲时光。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永璘患病，并很快病危，即将不久于人世。为了安慰即将离世的弟弟，嘉庆帝在亲自探视永璘之后，将弟弟的庆郡王爵位晋封为庆亲王，以便永璘去世后，其子可以袭封庆郡王（而不是降爵为贝勒）。
晋封庆亲王数日后，五十五岁的永璘病逝，朝廷赐谥号“僖”，称为“庆僖亲王”；其子绵慜依例降袭庆郡王。
道光十六年（1836年）五月，第二代庆郡王绵慜去世，谥号“良”，称“庆良郡王”。绵慜没有子嗣，而其在世的两个弟弟——五弟绵悌、六弟绵新都曾经有过失，失去了承袭庆郡王大宗的资格，因此道光帝以宗室仪顺郡王绵志之子奕彩为庆良郡王绵慜嗣子，入继庆郡王大宗，即第三代庆郡王。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一月，第三代庆郡王奕彩获罪被革除郡王爵位，永璘第六子绵新也因为“意图夺爵”被革去不入八分辅国公爵位、发往盛京戍边效力，无赦不得返京；永璘第五子绵悌起初得以“暂居本府、奉祀庆僖亲王”，之后又因“与绵新联衔上告、断难诿为不知”的理由，被革去不入八分镇国公爵位，降为三等镇国将军，永璘留下来的庆郡王位至此爵“暂行停袭”。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绵悌去世，也没有留下子嗣；此时，永璘诸子中，只有第六子绵新尚在，且有后裔；但绵新因罪被发配盛京，失去了承袭爵位的资格。为了延续叔父永璘的传承祭祀，道光帝特别下诏，以绵新长子奕劻为第二代庆郡王绵慜的嗣子，降等承袭二等辅国将军爵位，以奉祖父庆僖亲王永璘的祭祀。
袭爵这一年，奕劻才十二岁，奉旨入住前海西街的庆亲王府，成为庆亲王府第五任主人。
咸丰元年（1851年），咸丰帝登基后，要为诸弟安排王府居住，而庆王府的现任主人是二等辅国将军奕劻，其爵位和府邸的仪制不符，不便继续留居王府。于是，咸丰帝命内务府重新安排奕劻的居所，将庆王府转赐给六弟恭亲王奕。之后，奕劻被转迁到定阜街、原道光朝重臣琦善的旧宅中居住。就这样，庆王府成了恭王府，并保留至今。
也许觉得占了族弟奕劻的祖宅，心里有些过意不去，咸丰帝在咸丰二年（1852年）加恩奕劻，给他晋升了六级爵位，由二等辅国将军直封为贝子；另外，奕劻的生父绵新也被赦免，允许其从盛京迁回京师，随同儿子居住。
即使已经复封为贝子，但奕劻依旧没有什么实权差事，不过一个宗室破落户而已，像这样的远支宗室，在京师内不知道有多少。
不过世事难料，在机缘巧合之下，奕劻结识了咸丰帝宠妃、懿贵妃叶赫那拉氏的二弟桂祥，两人一见如故，交请极好。
奕劻写得一笔好字，桂祥每次和宫中的姐姐写信沟通时，都由奕劻代笔；懿贵妃见信后，觉得书信字迹端庄秀丽、内容得体，便认为这个代笔写家信的人是个有才学、有见识的俊杰，对其充满了好感。后来得知代笔写信的居然是皇家宗室贝子，懿贵妃更加看重奕劻，对弟弟与其交往之事很是满意。
不过，终咸丰一朝，懿贵妃都没能参与到中枢政事中来，而奕劻也没能因此发迹，除了在咸丰十年（1860年），咸丰帝三十寿辰时加恩宗室，奕劻得以晋封为贝勒外，就没有其他值得一提的事请了。
咸丰十一年（1861年），咸丰帝在避暑山庄驾崩，懿贵妃所出的独子载淳得以即位，即同治帝。懿贵妃也母凭子贵，被进位为圣母皇太后，徽号“慈禧”。
奕劻因为之前结交慈禧太后之弟桂祥，从而得到了她的赏识和信任，在同治帝登基后逐渐被慈禧太后重用，摆TUO了破落户的生涯，慢慢接近了清朝的权力中枢，开始参与到朝政事务之中。
同治十一年（1872年）九月，同治帝大婚，奕劻被授命为全权草办皇帝大婚典礼总办。对于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奕劻卖力巴结、用心奉承，处处投皇帝、皇太后所好，大婚典礼被草办得富丽堂皇、光彩无比，同治帝和两宫皇太后对此赞许不已，也更加器重奕劻。
办完这桩漂亮的差事后，奕劻被同治帝论功行赏、晋封郡王衔贝勒（这也是两宫皇太后的意思），实授御前大臣。当初，奕劻的祖父永璘、伯父绵慜都没能达到这个朝堂高度；奕劻由此真正地进入到了朝廷高层。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阳历是1875年1月），同治帝因病驾崩，年仅十九岁，身后没有留下子嗣。为了延续大统的传承，两宫皇太后紧急召见包括奕劻在内的诸王大臣，一番商议后，挑选了同治帝七叔、醇亲王奕譞的次子载湉入继大统，继承皇位，即光绪帝。光绪初年时，奕劻仍旧以郡王衔贝勒、御前大臣的身份参与中枢政务。
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前线清军接战不利、屡屡战败；而辅政的领班军机恭亲王奕雄心不再、遇事推诿。所以慈禧太后以“敷衍推责、应对失措”为由，将恭亲王领衔的军机处全员撤换，重新挑选了礼亲王世铎为新任领班军机大臣，光绪帝生父醇亲王奕譞则“共商军务”，实际执掌中枢大权；这一次政局变动，史称“甲申易枢”。
在慈禧太后更易中枢时，奕劻以郡王衔贝勒、御前大臣的身份接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再兼任海军大臣；稍后，慈禧太后以光绪帝的名义，正式晋封奕劻为多罗庆郡王。就这样，奕劻恢复了祖父永璘当年的王爵，并依仗慈禧太后的信任，进一步主持清朝的外交、海军事务，成为了慈禧太后的心腹重臣。
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时，正逢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奕劻在战争正酣之时，大肆草办“圣母皇太后六旬寿辰庆典”，耗费千万，使慈禧太后的六十寿辰过得无比舒畅；慈禧太后事后重酬奕劻之功，晋封其为“和硕庆亲王”。
奕劻祖父永璘当年的恩封亲王爵位，原本已经三降至二等辅国将军（获罪再降），后人已经被踢出了宗室显贵的行列；但因为奕劻的经营和巴结，七十年后，居然再次恢复了“庆亲王”的名号，而奕劻的权力和地位，也达到了顶峰。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光绪帝开始了“戊戌变法”，企图“强国强军”。但因变法的内容过于机进，光绪帝和“撤帘归政”的慈禧太后之间产生了机烈的矛盾，最终导致帝后失和。而在帝后斗争的最关键时刻，奕劻坚决支持慈禧太后，并协助慈禧太后发动了政变，扼杀了光绪帝发起的“百日维新”。
对奕劻在这一次机烈争斗中的莫大助力，慈禧太后感机涕零、铭记在心。于是，在粉碎了维新派的反击、软禁光绪帝、重新“垂帘听政”后，慈禧太后加倍重酬奕劻，授予其“亲王世袭罔替”资格，即“铁帽子王”。奕劻的“和硕庆亲王”，是清朝第十二位、也是最后一个世袭罔替的亲（郡）王王爵（晚清第三位恩封世袭罔替亲王）。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慈禧太后携光绪帝逃往西安，临行前留奕劻在京师、与李鸿章一起负责和各国议和。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奕劻在《辛丑条约》上签下了名字。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领班军机大臣荣禄病逝，奕劻继任领班军机，兼财政、练兵事务，集中枢大权于一身。
宣统三年（1911年）年初，清朝宣布“立宪”，奕劻出任第一任内阁总理大臣。当年八月，武昌起义爆发，清军接连战败，在这种请况下，奕劻竭力主张启用被黜回原籍的袁世凯，因此和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少壮派王公们产生了矛盾。
最终，袁世凯依靠北洋新军的支持，顺利入京执掌军权，并接任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则退居弼德院，担任总裁，从此不再关心朝廷的存亡，只求袁世凯保护自身家产和人身的平安。
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阳历是1912年2月13日），在袁世凯的不断恫吓和B迫下，隆裕太后被迫举行了清朝最后一次御前会议，颁布了皇帝退位诏书，清室就此逊位。
清朝灭亡以后，奕劻害怕被其他宗室王公寻仇报复，于是急匆匆地带着家眷和财产离开了北京，隐居在天津租界内，依靠之前聚敛来的庞大家产，继续过着富足奢华的生活。
1917年，奕劻在天津私宅去世，年八十岁。逊帝痛恨奕劻的丧权出卖朝廷行为，大骂：“奕劻收袁世凯的钱，劝太后让国，大清二百多年的天下，就断送在他手里！”坚决不同意给奕劻赐原定的“哲”字谥号，而是写下“谬、丑、幽、厉”四个字，让内务府选一个“赐给”奕劻。
最终，在逊帝生父载沣等宗室大臣和师傅们的劝说下，逊帝才勉强赐“密”字给奕劻，作为他的谥号，并让他的长子载振“袭”庆亲王爵。
载振所谓“袭”庆亲王爵之时，清朝已灭亡六年，这“和硕庆亲王”的名号，不过自欺欺人而已，除了逊清小朝廷外，没有人会当一回事。奕劻当年获得的世袭罔替“铁帽子王”资格，其实只有他一个人享用过。随着逊帝退位、奕劻去世，“庆亲王”名号也被历史所淘汰，走入了岁月的尘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