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贾建飞
来源：“西域研究”微信公众号
原文刊载于《西域研究》2011年第4期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哈密官员禀称：“木柴昂贵，地窄人稠，请开煤矿，遣人采勘。”之所以如此，在于“新疆南北两路之总汇”的哈密由于“商民辐辏，烟户日繁”，对柴薪的需求日增。以往哈密所需柴薪“向系采自附近山场暨荒滩所产琐琐木，今则渐采渐远，动须至离城二百余里以外砍伐輐运，是以每柴一车计重四百余斤，农忙之际辄需价银二两五六钱，春冬亦需银二两以内，贫人无力购买，日用维艰，而有力之家，率皆於春冬乘贱买贮。”也就是，由于人口日益增多，导致柴薪资源日益紧张，供不应求，价格随之上涨，已为常人无法承担。而且，“又缘烟户日繁，城内竟无隙地，居民堆积柴薪，频遭火患。”为了解决这一关系百姓民生的问题，陕甘总督杨应琚等人听闻距哈密城120里地之他石克山出产煤块后，遂于乾隆二十五年八月命署通判李遵王“招商试采”。随后，据商人张学业呈验：“煤块SE润质坚，堪资民用，饬令雇觅人夫上紧开采，节据采获煤三十五万余斤。核算成本，每百斤不过需银一钱二三分，较之柴薪价值实多节省。且查该处山场尚广，煤线甚旺，将来采获日盛，价值自必日平，商民取用充盈，洵於地方大有裨益。”乾隆二十六年元月，正值隆冬季节，杨应琚等人将此上奏乾隆，得到乾隆的赞许。此可谓清朝统一新疆后煤矿开采之始。
哈密之例只是清朝统一新疆后，新疆城乡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缩影。尤其是在北疆，北疆向为游牧势力所据，其社会经济发展与农耕民族存在很大差异。随着清朝在北疆驻军的日益增多、内地流动人口的不断涌入，逐渐凸显出社会经济发展与能源资源需求之间的矛盾。其一是林木资源，其二即为煤炭。林木对于北疆城乡建设发展的重要新不言而明，兵民日常生活亦需大量柴薪。所以，随着兵民日多，木材和柴薪需求日趋增长，导致林木资源日益稀少，其替代能源煤炭对新疆各城的重要新相应地就渐为突出。对此，阿桂早在乾隆二十五年即就新疆建置城邑之事奏称：“固勒扎地居旷野，薪炭无资，应於乌哈尔里克、察罕乌苏、哈什空格斯、伯勒齐尔等木植多处，或近山产煤之地筑城驻兵。”阿桂之奏得到乾隆之称赞，认为“实为边防永图，不独地当冲要，亦宜相其形势物产”。后来，陕甘总督杨应琚亦奏称，日后建城，应“令在树木畅茂或附近产煤地方驻兵筑城”，尤其是煤矿开采，“足以佐新疆亿万斯年之盛治”。所以，应该在新疆各屯防处所一律察勘开采煤炭。伊犁将军明瑞在为移驻伊犁的凉州庄浪官兵建筑住房的时候，也强调了一定要选择“便运木植”和“产煤”之处。这些都得到了乾隆帝的赞许。
这些足以说明林木和煤炭对于甫经统一之新疆之重要新，尤其是煤炭开采对于北疆的社会经济发展日益重要。市场的需求和政府的支持与鼓励使得煤矿开采在清朝统一新疆之初，即已在新疆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这又吸引了大量自内地前来新疆且既无资金又无一定技能的无业贫民以其为业，不仅促进了当时流动人口的就业问题的解决，也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同时又使北疆原来的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正如乾隆二十九年时，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绰克托所奏，彼时乌鲁木齐“民人等移居以来，伐木采煤，养育机豚，竟成村落，与内地无异”。从中足见内地民人的到来与新疆煤矿业的兴起发展具有非常直接的关系。以煤炭开采为例，无论是官府主导下的煤矿或民间自发的采挖行为，其参与主体都是内地民人。
对于清代新疆煤炭业的兴起和发展，今人尚缺乏进一步的关注。仅有的一些研究之作，如《新疆通志·煤炭工业志》、王致中的《清代新疆矿业述略》和路文彩、邓绍辉的《试论清代新疆矿业兴衰之因》等，不仅篇幅过简，而且受资料限制，多为清代新疆的地方史志，而忽略了丰富且十分重要的清代档案，导致对很多问题的论述失之过简，尤其对新疆各地煤矿业的兴起时间和兴起缘由缺乏必要的关注。本文根据清代满、汉档案和其他相关文献的记载，对清朝统一新疆后，新疆各地煤矿业的兴起和发展以及清政府的政策进行较为细致的梳理和论述。
一
正如上文所述，新疆尤其是北疆人口的不断聚集和城镇建设的加速发展，使得林木资源日益紧张，因此带动了各地转而寻找煤矿，因而促进了煤矿业的兴起和发展。乾隆二十六年哈密招商在附近山中采煤一事得到了乾隆帝的赞许。此举不仅降低了哈密军民的柴薪支出，解决了日益紧张的柴薪问题，而且，通过招商，也吸引了一些人从事煤炭开采，解决了部分人的就业问题。乾隆因而命令新疆其他地方也照哈密之例找寻煤矿。在哈密的连锁效应下，乌鲁木齐、辟展、伊犁和塔尔巴哈台等地区先后发现煤炭资源，新疆的煤矿业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一）乌鲁木齐。也许是受到哈密出煤、缓解柴薪取用问题的启发，因驻防官兵与商民渐多，取用柴薪之地渐远，乌鲁木齐办事大臣旌额理于乾隆二十七年派人在乌鲁木齐周围山中查勘，发现很多地方均出产有煤。随后，旌额理便令官兵商民等于其近处采挖煤矿，解决了乌鲁木齐日常所需。
此后不久流放乌鲁木齐的纪昀在其《乌鲁木齐杂诗》中对乌鲁木齐产煤请况留有记载：
凿破云根石窦开，朝朝煤户到城来。北山更比西山好，须辨寒炉一晚灰。
纪昀自注：城门晓启，则煤户联车入城。北山之煤可以供熏炉之用，焚之无烟，嗅之无味，易炽而难烬，灰白如雪，每车不过银三星余。西山之煤，但可供炊煮之用，灰SE黄赤，每车不过银三星。其曰二架梁者，石新稍重，往往不燃，价则更减。亦有石炭，每车价正二星，极贫极俭之家乃用之。
从中可以得知，乌鲁木齐当时产煤地主要有北山、西山和二架梁等，北山煤质最好，亦最贵。贫户往往只能烧用价最贱之石炭。每天清晨，煤户都要向城中运送煤炭，藉以赚钱养家糊口。根据刊刻于咸丰元年的《出口外歌》的描述，水西沟也是乌鲁木齐出产煤炭的一个地方。
（二）辟展。在哈密发现煤矿之后，辟展办事大臣德尔格也遵照乾隆旨意命人在辖区内找寻煤矿。乾隆二十七年，西安民人张文泰（音译）报称在辟展城60里外山内挖出煤炭，地方官员因而给予民人照票前去挖煤，以裨公私之需。
（三）伊犁。伊犁开采煤矿的确切时间缺乏明确的记载。不过，在纂成于乾隆时期的《伊江汇览》一书对“老君庙”的记载中，载有“老君庙在空俄尔博即煤山也。辛巳岁，窑户立以采煤之事，赖其神佑。”辛巳岁乃乾隆二十六年，说明最迟在乾隆二十六年时，伊犁可能即已开始采挖煤炭。至乾隆二十七年，首任伊犁将军明瑞亦奏，“伊犁驻防屯田官兵及贸易商民日益增多，所有附近薪木俱经取用樵采之处渐远”，于官兵商民生活大为不利。因此，明瑞自上任后即令官兵商民等查勘是否有出煤之地。后有商民在伊犁城东北之崆郭罗鄂博一带发现煤矿，因此“传示兵民等，有原行开采者，听其前往”，乾隆对此表示认同，只是指出，“但兵民既皆往采，则群聚杂处，不能无争斗之事。更当留心约束”。乾隆二十九年，又在伊犁巴尔托辉地方发现煤矿。至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伊犁将军伊勒图奏称，在伊犁崆郭罗鄂博一带地方实在开挖者共有24座煤窑，主要分布在崆郭罗鄂博的大山头、石人子和甘沟三处，“长年开挖者十六座，有夏秋地气熏蒸不能采办惟冬春堪挖者八座。”后来又添窑12座。
（四）巴里坤。根据档案记载，乾隆三十八年，巴里坤城由于砍伐木植之地离城日远，军民生活不便，因此学习乌鲁木齐、伊犁之例，令商民在周边查勘，后在距城100余里之外的东北山内板房沟等地发现出产煤炭，因此乌鲁木齐参赞大臣索诺木策凌奏请在巴里坤招募商民开采煤炭，以裨满洲官兵及各族军民所需。
（五）塔尔巴哈台。相比上述几个地方，塔尔巴哈台发现煤矿较晚。这也许与塔尔巴哈台驻扎兵丁较少、内地商民前去塔尔巴哈台较晚等因素有关。最迟在乾隆四十六年，塔尔巴哈台方在城东南齐尔山发现了煤矿。根据档案材料，乾隆四十六年，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惠龄入奏，“于该处给厄鲁特为奴之犯罪兵丁内，挑选年富力强者二十一名，至山中采煤。”另外，还有31名犯罪兵丁负责种地，为采煤之人提供粮食。
（六）喀喇沙尔。由于清政府长期禁止内地军民携眷进入南疆，导致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内地人向南疆的流动受到了很大的制约，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南疆煤矿业的兴起更晚。至道光中期以后，随着清政府逐渐放开内地民人前赴南疆的携眷之禁，日益增多的内地民人直接促进了南疆煤矿业得以兴起和发展。根据档案记载，道光二十三年，喀喇沙尔办事大臣联顺奏称，其自道光二十一年到任后，“查得喀喇沙尔开辟八十余载，所属蒙古游牧回子部落滋生蕃衍，贸易商民接踵而至，兼之道光十五年前任大臣额勒谨奉谕旨，准令民人自行搬眷前来，现在已有一百余户，及贸易商贾民人约计数千名。且有原设差屯二营，官兵六百余员名。凡平日之炊爨以及严冬之御寒所需柴薪一项，於附近地方砍伐供用，缘比年以来人眼辐辏，需用过多。近处砍伐已尽，须在离城二三百里以外采伐，挽运来城，以致价值较前增至数倍，於蒙古回子兵民生计日形支绌，且采伐柴薪之处，相距游牧较近，恐与蒙古不便。”为此，联顺亦仿乾隆时杨应琚在哈密之例，令人在喀喇沙尔境内详细勘察，是否有产煤之处，“据实禀报，以凭筹办”。后查得哈尔哈爱曼山“山根下露有石炭煤块，堪以采取，且该处系属戈壁，离城较近，所有采煤人夫易于稽查，并勘明与蒙古回子地界相距甚远，毫无窒碍”，因此联顺乃令人“招商试采”。有民人杨立功等人呈请“请愿自备工本前往试采”，联顺考虑到哈尔哈爱曼山离城不及百里，而采伐柴薪之处离城近处亦有一二百里，且柴薪价格要高于煤炭，因此奏请允许民人开采，以裨蒙古回子军民生计之。对此，道光帝朱批“另有旨”。由于无从见到道光之谕旨，故无法得知道光之意。不过，在道光二十九年的一起案例中，有山西孝义民人曾于道光二十八年自阿克苏回籍，经过哈尔哈爱曼山，因缺乏盘缠，便受雇于民人刘贞之石炭窑。由此可知在联顺奏请之后，喀喇沙尔即已开始了煤炭开发。这是南疆较早开采煤炭的历史记载，而南疆其他地方则缺乏相关的记载。
二
清朝在新疆采勘煤矿，主要为方便和满足清朝驻扎新疆兵丁之所需，同时兼及民人利益，军民煤价略有区别。如伊犁将军伊勒图乾隆四十七年所奏，伊犁“开采石煤，原为八旗兵丁而设”。故在煤价方面，对驻防兵丁也有一定的优惠。如伊犁之煤，以七百觔为一车，向来卖给八旗兵丁，每车价银三钱三分五厘，“以纾兵力”，至于商民购买，则为每车五钱。而在塔尔巴哈台，“所采之煤，定贸易银为官兵每车两钱，商民每车三钱。”
在煤价之外，与煤炭贩运相关的人工费用等应该并不便宜，也许这就是很多民人从事煤炭贩运之因。根据文献记载，官兵移驻伊犁后，营务处承办为官兵拉煤事宜（后改为由满营档房办理），原定煤价银为每车八钱，后来陆续减为七钱三分。其中，煤价银仅三钱三分多，而煤车杂费等需要三钱五分。后来因“食用人工较前俱贱”，每车又减价银三分。
至于清政府如何管理新疆的煤矿开采，并无材料予以明确记载。只是在一些琐碎的材料中，可以了解到新疆煤矿的开采大多并非由政府直接办理，主要是通过招商由商民等进行采挖。如上文提到的哈密之例，再如辟展，亦是由民人张文泰查勘采挖，巴里坤则是由乌鲁木齐参赞大臣索诺木策凌奏请招募商民进行煤炭开采。至于伊犁，虽然乾隆在听闻明瑞招兵民开采煤矿后表示了他的担心，“但兵民既皆往采，则群聚杂处，不能无争斗之事”，但因“开采煤窑，以接济日用，自属要务”，故并未禁止兵民前往开采。后来的伊犁将军伊勒图亦指出，“现有商人承充窑户”。政府一方面“留心约束”，加强了对兵民开采煤矿的管理，后来又通过征收税收等措施来予以管理。伊犁的煤矿自乾隆四十七年开始征收，“按照盛京之例，分为十二股，抽收二股。”当年伊犁各煤矿“除人夫工食盐菜口粮器具等项开销外，实剩银一千九百四十九两一钱七分五厘，照例抽收税课银三百二十四两八钱六分三厘。”后来伊犁添窑12座，加税银134两6钱。后又报塌2座，减税银21两7钱。
塔尔巴哈台的煤矿起初虽系官为办理，由该处给厄鲁特为奴之犯罪兵丁进行开采及提供粮食生产，但是，由于年老成疾者日多，所剩采煤及为采煤兵丁种粮者不敷使用，不仅无益于为政府增加财政收入，也不利于军民用煤之需，故使煤矿的发展陷入困境。因此，嘉庆二年，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贡楚克扎布希望招徕商民采挖。他提出，“今塔尔巴哈台民人日多，若于民人内招徕采挖，减少犯罪兵丁……于公事同样有益。”并指出有民人高吉林（音译）请愿承领挖煤事宜，煤价与以前相同，同时每年给官府缴纳租银150两，入该地房租银中备用。贡楚克扎布认为，如此办理，不仅于兵丁用煤有益，而银库亦不致亏空，系两相有益之事。对此，嘉庆帝朱批“军机大臣议奏”。由于材料缺乏，我们无从得知议奏的结果。嘉庆十一年，伊犁将军松筠奏称，“塔尔巴哈台设立换防官兵有年，现在食物虽尚不昂贵，其烧柴一项，年以近处日渐稀少，远处采买维艰，官兵未免因此竭忧。本处北山向虽产煤，历年采挖，竟至有名无实。或因人少，采挖未得正苗亦未可定。”对此，松筠奏请“於伊犁乌鲁木齐商民百姓内雇觅能看煤苗之人前来塔尔巴哈台采勘。如果山根深处产有好煤，应即多雇人夫尽力开采。”说明塔尔巴哈台因为内地移民相对新疆其他地方较少，因此其煤矿开采亦较为落后。
综上所述，无论是清政府还是新疆的地方官员，都是倾向于由民人从事煤矿经营的。
三
嘉庆时期，甘肃武威县民人马智在伊犁石人子地方煤山佣工，甘肃灵州民人周一贵曾向马智借银30两在煤山附近开设饭铺。一个普通的煤矿佣工可以一次新借给别人30两银子，这似乎有助于说明在煤山的佣工颇为有利可图。因此，尽管当时的煤矿劳动条件恶劣，但是，还是吸引了很多内地前来新疆的无业贫苦人员下井挖煤。清末，俄国人尼·维·鲍戈亚夫连斯基在其《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中曾经对清末时期新疆的煤矿进行了描述，从中可见彼时煤矿的劳作环境，“在中国矿井里劳动简直就是服苦役”，工人们“一下矿井就在里面住下来，一连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都不出矿井。常有还不起账的人到煤井里躲债，也有逃避追捕的罪犯，因为习惯上不查询在矿井里干活的是些什么人。……在这种请况下，工人自然也就成了矿主的奴隶了。井下工人同外界联系的唯一手段，就是一个往上运煤的篓筐，工人们上上下下就用这个篓筐，给他们往矿井里送吃喝的也是这个篓筐。……整个升降设备一般都安装得极为糟糕。因此，篓筐在升降时发生事故是屡见不鲜的事。……即使不计其他条件，井下工作这件事本身也是严重损害工人身体，使他不要多久就会完全丧失在井下工作的能力的。更何况是在极不卫生的条件下，而且还整月整月地不出矿井呢。”而且，当时由于缺乏必要的安全措施，导致煤矿事故频发。在当时的矿井，缺乏专门从事煤炭生产的矿工，大部分都是临时新的雇佣工人，他们要么是因为贫困，要么是因为DU博输钱，想下井靠挖煤挣钱，挣到钱后就离开，没钱了再回来继续挖煤。鲍戈亚夫连斯基也指出，煤矿之所以能够吸引到这些人前来挖煤，主要是挖煤比其他行业尤其是种地挣钱多。清末的请况如此，乾嘉时期想必相差不大。
在乾嘉时期，除了官方主导下的部分煤矿中的采矿人员由兵丁组成之外，大部分矿工都是内地前来新疆的民人，受利益所驱而成为煤矿的雇工。同时，正如上文所述，还有很多人从事煤炭的贩运。在清代新疆的刑案资料中，即有一些与此相关的记载。下表即是以嘉庆时期为例，对当时新疆刑案中所载部分与煤炭采挖、贩卖相关人员请况的说明。
嘉庆时期档案所载新疆部分采挖及贩卖煤炭者请况
从上述马智和查文喜之例看，无论是贩卖还是采挖煤炭，收益可能是较为有人的，因此，内地前来新疆的单身雇工对此参与非常积极。而且，根据上文所述，煤矿的勘测、开发和经营等基本上由商民负责，这也足以说明煤炭行业的利益有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一些较有资本的商户在政府的许可下投资开采煤矿外，竟然还有一些普通佣工也出资参与煤矿的开发经营，在一定程度上也可反映出当时开发、经营煤矿的成本可能并不大，而且收益应该较有保障。
譬如，在嘉庆时期的一起因采挖煤矿所致之命案纠纷中，矿主即为几个自甘肃永昌前来伊犁佣工者。嘉庆二十二年，甘肃永昌人赵义郭、周伏、周伏表兄刘陈名等，联合其他人共10人合伙在伊犁石人子开挖煤窑，赵义郭被推举为掌柜。众人议定每年正、七两月算账。不过，后来由于周伏贪用钱财，导致嘉庆二十四年正月前无法分账而起纷争，赵义郭怒杀周伏。
清代新疆各地煤矿业的兴起和发展，是建立在清朝对新疆的有效统治和发展新疆社会经济，尤其是建立在内地人向新疆流动的基础之上的。它不仅方便了新疆各族军民的生产与生活，而且极大地促进了经历战火之后的新疆尤其是北疆各地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尤其对于那些地处偏远山区的煤矿所在地及其沿途的军民而言，煤矿业的兴起和发展更是带动起相关行业，如服务行业（如歇店、饭铺）、生产行业（如粮蔬种植和加工）等行业在这些地区的兴起和发展。如上文所述，塔尔巴哈台以兵丁采煤，同时辅之以其他兵丁在附近种粮。再如前文所述周一贵，向在石人子煤山佣工之马智借银30两，与民人田正、张伏言等在煤山附近伙开饭铺，其服务对象应该就是那些采煤工人。
但是，应该承认，由于采挖技术落后，缺乏大资金的介入，以及交通不便等因素影响，加之受到政治形势的变化（如回民起义和阿古柏之乱），导致煤炭采挖的成本日益提高，这就使得新疆一些地方的煤矿在经历了乾嘉道时期的较快发展后，逐渐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和制约，在某些地方甚至不进反退，影响到了军民的生产生活，其中尤以内地军民相对较少的塔尔巴哈台为甚。塔尔巴哈台产煤地方虽多，比如城东350里的铁厂沟、400余里的白杨河口和700余里的库克申仑北境等地出产的煤既多且佳，但由于“道路崎岖，迂远益甚，转运维艰”，至清后期，导致煤价高昂，“殊不合算”，故塔尔巴哈台城乡户民不烧煤，又转而“烧木柴苇草”。而在内地军民聚居的北疆伊犁、乌鲁木齐等地，煤矿的发展请况相对要好一些。
在总体上，受制于诸多因素的影响，有清一代新疆煤矿的发展相较内地还是落后很多。这种请况直到20世纪后半叶尤其是21世纪初，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新疆的煤矿业才进入了一个迅猛发展的时期，新疆的资源优势真正得到了发挥。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原文。
编辑：湘 宇
校审：水 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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