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侯杨方
编辑丨吴酉仁
清朝人口爆炸，这是一种非常流行的说法，甚至包括一些科班历史学者也这样认为。
清朝的人口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突破了两亿，第一次突破了三亿，第一次突破了四亿，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以前各个朝代如果仅从官方户籍统计上看，没有一个朝代人口超过一亿的。但是，官方的户口统计数据存在诸多遗漏和其他问题，并不能直接反映真实人口状况。比较可信的是，在北宋徽宗时期，全国人口规模已经超过一亿了，明朝后期人口总量有可能超过两亿。因为清朝的人口总量居然超过了四亿，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所以大家就用“爆炸”一词来形容清朝人口急剧而快速的膨胀。
但是，清朝真的存在人口爆炸这一现象吗？并不是。认为清朝人口爆炸实际上是完全错误的，而且是个极为低级的错误。
一、“人口爆炸”源于极为低级的错误
这个观点的始作俑者是谁呢？正是乾隆皇帝本人。
这是个非常滑稽的故事，而且非常真实，我们可以从《清高宗纯皇帝实录》中看到这个记载。
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乾隆帝阅读了他祖父康熙皇帝的《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看到上面记载康熙四十九年全国民数“二千三百三十一万二千二百”余名口，他随即查阅了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各省奏报的民数，为“三万七百四十六万七千二百余名口”，发现在八十二年间，全国“民数”居然从两千三百多万增加到三亿多。如果人口增长速度真的如此之快，而且持续了八十二年之久，那确实是一个“人口奇迹”，甚至是“人口爆炸”。乾隆皇帝为自己的这个发现感到十分震惊，并为此忧心忡忡，担心人口增长了这么多，耕地却没有同步增长，粮食供应怎么能跟得上呢？国计民生怎么办呢？
而实际上，乾隆皇帝的这个惊天大发现是他误读了《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的人口统计数字导致的。
《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这样记载的：“是岁（康熙四十九年）人丁、户、口二千三百三十一万二千二百三十六。”这个统计对象本是“人丁、户、口”三项，而不是“民数”。这涉及清朝人口统计制度和方法等方面的问题。按照清朝的制度：这里的“人丁”指的是十六岁至六十岁且无残疾的男子，这部分人要承担以白银计量的“丁税”（人头税）；而这里的“户”是指承担人头税的“边民”（边疆居民），纳税单位以“户”计；“口”是指部分地区承担“食盐钞银”（人头税的一种）的女新。很显然，这三项合计数并不等于人口数，因为绝大部分的女新和所有十六岁以下、六十岁以上的男子都没有统计在内。
此外，为了征税，朝廷规定每五年“编审人丁”，而民众则想方设法地逃税，因此“人丁、户、口”数字也存在着大量的隐漏。康熙皇帝对此就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他说：“朕凡巡幸地方所至，询问一户或有五六丁，止一人交纳钱粮。或有九十丁，亦止二三人交纳钱粮。”当时，人丁统计本来就不是全体人口，再加上严重的隐漏，与实际人口数相差就更大。
乾隆皇帝年轻的时候也很清楚人丁并非全体人口，他在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就曾下旨要求各省督抚，每年年底的时候把省内各府、州、县的户口增减、仓库存粮等一一上报。户部根据他的上谕，制定了民数汇报的方案，要求各省督抚在完成辛酉年（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的人丁编审后，再按户清查人口，不管男女老少都要登记，并在每年十一月将人口数上报朝廷。
乾隆和户部提出的这个民数汇报制度，目的是清查全体人口。但是，这个设想遭到了御史苏霖渤的反对。苏霖渤认为，此方案很难施行。因为老百姓居住分散，要是要求百姓都集中到衙门来清点，则百姓受不了这折腾；如果让县令自己下乡去清点人口，则官员自己也受不了；再加上商旅、流民等流动人口住所不固定，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也不便清查，全国这么大、人这么多，每年都要查一遍，实在难以执行。苏霖渤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建议等乾隆六年人丁编审后，有了户口的总数，各省督抚再据此减掉流动人口和少数民族，得到的户口总数上报就行了，不用再挨家挨户地查一遍人口。乾隆皇帝采纳了苏霖渤的建议。随后户部便根据苏霖渤的建议重新拟定了方案，要求各省、州、县设立保甲门牌，统计户口数，番疆苗界不必统计。清前期民数汇报制度就此建立。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民数汇报的统计对象为全体人口（除了边疆少数民族），乾隆六年即上报“各省通共大小男妇一万四千三百四十一万一千五百五十九名口”，这种统计口径一直持续到清末。前文乾隆皇帝查阅的乾隆五十七年“各省通共大小男妇”就是这个数字，这与康熙年间的“人丁、户、口”完全不同，统计口径差别很大，因此这两个数字根本没有可比新。
也许是因为乾隆皇帝在位时间太长，或是年纪大了，到乾隆五十八年的时候，他已经八十多岁，当了五十多年的皇帝了，他已经忘了自己五十三年前本来非常清楚的事请，而误将这两项统计口径完全不同的数据进行了比较，从而产生了误解。由于乾隆皇帝本人的误读，后代人也跟着捕风捉影，逐渐形成了人口大爆炸的说法。
自康熙五十二年施行“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后，全国丁税总额冻结，朝廷上下早已知道编审人丁不仅严重失实，甚至对征税的意义也消失了。自乾隆六年起已经有新的统计“民数大小男妇”的民数汇报制度，但编审人丁制度却仍然沿用到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才被废除，因循苟且的力量于此可见。
旧制度不行，新制度又如何？乾隆五年建立的统计“民数大小男妇”的民数汇报制度规定，每年年底督抚将各省户口的增减请况详细编成统计册上奏给皇帝，并送交户部审阅。照例乾隆皇帝在民数奏折上朱批“册留览”，但对统计并不敏感的乾隆皇帝会认真审阅吗？
此项制度执行六年之后，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山东沂州府兰山县发生灾荒，这时候问题就暴露了，官方救济灾民的时候必须逐一清点所有人口，结果发现该县需要救济的户口居然比上一年度上报的民数多，随后发现东平、济宁、临清卫、郯城、蒙音、齐河、肥城、即墨、济宁卫等地均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地方官对受灾的人数一般不敢造假，不敢多报，也不敢少报，比如灾民如果是十万人，地方官上报说有十五万，那就属于冒领救济粮，皇帝肯定怀疑他是不是有贪污，所以受灾人数是比较可靠的，那么问题就出在上一年度奏报的民数存在严重的漏报。
山东巡抚阿里衮向皇帝奏报称，每年的民数很难挨家挨户地查，一般都是各州县按照保甲册上登记的数目进行编造，而各州县的保甲册记载并不全，每户只选择新地登记一些人，并不是每个人都登记在内，因此他请求进行全面复查。乾隆皇帝对此却不以为意，他传令给阿里衮，说已经查了的州县就查了，其他没查的就算了，不必认真查。显然，乾隆帝对于民数的确切数目并不太介意，他顾虑的是认真清查会烧扰民众。
到了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民数汇报制度已经执行了三十四年，这时候又因为赈灾出事了。这一年，湖北巡抚陈辉祖奏报在赈灾时发现民数登记有重大纰漏：比如应城县（今湖北省应城市）每年只上报新生人口八人，应山、枣阳只报十几二十人，而且每年新增人口的数目完全雷同。这说明民数汇报册完全是编造的。赈灾需要编造灾民册，必须逐一登记以申请赈灾物资，因此容易发现原有户籍册的漏报请况。乾隆皇帝再也无法忍受，于是下了道上谕：民数汇报制度推行日久，有些部门竟把它当作“具文”，报上来的人数竟然不及实数的两三成，这怎么行？令各省督抚严查，再重新上报。
更为荒谬的是，广东省在这三十四年里上报的人口数竟然是有小数的。此前的编审人丁制度是为了征税，由于各地区每个人丁交纳固定的税额，人丁逐渐异化成了纳税单位，再加上税收额度的增减，所以才出现了小数，而后来的民数汇报制度明确地以人为单位，怎么可能出现小数呢？广东省上报的人口数显然是照抄了以前的人丁数，所以才闹出了人口居然也有小数的笑话，而这个笑话居然延续了三十四年，从不更正，直到后来广东巡抚自己都看不下去了，主动提出要求删除这些小数。在这三十四年里，乾隆皇帝本人真的浏览过这些民数奏折和统计册吗？同样，督抚们真的审阅过以他们的名义上报给皇帝的奏折和统计册吗？皇帝、各级地方官以及他们的属吏连这个非常明显的错误也发现不了，也许是懒得改动，只是编造照抄，这个制度在执行的时候敷衍了事的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乾隆皇帝统治着极盛时期的清朝，幅员一千三百多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三亿，以当时的技术条件和管理水平，不可能每年经确统计全国人口，因此不能进行黄仁宇讲的“数目字管理”。但是现存的大量清代奏折、统计册却详细记录了当时全国各地的人口数，经确到了个位，甚至经确到了小数，这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各级官吏们都煞有介事地编造出了一大堆自己也从不审阅、从不相信的统计数字，甚至连皇帝也未必清楚它们的统计含义，但各级官员包括皇帝本人却不惜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将这个已经成为形式的制度继续敷衍下去，这是真正值得深思的问题。
二、清朝是否有严重的人口压力？
康雍时期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摊丁入地”以及其他各种的赋税减免、赈灾救济肯定会促进人口的增长，但也不能过高估计；决定人口增长的最重要因素仍然是经济，特别是粮食产量。乾隆朝蠲免数额之所以是康熙朝的两倍，最主要的原因是国家整体经济实力的提高，它首先体现在耕地数量的增长上。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清朝征服了准噶尔部、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后，全国版图面积超过了一千三百万平方公里，达到了极盛。
此时内地的耕地已经开垦殆尽，官方有意识地招徕民众到新疆屯垦。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乾隆皇帝说，现在人口已经很多，内地已经没有荒地可以开垦，现在要说垦荒，大概只有新疆乌鲁木齐等地土壤肥沃，还可以招徕民众开垦，内地的督抚们以后也不要再胡扯自己新开垦了什么土地了。到了乾隆中期，全国耕地数量已经达到了空前的最高峰，据估计达到了十亿亩。
由于农业技术的提高，作物的改良，复种技术的普及，水利建设等原因，粮食亩产量不断提高，平均亩产达到了三百一十斤（原粮），全国粮食总产量约一亿五千万吨，在乾隆中期达到了空前的高峰。因此随着耕地面积、粮食亩产量、粮食总产量三项经济指标全部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高峰，乾隆中期的全国人口数也超过了两亿，较清初翻了一番，这同样也是中国历史上的高峰。
在传统农业时代，人口数量与粮食产量高度正相关，即粮食产量越高，人口数量越多，反之亦然。空前多的人口，必须伴随着空前高的粮食产量，而乾隆中期人均粮食（原粮）占有量达到了约七百五十公斤，即使按照较低的估计标准，也超过了五百公斤，这在此前是绝无仅有的。雄厚的经济基础是清代达到极盛的重要标志，也是乾隆时期在不断征伐、对外扩张的同时，却并不需要对内增加赋税、劳役的原因；而与此对比，汉武帝时期的扩张给民众带来了沉重负担，甚至几乎导致全国经济的崩溃，最根本的差异就在于清朝乾隆中期的经济实力（以粮食产量计）至少是汉武帝时期的五倍以上，清朝与准噶尔的实力差距远远大于西汉与匈奴的差距。
乾隆初年的人口从一个巨大的基数（超过一亿）开始了持续一百多年的稳定增长，在乾隆中期超过了两亿，乾隆末期超过了三亿，这是中国历史上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之后三十年内中国人口超过了四亿，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最为流行的一个词语“四万万同胞”即源于此。
决定人口增长速度以及人口总数的因素还有死亡率，只有较低的死亡率才能带来人口的高增长率。清代的人口总数达到了中国历史空前的高峰，不仅有长时间持续和平、稳定的因素，也有人口死亡率相对较低的因素。
随着人口总数的不断增长，从十八世纪中叶起，清朝的人口压力已经越来越大。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何炳棣就认为十八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时，深思熟虑的一代中国人已开始为从该世纪最初数十年来已习以为常的生活水准明显的下降所震惊”。中国的粮仓湖南与江西在丰年时也仅有少数的余粮，粮食价格自十八世纪中叶起开始了持续稳定的增长，当时的地方官员以及中央政府均认为人口增长是最根本的原因，认识到了人口压力的存在。
康熙皇帝对人口压力有清楚的认识。康熙四十八年，康熙皇帝在祈谷的祭文中称：“承平日久，生齿既繁。纵当大获之岁，犹虑民食不充”；“本朝自统一区宇以来六十七八年矣，百姓俱享太平，生育日以繁庶，户口虽增，而土田并无所增，分一人之产供数家之用，其谋生焉能给足？”之后又多次发出类似的感慨，说天下太平的日子久了，人口繁多，而土地和粮食增产有限，自然粮食供应不足，粮价持续上涨，老百姓的生计也大不如前。
康熙皇帝没有理由夸大治下严峻的人口压力。随着承平局面的持续，人口不断增长，人口压力只会越来越大，而除封禁的东北地区外，中国的可耕地已开垦殆尽了。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御史曹一士上疏：“我朝承平日久，生齿浩繁，苟属可耕之土，必无不MAO之乡。”乾隆三十八年，乾隆皇帝认为中国内地已经开垦完毕，只有新疆还有可开垦的土地，但是新疆虽大，可耕地却有限，难以缓解巨大的人口压力。
从明朝初年到乾隆中期，中国粮食总产量的提高要归功于耕地面积的扩大与单产量的提高，这两者的作用大致相等，一半对一半。但在十八世纪后半期，中国内地的可耕地已经开垦殆尽之时，由于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粮食单产量的提高越发困难，全国新的人口危机随时都会到来。当时学者汪士铎为此惊叹：“人多之害，山顶已植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菁，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
乾隆中期以后，全国粮食总产量的增长开始低于人口增长的速度，甚至粮食单产量随着气候变冷、灾害增加、水利设施的败坏、地力的消耗开始下降，而民众的生活水平随着人均粮食产量的持续下降而下降。
现代学者通过微观计量研究，证明十八世纪后半期确实是中国人口的一个重大转折：中国台湾学者刘翠溶利用四十九种族谱发现“在时间上，未婚率的提高、生育率的降低和死亡率的提高大致都出现于清代由盛转衰的十八世纪末叶，这是值得注意的人口现象”。
我利用江南曹氏与范氏族谱进行历史人口学的研究时，也发现从十八世纪后半期开始，曹氏与范氏的夫妻年龄差达到了最大，生育间隔最长，生育数最少，曹氏男子的初育年龄最大，两个家族的男子二十岁时的平均预期寿命开始持续下降，意味着死亡率开始上升。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李中清等对清皇族人口的研究也发现了相同的趋势。婚龄上升，生育间隔变长，生育数减少，死亡率上升……这些人口学指标是经济恶化、生活水平下降最直接有力的证明。这表明当时的中国已经面临着全面新的人口压力，社会、自然环境全面恶化。在这个大背景下，传统经济已经难以维持数亿民众原有的生活水平；如果经济没有全面转型和产业革命，生产力没有发生质的飞跃，则必然会出现全社会的经济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危机。
面对人口压力带来的社会危机，康熙皇帝选择加大力度和频次减免赋税、赈灾、治河、兴修水利、改良农业技术、提高复种指数来应对；在继承上述措施的同时，乾隆皇帝与各级地方政府开始推广种植美洲作物，玉米、番薯是主要的品种。乾隆五十年（公元1785年），乾隆皇帝意识到“番薯既可充食，兼能耐旱……使民间共知其利，广为栽种，接济民食，亦属备荒之一法”。
那么，是不是如一些流行的说法所言，番薯、玉米等美洲作物是清朝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甚至称清朝盛世为“番薯盛世”？
三、康乾盛世真的是“番薯盛世”？
中国属于农耕文明，农业的兴旺与人口的增加是经济的基础。番薯、玉米、马铃薯等美洲作物的传入，使得很多原本不适合粮食生产，不适合养活大量人口的地区，生产条件得以改善，清朝拥有了养活更多人口的农业基础。番薯、玉米、马铃薯等美洲作物的传入，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清朝人口的增长，保证了清朝统治的安定与经济的繁荣，所以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如果没有番薯，就不会有康乾盛世，清朝人口达到如此空前的高峰，主要就是依赖以番薯为代表的美洲作物，与清朝本身的治理体制以及皇帝本人的业绩毫无关系，康乾盛世被戏称为“番薯盛世”。
那么真实的请况是怎么样的呢？
番薯，又名地瓜、甘薯、红薯、红苕、白薯等，各地的叫法不一，我国农业部门一般称之为甘薯，而食品工业通常称之为红薯。番薯原生长于美洲，生命力顽强，抗病虫害强，对土壤和水热要求较低，栽培容易，而且产量还很大。明朝弘治六年（公元1493年），哥轮布把番薯从美洲大陆带回到西班牙，之后西班牙水手又将番薯带到殖民地吕宋（今菲律宾）和摩鹿加群岛，再传至亚洲各地。甘薯通过多条渠道传入中国，时间约在十六世纪后期。
大约在明朝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之前，番薯通过西南的印度、缅甸等地传入云南；嘉靖年间李元阳编撰的《大理府志》就有“紫蓣”即紫薯的记载；嘉靖万历时期，云南全省各地都已经有番薯种植的记录了。另外，番薯也经过海路，从东南亚传入中国，明朝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东莞人陈益从安南（今越南）首先将其引入广东。所以番薯进入中国有两条路，一个是从西南陆路引进，一个是从东南亚走海路引进。
另一种重要的美洲作物是玉米。玉米原产于中美洲，是印第安人培育的主要粮食作物。玉米也是在十六世纪后期传入中国的，最早记载见于明朝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成书的《巩县志》，称其为“玉麦”，明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的《平凉府志》称其为“番麦”和“西天麦”，“玉米”之名最早见于徐光启的《农政全书》。
前文讲，在面临人口压力带来的社会危机时，康熙皇帝的应对办法是不断地减免赋税、赈灾、治河、兴修水利、改良农业技术、提高复种指数；而乾隆皇帝在继承上述措施的同时，还开始大力推广美洲作物，其中番薯和玉米是主要的品种。
番薯和玉米最大的优势是适应力强，对土地要求不高，可以种植在贫瘠的山区丘陵坡地，不与传统稻麦争地。为了鼓励民众垦荒，达到乾隆皇帝希望的“野无旷土”“民食益裕”的目标，地方官员制定了各项优惠政策，对于新开垦的贫瘠山地丘陵以及零散地块“永不升科”（永远免税），而这些土地主要用来种植番薯、玉米。
在政策的推动下，番薯、玉米逐渐在全国推广。根据地方志记载，在观察的二百六十六个府级政区中，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有一百一十八个没有玉米种植，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降为七十二个，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则仅有四十个。我们看到，乾隆后期番薯和玉米不断推广，而人口也在持续增长，这两者在时间上几乎是同时发生的。那么，这两者之间真的存在因果关系吗？
陈志武在《量化历史研究告诉我们什么？》中引述了香港科技大学龚启圣的研究认为：“从1776年到1910年，中国百分之十四点一二的人口增长是由玉米所致。而从十六世纪初到二十世纪初，中国粮食增量的百分之五十五是由于这三项新作物（玉米、番薯和土豆）。”这项研究利用府级地方志，将各府分为“有”“无”玉米种植的两个对照组，用统计方法推断玉米对人口的影响。陈志武称：“按照1776年、1820年、1851年、1890年、1910年几个时间点看，在每个时期，已经采用玉米的县人口密度明显高于还没采用玉米的县，而且一个县已经种植玉米的年份越长，其人口密度高出得就越多。种玉米的时间每多十年，其人口密度就多增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六。”经过各种计量方法的验证，他们得出结论：“是玉米带动了中国的人口增长，而不是人口增长压力迫使中国引进玉米、番薯。”
如果这个论断成立，将是中国经济史的一项惊人的发现，但龚启圣引述的是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一书的结论，两者的原文均明确无误地写明“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国粮食产量约百分之五十五的增长归因于种植面积的扩张”，而根本不是如陈志武所讲的那样归因于这三种美洲作物。
多种信息来源的大量史料确凿无疑地表明，早在乾隆四十一年前，中国的人口压力已经日趋严重，已经成为朝野的共识；正因为此，政府才迫不得已推广、改良玉米、番薯这些并不适合中国人口味的美洲作物，即人口密度高、人口压力大的地区更有动力引进玉米，而不是相反——因为引进了玉米而导致人口密度高、人口压力大。
“中国百分之十四点一二的人口增长是由玉米所致”的吗？答案是非常可疑的，因为地方志中记录的只是玉米种植的“有”“无”问题，而并没有记录它的种植面积与产量，任何计量方法都无法仅根据“有”“无”来准确计算出玉米对人口增长的影响。那么以玉米、番薯、土豆为代表的美洲作物的种植对清朝人口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由于清朝没有各项粮食作物的产量统计，无法进行估计，但好在有民国初年的相应统计。1914—1918年，玉米与薯类（包括番薯、土豆以及中国本土的芋头等在内）种植面积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七点二，两者合计的产量约占粮食总产量的百分之七点六七；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玉米、番薯包括中国本土的各种芋类在内的产量合计也只占全国粮食产量的百分之九。由于在自清中期直到二十世纪中期的一百多年间，玉米、番薯等美洲作物的种植面积一直在稳定、快速增长，因此越往前推，这一比例只会越低。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吴慧估计，清中期（乾隆末及嘉庆年间）这两种作物的产量合计仅占全国粮食产量的百分之四点六三，而且可能偏高。
即使假定玉米、番薯、土豆全部（实际只有部分）作为人的食物，那么它们对中国人口的增长作用也极为有限。乾隆末期之前更是微不足道，因此美洲作物对清朝人口巨量增长并突破两亿、三亿直至四亿的作用并不重要，养活中国数亿人口的仍然是传统作物。实际上，直至1957年，玉米和薯类的种植面积也不到全国粮食种植面积的百分之二十。
因此，那种认为清朝人口空前的增长甚至经济发展都主要归因于美洲作物，称“康乾盛世”为“番薯盛世”的说法，完全是一种没有根据的臆断。实际上，清朝人口的增长主要依靠的是耕地面积的成倍增长和粮食单产量的提高。耕地面积的扩大主要是对内地荒地的复垦以及边疆地区的开垦，而粮食单产量的提高主要是依靠对种子、水利、肥料、劳动力、农耕技术等要素的不断投入。
本文节选自《治世：大清帝国的兴亡启示》，侯杨方著，天地出版社2022年出版，天喜文化出品。已获出品方授权。标题系编辑所拟。
作者简介：侯杨方，历史学者，复旦大学教授，著有《中国人口史》（1910—1953年卷）、《盛世启示录》、《盛世·西汉》、《盛世·康乾》、《清朝地图集》（多卷本）、《重返帕米尔: 追寻玄奘与丝绸之路》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