巍峨的祁连山耸立在大西北，荒漠和草原在这里分界，高原与山地于此相连。千百年来，这片大地哺育着不同的族群，也见证了他们的兴起和落幕。西晋至隋唐期间，一个因部落马匹“不和”，兄弟阋墙而兴建的鲜卑政权，成为雄踞祁连山脉350年的神秘王朝，他们不仅是古代丝绸之路青海道、吐谷浑道的缔造者，更让青海骢、蜀马扬名海外，与四川茶马古道的崛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019年武威市天祝藏族自治县祁连镇的喜王慕容智墓成功发掘，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保存完整的吐谷浑王族墓葬。2021年，项目组为了探索“大可汗陵”的具体方位，对武威地区新发现的长岭-马场滩区3座墓葬进行了发掘，出土随葬品290余件，3座墓道内均殉有整马。
5月30日，封面新闻考古中国报道组记者对话吐谷浑王族墓葬群项目负责人、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陈国科。他为我们揭秘“马背王国”吐谷浑汗国：“从这些殉葬整马和彩绘仪仗俑群可以看出，马匹在吐谷浑民族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壁画中的吐谷浑人驯马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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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座墓道内均殉有整马
马是吐谷浑的“国宝”
武威市天祝藏族自治县祁连镇岔山村，地处祁连山腹地，2019年9月28日，当地有关部门在村北的一处小山岗上平整土地时，意外发现了一座墓葬。接到消息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员立刻赶到现场，从那时起，历时三年多，一个气势恢宏的吐谷浑王族墓逐渐露出颜面。
据陈国科介绍，2021年对武威地区新发现的长岭-马场滩区3座墓葬进行了发掘，出土随葬品290余件。其中，长岭1号墓墓道底墓门前殉有整马两匹；长岭2号墓墓道内殉整马3匹；马场滩区1号墓底部墓门前殉有整马一匹，此外，三座墓里有铁马镫、铜杏叶、革带等各类马具。可以看出，马在吐谷浑文化中有着独一无二的地位。
马场滩M1墓道内殉马
“在甘肃武威吐谷浑王族墓葬中，马场滩区域墓葬内均殉葬有1至3匹数量不等的整马，还有骑马俑、翼马纹丝织品等随葬品。”陈国科说，“吐谷浑墓葬中出土的彩绘仪仗俑群中，有很多是骑马的，这既是严格遵守唐制的表现，也是当时吐谷浑人生活的客观反映。目前发现的吐谷浑墓葬当中殉祭的动物主要包括马、牛、羊、狗等，特以马占有的地位最崇高。”
马的重要地位，还凸显在吐谷浑文化习俗甚至律法中，“他们的习俗‘有城郭不居，随逐水草，庐帐为屋，以肉酪为粮’。因此，马、牛、羊等牲畜是吐谷浑人日常生活和外出争战的必需品，特别是马匹，吐谷浑人对其有极高的重视程度，以至于在制定法律时‘杀人及盗马者’罪等同，可‘至死’，而其他犯罪只是‘征物以赎’。”
吐谷浑人将马命看得和人命一样重，陈国科解析，这是因为在吐谷浑民族的整个发展过程中，马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除了最初吐谷浑部与慕容廆部分家因‘二部马斗’所起，甚至据传吐谷浑本人在最终决定部落迁徙时，他是以马群的走向为决策依据。”
可以说，以游牧、商贸赖以生存的吐谷浑王国，马，成为了“国宝”。
马场滩M2出土马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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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马匹不和兄弟分家“建国”
吐谷浑人至死遥望故土
吐谷浑王国建立就和马有关。曹魏初年，鲜卑族的慕容部族向东南移动，进入辽西。首领慕容涉归有两个儿子，一个是嫡子慕容廆，一个就是庶出的吐谷浑。相传，两个兄弟部落在一次放牧时，双方的马撕咬了起来。一气之下，吐谷浑就带领自己手下的1700户人一路西迁，来到枹罕（今甘肃省临夏市），以此为据点，繁衍发展。吐谷浑的孙子叶延，带领部落进一步发展，并在今青海贵南一带建立慕克川总部，设置司马、长史等官。并以祖父吐谷浑为其族名，正式建立吐谷浑汗国。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慕容吐谷浑负气出走后，两位慕容兄弟此生再也没有见面。慕容廆思念哥哥，创作了《阿干歌》，并定为燕国“国歌”。而千里之外的吐谷浑人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故土，至死都在遥望辽西。
据2021年甘肃武威市天祝藏族自治县的长岭1号墓和马场滩1、2号墓发掘发现，这三座墓葬以及慕容智墓、肃南大长岭墓葬等河西地区吐谷浑人墓葬，墓道方向皆朝向东南，且皆殉葬整马，相关专家分析道：“其墓道朝向东南的模式，可能与吐谷浑人死后魂归阿步干鲜卑山的信仰有关。”
吐谷浑王族墓葬群陵区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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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谷浑擅育良种马
让“蜀马”扬名海内外
其实，在西晋吐谷浑族人从辽东一路游牧到祁连山脉安家落户的过程中，吐谷浑吸收羌等北方民族的养马知识，养马技术日渐成熟，并且有自己的“秘方”——据《北史·吐谷浑传》记载，吐谷浑利用地理上的优势，在冬天青海湖结冰时将一批本地雄马放进小山上，然后从波斯引进的母马对其配种。两个优良品种培育出的马，长大后高大神骏，耐劳耐寒，这就是中国古代最有名的神驹——青海骢。
作为千里马的代言人，青海骢一度成为骏马的代名词。“昭陵六骏”的主人唐太宗就曾从吐谷浑俘获良马，而在元代画家钱选所作的《杨贵妃上马图》中，杨贵妃骑的正是产自吐谷浑的青海骢。
《杨贵妃上马图》
而除了青海骢，吐谷浑还拥有另外一种良马——产自四川的“蜀马”。《晋书·吐谷浑传》记载：“地宜大麦，而多蔓菁，颇有菽粟。出蜀马、氂牛。”唐李匡乂《资暇集》记载：“成都府出小驷，以其便於难路，号为蜀马。”
在平原地作战需要仰仗“青海骢”这类草原马，但在多山的南方，善于山地行走的“蜀马”却有草原马所不能取代的长处。四川盆地的养马史不晚于商代。魏晋南北朝时有记载，“东吴尝遣使至蜀求马”，可见蜀马在当时已名扬海内了。据东晋《华阳国志》记载, 蜀马以汶山郡、巴西郡及巴郡垫江所产著称。汶山郡北部的羌人曾臣服于吐谷浑, 吐谷浑向北魏贡献的“蜀马”，便来源于此。
马场滩M1全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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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四川养马业
奠定茶马贸易基础
历史地理学家郭声波研究发现，刘宋时，成都已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马市，据《宋书·刘道济传》，远方商人甚至带着数百万钱来成都采购马匹，为了防止蜀马大量流失，官府一度“限价限购”——“马无善恶，限蜀钱二万”。
唐宋时代盆地区因农地渐辟，草场缩小，养马业有所衰退，而是在峨江上游、川西嘉绒地区及川西南地区，养马业却一直很兴旺。这一定程度上为宋、元、明历代发展茶马贸易奠定了基础 。
而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衡州贡“蜀马”。衡州的“蜀马”主要在凉山乌蛮地区大量养殖。而《太平寰宇记》卷七说：禽州陷于南诏之后，黎州仍保持着与川西南蕃部的贸易，蕃部蛮夷多用红椒、盐、马之类换取茶、绢、布。这不仅让“蜀马”成为宋代茶马贸易的抢手货之一，蜀马更是用自己的马蹄走出了一条享誉世界的茶马古道。
吐谷浑汗国虽早已覆灭，就如慕容智躺在祁连山下的冰冷墓志铭，但吐谷浑人还是给后代留下了他们“国宝”的痕迹。声名远播的中国现代三大名马之一的“河曲马”便有“吐谷浑马”的基因。如今，它们彪悍而神俊地奔驰在草原上，传递着吐谷浑不羁的灵魂。
来源｜封面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