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田栋梁
来源 | 医学界智库
持续了两年多的新冠疫请，让更多人知道了“胡必杰”这个名字。身为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下文简称中山医院）感染病科主任，胡必杰说疫请让他多了一些抛头露面的机会，“我也可以借机让更多的人正确掌握关于感染新疾病的知识。”
在52岁之前，胡必杰一直是一位呼吸科医生，年过50，去创建一个新科室，“很多朋友跟我说，你胆子有点大，很少有人超过50岁去另外建一个科室，而且还是感染病科，疑难杂症很多，需要花的心血又多，是典型的出力不讨好，很难弄的。”
然而，短短六七年间，胡必杰带领下的中山医院感染病科，已经享誉国内。2021年3月，中山医院“感染诊疗与防控中心”获评2020年度上海市质量金奖，这一年全上海获此荣誉的医疗机构只有两个。
随着新冠疫请持续大流行，感染病科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但在“感染科的春天来了”的乐观之下，胡必杰却看到了危机。“新冠疫请下，大家可能觉得对感染病科是个发展机会，其实很多医院的感染病科反而萎缩了，不少医院把感染病科关闭，医务人员都派到了发热门诊去，整天鉴别发热患者是不是新冠，有些人就辞职了，再这样下去这个学科更没有机会了。”
胡必杰主任
感染病科看什么病？
在新冠疫请之前，到感染科的很多人都戴着口罩，胡必杰就告诉这些人不需要戴，“中山医院的感染病科是安全的，我们能够甄别呼吸道传染病，不收开放新肺结核，我们还有负压病房，不能排除的会收到负压病房里。”
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会认为，感染科收治的是肝炎、艾滋病、肺结核这样的传染病患者，对此，胡必杰表示，这个观念是错误的，或者说是一个陈旧的观念。
公众对感染病科认识不足或存在认知偏差并不奇怪。中国“感染病学”的前身就是“传染病学”，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正式更名。2004年6月，翁心华教授将"中华医学会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会"正式更名为"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之后，各地医院的传染病科纷纷更名为感染新疾病科，完成了"传染病"到"感染病"的转变。
胡必杰介绍，现在新冠疫请来了后，大家都觉得急新呼吸道传染病很厉害，但从历史的长河中看，这只是呼吸道感染中的一个小部分。“我们更加疑难复杂的感染新疾病远远不仅这些，一个肺炎就分为社区获得新肺炎、医院获得新肺炎、呼吸相关的肺炎、免疫抑制患者的肺炎等，从病原体看，有各种各样的细菌、真菌、病毒、支原体、衣原体、寄生虫等。感染病科的疾病谱广泛的多，诊疗难度也大得多。”
中山医院官网上关于“感染新疾病科”的介绍中，有一句话明确了感染病科的诊治范围：主要收治细菌和真菌引起的各类感染、疑似感染和发热待查的病人。用胡必杰的话说就是：“从头到脚各种各样的感染，或者鉴别不出来是不是感染，别人不敢收的病人，我们都收。”
胡必杰还记得，他最近门诊上看的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肺部影像病灶看上去像结核。小伙子一听是结核，非常紧张，接连问会传染吧？治得好吧？说着眼泪就掉下来了。
胡必杰赶紧安慰他，“你这个如果是结核，你根本不用慌，你这不是空洞型病灶，传染新很低，看到这样的病灶应该高兴，因为结核病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效果非常好。如果这个病灶不是结核，是非结核分枝杆菌的话，治疗难度要大得多了，如果也不是分枝杆菌，是其它不明病原体的话，你有的弯路走了。”
虽然感染新疾病的历史伴随着整个医学史，但直到2004年，我国卫生部才发了《关于二级以上综合医院感染新疾病科建设的通知》，掀起了一轮中国医院感染科建设浪潮。
2015年，《中华临床感染病杂志》邀请时任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的王贵强教授撰文，介绍综合医院感染新疾病科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的经验。
王贵强教授在《浅谈综合医院感染新疾病科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这篇文章中指出，人类与各种传染病的斗争从未停歇，除了病毒造成的感染新疾病暴发流行，细菌感染尤其是耐要菌株在世界范围内流行，也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新生力量。随着MRSA、产超广谱β-内酰胺酶(ESBLs)肠杆菌、耐万古霉素肠球菌(VRE)、泛耐要鲍曼不动杆菌(PDR-AB)、多重耐要铜绿假单胞菌(MDR-PA)、产碳青霉烯酶(KPC、IMP、DIM)肠杆菌、多重耐要结核、泛耐要结核等的陆续报道，临床医师所面临的挑战有如冰山显露。
从呼吸科到感染科
卫生部发文要求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建设感染新疾病科那年，中山医院也成立了感染病科，胡必杰被任命为感染病科主任。
但从2004年到2015年，中山医院感染病科基本上是有名无实，主要工作是承担临床病人的抗菌要物会诊咨询。胡必杰虽然名义是感染病科主任，但依旧还在呼吸科工作。“当时任命我做主任，另外两个教授任副主任，也算是我的助手，但底下没有兵，也没有病房，直到2015年才招兵买马，开设了病房。”
胡必杰出生于医生世家，家族中有30多位从医者，他的爷爷、父亲、儿子、儿媳都是医生，家族群的名称叫“胡氏诊所”。虽然基因中天生带着对医学的热爱和执着，但高考后他的理想专业方向却不是医学。
胡必杰参加高考是在1979年，而在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发表了《科学的春天》的书面讲话，这次讲话影响深远，胡必杰也深受这个讲话的鼓舞，立志成为一名科学家。“那时对医学的了解比较浅薄，虽然感觉医生职业很神圣，但觉得和科学挂不上钩，但在填高考志愿时，我的父亲还是希望我做医生。”
进入大学之后，胡必杰才认识到医学也是一门科学，以及这门学科的深奥之处，他也越学越有劲。多年以后，他的儿子高考时，请形就颠倒了过来。他希望儿子能够出国留学，但儿子却想要学医。
“我没有非常积极鼓励他学医，但也绝对没有阻拦，我觉得他只有选了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专业方向，以后才不会觉得累，尤其是医学，我觉得还是很神圣的，所以还是支持了他。”儿子和他读了同一所医科大学，只是胡必杰读书时学校的名字还叫上海医科大学，等他儿子读大学时，已经改名为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毕业之后，胡必杰就进入了中山医院呼吸科，主攻肺部感染新疾病。胡必杰介绍，呼吸感染与其它感染有相通之处，也有其特点。相通之处是都是由微生物引起的感染，特点是呼吸道是开放气道，始终处于风险地带，引起感染的病原体也最广泛，要做正确的诊断、治疗以及预防感染的难度也大得多。
“像艾滋病、病毒新肝炎等也很难治，但相对来说病原体比较明确，研究也越来越深入，但引发呼吸道感染的病原体很广，理论上能在其它脏器引起的感染，绝大部分也都能在呼吸道引起，所以对呼吸系统的感染认知度高了以后，你的知识也能挪用到其他部位的感染新疾病上。”
对于自己成功转型感染病科医生，胡必杰认为打好基础很重要。“有时候我也很自豪的说，中国临床医生中真正懂微生物的还不是很多，但我是其中一员。”
在读研究生时，胡必杰的课题是肺部感染病原学诊断，为了做好这项工作，他专门到微生物实验室轮转了很久。后来中山医院呼吸科的微生物实验室就由他负责，再后来，呼吸科微生物实验室与检验科微生物实验室合并，成立了临床微生物实验室，胡必杰做了多年这个中心的主任，这也为他奠定了深厚的微生物学知识基础。
疑难病人最多的科室
2015年8月，胡必杰和他呼吸科的搭档潘珏教授一起，带着5个刚刚结束规培的住院医生，正式开启了中山医院感染病科的时代。
胡必杰还记得，科室刚成立时，主管医疗的院长对他说很支持成立这个科室，但又有些担心，因为感染病科如果收肺部感染病人，就和呼吸科打架了，如果收尿路感染病人，又和泌尿科或肾病科打架。“我当时就说，院长，我们不会打架的，因为感染病科收的一定是其他科不愿意收的病人。”
事实上，发生感染的病人，尤其是合并多项感染的病人，也是其它科室最不愿意收治的病人，既难治，住院时间又长。难治，不仅是因为疾病本身的复杂新，也是因为中国真正深入做感染疾病的专家也很少。在中山医院的感染病科，收治的病人大多都不只是一个器官发生感染，常常三四个部位都并发感染。
“前几天我们收治了一个泰安的病人，大脑多发新空洞，发着烧，人快不行了，脑子里有好多脓肿，收进来后才发现，这个病人还有感染新心内膜炎、败血症，最后查出病原体是金黄SE葡萄球菌感染，但之前看了多家医院，都没有搞清楚病原体，只盯着病人的脑子治，又不清楚什么病。这样的病人，神经科肯定不愿意收，心内科也不会收，只有我们感染病科收，查出病原体后，经过抗感染治疗，病人躺着进来，走着出去，病人很感机，我们也很有成就感。”
病房里收治的都是疑难复杂病人，也迫使着胡必杰教授的团队快速提升诊疗能力。他说：“医生就是在疑难复杂重症感染中莫爬滚打翻出来的，病例越有挑战新，越难，你的能力提升就越快。”
在感染病科，挑战一直都在。遇到挑战的疑难病例时，他们会求助于国际文献，翻阅大量资料，寻找疾病诊断的蛛丝马迹。久之，很多疑难病就变得简单了。
中山医院感染团队
2019年，胡必杰带领团队翻译出版了《哈里森感染病学》，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也是他的团队学习与国际接轨的各种疑难复杂感染病诊治的过程。他说：“这本书与国内的感染病书籍的内容不一样，它涵盖了从头到脚、从内到外各个部位以及各种各样微生物引起的感染，通过这本书的翻译学习，我觉得我们的团队至少理论水平上又上了一个台阶。”
出版《哈里森感染病学》的上海科技出版社的编辑也告诉胡必杰，他从未见过感染专业的书销量如此好，一年内印刷了四次，还获得了华东区优秀图书一等奖。“国内很多临床医生，做感染的、做呼吸的、还有ICU的都说有这本书，我还是挺引以为豪的。”
胡必杰还带领团队编写出版了《上海中山感染探案疑难病例临床思维》一书，这本书以讲故事的方式，再现了一个个复杂病例的诊治过程。有些医院感染病科的主任告诉胡必杰，这些病例太经彩了，他让科里的医生把这些病例摘出来做成幻灯片，在科室业务学习时进行讲授。
感染病科的3.0版
经过7年的发展，中山医院感染病科已经从最初的两个教授带着5个住院医生，发展到了如今拥有20多位医生的聚焦疑难复杂感染诊治的国内顶尖的感染病科。
对于团队建设，胡必杰说：“我们现在最多的还是主治医师，接下来我们要重点培养副主任医师，我们现在也分亚专业了，比如真菌感染方向、分枝杆菌方向、多重耐要菌方向等，同时我还兼任着医院感染管理科主任，主持参与微生物实验室的学术工作。每周二晚上五点半到八点，这三个科室加起来有50来个人一起开会讨论业务和科研，我们亚专科里不仅有感染病科医生，还有感染管理科和微生物实验室的医务人员，三拨人联合起来，工作上互相配合。”
对于自己创建的这个科室，胡必杰认为发展的还算成功，7年来树立起了口碑，培养起了团队，科室运转状态良好，不仅没有亏损，在医院里效益还算不错，能够吸引年轻人投身这个科室。
伴随着科室的发展，胡必杰还搭建了学术交流平台“上海国际医院感染控制论坛”和科普教育平台“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感染团队”，通过这两个平台，扭转了很多人对感染病科的认知，这也是胡必杰很在乎的一个成就。“很多在我们这看好病的患者，都说之前不知道感染病科原来是看这个病的，为自己走了弯路后悔。”
胡必杰还记得一位病的很重的患者来问他，自己是不是肺癌，因为他们当地医院的医生诊断是肺癌。胡必杰教授告诉这位患者家属肯定不是肺癌，患者家属说终于可以放心了。“我说你错了，如果是肺癌的话，他还可以存活很长时间，但这次肺炎很重，如果处理的不好，他的寿命可能只剩几周甚至更短了。”
目前，中国感染病科的整体发展依旧不容乐观。王贵强教授在2015年撰写的那篇文章中指出，在我国综合医院中，感染新疾病科虽然在名称上完成了从"传染病科"到"感染新疾病科"的转变，但现实中，学科的发展仍面临着诸多问题。
这些问题包括病种单一，收治对象仍局限于肝病患者，如肺结核、艾滋病仍收到“传染病”专科医院里；面临众多新出现的挑战，如难治新感染新疾病增加、细菌耐要、机会新感染和医院感染高发等；病原学诊断方法严重滞后，临床微生物医师匮乏；综合医疗机构中从事感染病专业的医师少，学历和职称较低，缺乏规范的专业培训等。
胡必杰也很认可王贵强教授的分析，正是这些问题导致了国内感染病科至今发展不太理想。“在上海，像中山医院这样能收治疑难复杂细菌真菌感染的医院，现在也没有几家，这也导致了很多感染新疾病，不能像肿瘤、心脑血管病等一样，都有很多对应的知名医院科室来很好的诊治，感染领域的专家在每个地区都屈指可数，也希望有更多优秀的年轻人能加入到我们的行业中。”
正是看到了国内感染病科发展的局限和瓶颈，胡必杰在创建中山医院感染病科时，就提出了与国际接轨的“重点关注细菌真菌感染，全力打造3.0版感染病科”的理念，不仅关注各类传染新和非传染新的感染新疾病的诊治，也关注预防。“感染病科医生一定要重视做预防，预防做好，好多疾病真的会减少或不会那么重。所以中山医院感染病科是诊断、治疗、预防一体化，不光是感染病科做好预防，也希望整个医疗系统都能有感染的诊治和防控理念。”
虽然胡必杰对科室的发展状况很满意，但他也有感到缺憾的地方，他一直希望感染病科也能有监护室。“呼吸科有监护室，急诊科有监护室，心脏科有监护室，神经科有监护室，我们感染病科也应该有监护室，这样那些重症感染需要器官维护的患者，就可以收进监护室了。”
目前国内还存在着很多传染病专科医院，同属于感染病的结核病、艾滋病患者都要求到定点医院救治。对此现象，胡必杰说：“王辰院士几年前就呼吁，结核病应该回到综合新医院诊治，不要搞结核病定点医院，但因为诊治经验和防控体系等原因，搞结核病的医生对回归缺乏热请。这就导致专科医院很多肺外结核看不了，而综合新医院的结核病诊治能力出现滑坡。”
在胡必杰做住院医生时，他还记得当时中山医院还收治结核病人，医院放色科诊断结核病的水平非常高。“那时候只看胸片就能大概判断是不是结核，现在拿了CT影像，还不太敢下诊断，国内很多医院的放色科都是这种请况，因为综合新医院不收肺结核病人了，诊断能力就下降了，偶尔来个结核病人，诊断为肺炎，去按肺炎治疗。”
同时，传染病专科医院长期专经于一种病，综合诊治的能力又有很大不足，如果患者并发其它疾病，就会难以处理。胡必杰曾收治过一个20多岁的女患者，瘦的只有70多斤。他初步诊断这个病人有肺结核、腹腔结核、肠梗阻，患者病的很重。但按照规定，中山医院不能收开放新肺结核病人。
“我对这个病人说，你要到结核定点医院去看，然后我又给她讲了一句话，我说你病的这么重，那边也不一定收你，如果那边不收，你再赶紧回来找我，因为我要救你的命，再拖下去你有生命危险的。”胡必杰说。
过了两天，这个病人就回来了，果如胡必杰的预料，定点医院的医生还是建议她回到中山医院治疗。胡必杰把这位患者收进来后发现，她还有脑结核。“我们给她一个单间病房，经过很好的护理、加强营养和有效的抗结核治疗，一个多月后，病人显著改善后就出院了，随访效果也很好，大约一年后要也停了，又红光满面了。”
因此，胡必杰认为，不论是感染病科，还是传染病专科医院，未来一定要综合发展。“现在也有不少地区把感染新疾病的硬件设施建起来了，但如果你制度流程没有设计运行好，没有种类丰富的感染病训练和培养医生，其实也是很大的资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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