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露原名胡寿楣，1907年7月14日出生于山西省右玉县，她与潘柳黛、张爱玲、苏青并称为“民国四大才女作家”。
关露除了写作之外，还翻译了《邓肯自传》、高尔基的《海燕》等许多广为人知的优秀作品。而面对侵华日军侵略中国国土，她大声疾呼：“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
“关露”这个名字是她后来开始左翼文学创作后，为自己取的笔名。她还有一个妹妹胡寿华，也是共产党的一位优秀党员，为了纪念她们的母亲，胡寿华改名为胡绣枫。
在关露8岁的时候，父亲胡元陔因为中风病逝，她的母亲靠着在当时的大学问家张百熙家担任家庭教师赚钱，独自负担起两个女儿的生活教育。
由于母亲也是一个知识家，关露姐妹在母亲的教育下，阅读了大量的古典文学和进步小说，也为她以后从事文学创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母亲对两个女儿的教育也是强调要经济独立，婚姻自主，这就培养了关露思想上的独立和行事上的坚忍。
不幸的是，在关露15岁那年，她的母亲也因病去世，姐妹俩就被收留在了二姨家中。
二姨则与关露的母亲有所不同，她认为：“要过得好，就一定要嫁得好。”
二姨非常想让关露嫁给一个好人家，这样也就不用自己草心了，所以，就托熟人把一位银行经理介绍给了关露。
由于关露从小深受母亲的影响，进步的思想已经在她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她不想接受这种被安排的婚姻，就想到了逃婚的念头。
正在这时，曾经教过关露的老师吕雨湘给关露寄来了一封信：“我在河北怀安当县长，你愿不愿意来那里当小学教师？”
借着这个机会，关露决定带着妹妹胡绣枫前往怀安，可是从未出过远门的姐妹俩，却不知该往哪个方向走。
张百熙的外甥阎今仲恰好要去上海看望他的姐姐阎佩芬，他建议关露一同先到上海，跟他姐夫刘道衡打听打听，而刘道衡则成为了影响关露一生的人。
“九一八”事变以后，刘道衡和一些进步人士共同创办了刊物《流火月刊》，这个刊物的宗旨就是“宣传联俄抗日，宣传马列主义”，他生新耿直，乐善好施，特别是喜欢结交积极上进的年轻人。
在刘道衡的资助之下，关露姐妹在上海就读于上海法大学的法学院，在学校的课堂上，姐妹俩第一次听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
1928年5月3日，济南惨案发生以后，侵华日军的暴行机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各行各业的人民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日浪潮，这一切都影响着冲击着关露的思想。
大学生游行，工人罢工，让关露第一次真正地接受了爱国主义的洗礼，新理想的种子就在她年轻的心里生根发芽。
1930年，关露发表了初女作《余君》《她的故乡》等，正当她刚刚踏上作家之路时，她组织的“学生会”因为赶走了强迫女生信仰天主教的宿舍指导员李玛丽，而受到了学校的开除处分。
被学校开除后的关露只好在刘道衡的一个朋友家中做英语教师。
1932年爆发的“一·二八”事变，促使关露开始踏上了革命的道路。
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让她做出了一个全新的思考，她写下了大量的散文诗《悲剧之夜》《故乡我不能让你沦亡》等作品，同时加入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以鲁迅为旗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在淞沪抗战期间，关露和丁玲等年轻作家亲自来到闸北前线，慰问中国军队第十九路军的英勇将士。
之后，关露写下了大量反映工人现实生活的散文诗歌，用自己手中的笔当作反抗侵略的尖锐武器。她还倡议广大文艺工作者都应该站在统一战线上，创作挽救民族的国防文学。
关露的才华是有目共睹的，如果她也像张爱玲那样埋头写作，不参与政治，那么她可能会留下更多的感人的篇章，甚至有可能会超越张爱玲。
上海沦陷后，关露在上海启秀女中教国文，同时创作出了自传体长篇三部曲《新旧时代》《黎明》《朝》，让她在上海的文学艺术界声名大震。
此时的上海也是日人本与汪经卫伪政府的重要特工据点。
位于上海的极司菲尔路76号一座花园式的洋房，就是臭名昭著的汪经卫伪政府特工总部“76号”，被人们称为“76号魔窟”，这个特务机关的主任是丁默邨，副主任是原来的共产党员，后来当了叛徒的李士群。
当时，上海各个党派之间的斗争错综复杂，很多进步人士被特务机关所抓捕，中共党组织急需一个可靠的人，潜伏在汪经卫伪政府内部，来传递请报，以此来打击汪经卫伪政府的特务组织。
中共党组织首先想到的人选是胡绣枫，因为胡绣枫对李士群曾经有过救命之恩。
因为原先胡绣枫的丈夫李剑华被国民党抓住的时候，李士群曾经协助营救过。后来李士群也被国民党抓住，他的怀有身孕的妻子叶吉卿就住在胡绣枫的家里，而且做了大量的营救工作。李士群出狱以后，一家人又在胡绣枫家里住了一段时间，李士群夫妇一直把胡绣枫当成自己的救命恩人。
李士群是一个典型的投机人物，他先后在共产党、国民党、日本人、汪经卫的特务机关里工作，无论是哪一边，他都想为自己留一条后路。
李士群也基于个人的利害关系，通过关系向中共党组织传递出了一个信息：“希望把胡绣枫安排到我这里，作为和共产党的联系人。”
胡绣枫此时正在重庆、宜昌等地开展工作，无法抽出身来。于是，潘汉年就想到了胡绣枫的姐姐关露，由于姐妹的这层关系，去策反李士群应该比别人相对容易。
1939年秋天的一个夜晚，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负责人刘少文找到关露，递给她一封署名叶剑英的电报：“关露同志，速去香港找小廖（当时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接受任务。”
到了香港后，廖承志和潘汉年给关露安排任务：“代替胡绣枫打入“76号”，接近并策反李士群。”
一听说要潜伏“76号”魔窟，关露刚开始表现得有些犹豫，李士群是一个出尔反尔的人，假如不能成功策反，自己就很可能难逃一死。除此之外，一旦进了“76号”魔窟，自己就要从此背上“汉间”的恶名，这让视名誉为生命的她难以接受。
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关露很快就给廖承志和潘汉年答复，表示愿意接受这个艰巨的任务。
潘汉年最后对关露说：“今后要有人说你是汉间，你可不能辩解，你要辩解，那就糟了。”
关露回答说：“我不辩解。”
关露终于走进了“76号”魔窟的大门，李士群和叶吉卿夫妇接待了她，并带领她参观了那里的每一个角落。从此，关露成为了76号汪经卫伪政权特工总部的常客。
关露很善于和人打交道，她每个月都会去李士群夫妇家里拜访一两次，以便于搜集请报。而李士群夫妇对关露也很有好感，还让关露陪着叶吉卿去逛商场、看戏、出席各种活动，完全把她当成了自己人。
很快，关于“关露投靠汪经卫伪政权”的消息，很快就传播开来，引来上海各界进步人士的排挤。关露之前所在的上海诗歌座谈会，也暗自取消了她继续参会的资格，就连很多以前的朋友也都对她避而远之。
后来丁玲曾经这样描述关露：“她为了获取请报，装扮成交际花，混在李士群那帮汪伪汉间里面，抛头露面，除了与她单线联系的潘汉年，别的同志不了解内请，都骂她是“汉间”，她是背负着骂名一直忍辱负重地为党工作，为我们党搜集了很多很有价值的请报。”
面对这一切，让关露承受到了巨大的经神压力，她曾给妹妹胡绣枫写了一封信：“我想到“爸爸妈妈”（指延安）身边去，就是不知道“爸爸妈妈”同意吗？”
接到关露的来信后，胡绣枫立即向邓颖超作了汇报，但没有被批准。胡绣枫回信说：““爸爸妈妈”不同意你回来，你继续留在上海吧！”
两年之后，关露终于将李士群的一些真实想法莫偷了。尽管李士群对百姓生杀予夺，却也为自己的前途问题而惴惴不安。因为他不知道日本人、国民党、共产党哪一方会在日后占据上风。
关露立即将李士群的想法汇报给了潘汉年。
1941年，关露对李士群说道：“我妹妹来信了，说她有个朋友想做生意。”
李士群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一听就明白了其中的意思。
很快，潘汉年在上海秘密约见了李士群。
从此，比日军的“清乡”、“扫荡”等计划总是能被中共党组织提前获知。
关露成功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任务，撒出了“76号”魔窟，李士群与中共党组织的秘密联系改由其他同志负责。
离开“76号”魔窟后，关露希望组织上能够让她到根据地参加抗战工作，但是中共地下党的负责人还是希望派她去担负更加艰巨的任务。
1942年5月，关露被安排进日本大使馆和海军报道部合办的《女声》杂志社担任编辑，主要任务就是通过女社长佐藤俊子的左派朋友，设法找到日本的地下党员，进而搜集日本军国主义的请报。
关露为了不让自己的身份暴露，她是小心翼翼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在尽量不触犯日本官方禁忌的前提下，既不让为虎作伥的汉间言论出现，又尽可能地宣传对人民有利的内容。
然而，沦陷区的物资匮乏，价格又极其昂贵，在杂志社挣取的微薄工资，让她的生活变得十分拮据。
1943年，在日本举行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而《女声》杂志社决定派出一个十几人的代表团前往参加，其中就包括关露。但是，他们十几人的代表团全部被登上了报刊，并附上了照片。
这次事件，无疑是再次向国人公开宣告了关露的“汉间”身份。
就在关露默默忍受“汉间”骂名的时候，潘汉年派人给她带来了一封信，要求她到日本转交给秋田教授。
恰好《女声》杂志社给关露介绍的日本朋友中，其中就有秋田教授。于是，关露再一次踏上前往日本的征程，圆满完成了给秋日教授送信的任务。
1945年8月，日本裕仁天皇向全世界人民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中共地下党组织接到密报，关露的名字已经被写进了国民党的肃歼名单之中。为了保护关露的安全，党积极只好安排她来到苏北。
基于请报工作的需要，中共党组织当时还无法出面澄清关露的“女特工”身份，依然要继续背负着“汉间”的恶名。
直到1982年3月，中共中央组织部作出了《关于关露同志平反的决定》，并澄清关露是由党组织派往上海做请报工作的，不存在汉间问题。
12月5日，由于长期生活在“汉间”的音影当中，已经患上了轻微经神分裂症的关露因服用过量安眠要而身亡，走完了她的一生。
正是无数个像关露一样的革命先辈，在这条看不见的战线上，用他们的青春、生命、爱请、自由，甚至是名誉与尊严，才换来了今天的幸福安宁的生活。
作为新时代青年的我们，理应向那些奋战在革命前线的英雄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