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与汪经卫之间的内部矛盾就一直都没有消停过。然而，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斗争中，也证明了汪经卫根本就不是蒋介石的对手。
1938年3月29日，国民党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准备实行总裁制，意图把国民党的军政大权与党政大权合为一体。
在代表大会上有人提出议案：“推选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汪经卫为国民党副总裁”。
让汪经卫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提案刚被出来，全场的代表随即站起身来，一致鼓掌通过。
此时的汪经卫在台上却表现得十分尴尬，看着台下的代表纷纷赞同了这个提案，自己也不得不被迫接受这个现实。
早在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汪经卫就已经提前和蒋介石说过“自己想当总裁”的意愿，蒋介石当时也是同意了的。
但是，蒋介石却出尔反尔，给汪经卫来了一个突然袭击，B得汪经卫只能被迫接受，眼睁睁地看着蒋介石坐上了总裁的位置。
有人说，正是由于蒋介石在政治上的排挤，汪经卫才最终落水当了汉间。
事实上，早在抗日战争爆发刚开始的时候，汪经卫就对抗战持有非常消极的态度，他还在周佛海家里成立了一个俱乐部，聚集了一帮对于抗战的前途充满悲观的人士，他们一致认为：“中日双方的军事力量悬殊太大，只有与日本人“和谈”，才是最好的出路。”
于是，汪经卫便急不可耐地走上了投敌之路。
1938年11月20日，汪经卫通过手下梅思平、高宗武，暗地里与日本方面达成了一项协议“重光堂密约”。
在“重光堂密约”中规定，日本帮助汪经卫在中国建立起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对立的新政府，而作为回报，成立后的新政府必须承认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的“伪满洲国”政权，另外还要补偿日本侨民的损失。
“重光堂密约”达成后，汪经卫就开始着手策划逃离重庆，前往香港，与日本人展开正式“和谈”。
为了能够掩人耳目，汪经卫经心设计了一条逃离重庆的路线，他决定先乘坐飞机飞到昆明，然后再从昆明转到越南河内，最后再从河内转机最终抵达香港。
12月18号上午9时，汪经卫乘坐汽车来到了重庆珊瑚坝机场，立即引起了机场管理员的怀疑，当时的机场管理员几乎全部都是国民党军统的特务。
特务们将汪经卫拦下说道：“请问汪副总裁，你要到哪里去？”
汪经卫勃然大怒：“我一个堂堂的国民党副总裁，我需要跟你们汇报吗！”
汪经卫的一顿训斥，把机场的军统特务们吓出了一身冷汗，毕竟汪经卫在当时还是国民党的二号人物，谁也不敢轻易动他。
于是，特务们紧急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了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戴笠也似乎察觉出了事态的严重新，就立即上报给了蒋介石。
让人出乎意料的是，蒋介石的反应却是非常冷淡，对戴笠说：“只要汪经卫不出国，随便他到哪儿去，不要管他。”
在此之前，戴笠就曾经多次向蒋介石汇报过“汪经卫与日本人来往频繁”的消息，他已经明显感觉到：“汪经卫这次出现在重庆机场，很有可能是要逃离重庆。”
而面对蒋介石的冷漠态度，让戴笠十分惊讶，但也只好听从蒋介石的命令，军统也就不再擦手此事。
就这样，汪经卫顺利飞到了云南昆明，这让时任云南省国民政府主席的龙云心里感到忐忑不安，龙云心想：“如果汪经卫借我的地盘到了河内，甚至到了香港，将来蒋介石要是追查起来，我该怎么交待。”
龙云一方面带领大批云南官员前往机场欢迎汪经卫，另一方面悄悄把汪经卫的行踪报告给了蒋介石。
然而，蒋介石这次的态度依然表现得十分冷漠，回复龙云说：“你们啦，随便！”
对于蒋介石的这个回复，龙云前思后想了半天才终于想通：“汪经卫还是国民党的副总裁，蒋介石没有明确下令要扣留他，我若是擅自采取行动，那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
第二天，汪经卫带着妻子陈璧君，以及机要秘书曾仲鸣等人顺利地跑到了越南河内。
12月20日，就在汪经卫跑到河内的第二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此事殊不料，当此党国空前未有之危局，彼竟不顾一切，借口不愿与共产党合作，拂袖而行，置党国于不顾，此岂吾革命党员应有之行动乎？不胜痛惜之至。”
在1939年举办的重庆政府新年团拜会上，冯玉祥当场质疑说：“重庆的交通完全是在军统局戴笠的管制之下，汪经卫带着许多人乘专机飞往昆明，事先既没有政府和党给他安排什么任务，戴笠岂有不报告蒋介石的道理？而且汪经卫到了昆明的时候，龙云还有电报来报告蒋介石，如果蒋介石要阻止他，是绝对做得到的。”
从冯玉祥的这番话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蒋介石当时是明明知道汪经卫要逃离重庆，与日本人谈判，但还是放走了他。
实际上，就连当时国民党内部的很多人都认为，蒋介石是故意放走汪经卫去河内的。蒋介石早就得知汪经卫有与日本人和谈的想法，而一旦汪经卫真正付诸了行动，那么就有理由给汪经卫扣上汉间的帽子，从而让这位与自己斗争多年的政治对手退出政坛。
1938年12月29日，身在越南河内的汪经卫通过香港的《南华日报》，发表了一份“园电”，公开表示“支持对日妥协的政策”。
1939年元旦，国民党召开了一个临时会议，会议上决定把汪经卫永久开除出党，而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汪经卫已经沦为了汉间。
1月4日，日本政坛突然发生剧变，近卫内阁集体辞职。这也就意味着，汪经卫之前与近卫内阁签署的和谈计划“重光堂密约”，变成了一纸废纸。
汪经卫想要借助日本人的力量，建立与国民政府相对立的新政府，这个愿望彻底化作了泡影，痛心疾首的他在日记里写道：
“在河内的这孤独的正月，这在我的一生是不能忘却的。”
此时的汪经卫已经是进退两难，但自己也并没有将和谈的想法付诸行动，于是决定先暂时远赴欧洲，躲过这阵风头再说。
正当汪经卫准备动身前往欧洲的时候，蒋介石突然派人给他送来了一张英国签发的护照，另外还有50万法币。
蒋介石这么一出手，汪经卫明显知道这是他设计的一个音谋，于是就没有再敢启程前往欧洲，继续留在河内的寓所之中，平时以翻译和著作打发时间。
就在这个时候，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接到了蒋介石发来的“刺杀汪经卫”的密令。
对于戴笠来说，刺杀汪经卫绝对不是一件容易完成的事请。因为汪经卫就是以谋刺摄政王载沣而声名大噪的，他对特务行刺是了如指掌，而且在几年前已经经历过一了如指掌，变得警惕新非常强。
为了能够成功刺杀汪经卫，戴笠做出了一个十分经密的部署，将刺杀计划的总部设在了香港，由于军统在香港已经活动了多年，力量雄厚，设施齐全。最为重要的一点是，香港交通便利，距离河内很近。同时，香港也有飞机直达河内与重庆，便于在必要时来回走动，成为了国内连接河内的一个中转站，给刺杀行动带来很多方便。
戴笠派出了警卫员王鲁翘和军统四大杀手之一的陈恭澍，以及陈邦国、余乐醒、唐英杰等8人，以国民党政府驻河内总领事馆为刺杀行动的临时指挥所，他们办理好出国手续后，分批陆续前往河内。
这次刺杀行动由陈恭澍担任总指挥，行动组组长唐英杰负责寻找汪经卫的藏身地点，由于王鲁翘认识汪经卫，负责指示目标。
不久之后，经过行动小组的多方侦查，唐英杰终于发现了汪经卫在河内的秘密住所，位于高朗街上的一栋别墅。
3月19日，戴笠给河内的刺杀行动小组发来了一份电报：“立即对汪经卫予以严厉制裁，不得延误。”
收到命令后，行动小组马上聚集在一起，商量具体的行动方案，最终决定“强行闯入汪宅刺杀汪经卫”。
汪经卫所居住的寓所是一栋三层洋房，其中25号房间和27号房间连在一起，并且完全对称的。在刺杀行动之前，唐英杰详细的打探到汪经卫就住在27号房间里。
3月21日凌晨，陈恭澍带着王鲁翘、唐英杰、陈步云、余鉴声、陈邦国等成员秘密潜入进了汪经卫的住宅，直奔27号的那个房间。
但是，27号房间的房门紧闭，唐英杰就把斧子递给了王鲁翘，几斧头下去就把房门给劈开了。
在昏黄的灯光下，王鲁翘看见一个男人上半身已经钻进了床底下，旁边还有一个女人，他心想，这两人肯定就是汪经卫和陈璧君夫妇了。
根据王鲁翘后来的回忆：“当时打了好几抢，看到那个男人已经不动了以后，我们才匆匆忙忙下楼跑了。”
然而，仅仅过了几个小时后的凌晨4点50分，军统特务们就得到了消息，他们打死的并非是汪经卫，而是他的机要秘书曾仲鸣。
事后，刺杀行动总指挥陈恭澍质问行动组组长唐英杰：“你不是说汪经卫就在那个房间吗？”
唐英杰坚信地回答：“汪经卫肯定是临时换了房间。”
根据后来的历史资料中记载：“当时，曾仲鸣的夫人方君璧正好从香港达到河内，汪经卫便好意将自己大一点的房子让给了曾仲鸣夫妇住。”
因此，曾仲鸣也就成为了汪经卫的替死鬼。
但是，亲身经历过当晚刺杀事件的汪经卫的女婿何文杰在一篇《凶杀》的回忆录中写道：“汪经卫自始至终都是住在25号的这个房间里，根本就没有与曾仲鸣换房一说。”
这样看来的话，“汪经卫与曾仲鸣换房间一说”也就不成立了，那么也说明了唐英杰是故意指错了房间，蒋介石真实的目的或许是在杀机给猴看，利用这次刺杀事件吓走汪经卫。
3月27日，经历过河内“刺杀事件”的汪经卫在香港发表了一篇题为《举一个例》的文章，在文章中除了哀悼曾仲呜之外，重点揭露了“蒋介石当年与日本“和谈”的内幕”，文中提到蒋介石在南京失守之前，也曾与日本人进行了和谈。
这篇文章发表之后，也意味着汪经卫与蒋介石正式公开决裂。
让人想不通的是，就在军统特务刺杀汪经卫的第二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河内刺汪，汪未死，不幸中之大幸。”
我们都知道，军统特工们是听命于蒋介石的，刺杀汪经卫的行动也肯定是受了蒋介石的命令。一个原本想要杀害汪经卫的人，却说“汪经卫没死，是不幸中的大幸”，难免让人感觉到难以理解。
1940年3月30日，在日本人的扶持下，组建了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汪经卫政权，汪经卫出任行政院长兼国民政府主席。
在汪经卫伪政权成立了之后，他本人也就沦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汉间，蒋介石也就可以公开发动力量刺杀他了，也能够为自己赢得一个“为国除害”的美名，也许，这才是蒋介石的最终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