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十年（1830年），发生在广州的一件事竟然惊动清代四位封疆大吏联名上奏朝廷，什么事请如此紧要？这件事又是如何显露了当时中西方力量此消彼长和清朝对外禁令逐渐松动端倪的？还要从坐进轿子里的几位西洋妇女说起。
乘轿违规
道光十年八月，几位英国和美国妇女从澳门来到广州商馆。这几位西洋妇女均是外国公司驻广州商馆的商务负责人（一般称“大班”）或商人所携带的女眷，称为“番妇”。刚刚接任为英国商馆大班的盼师的妻子是其中最美丽的一个，她穿着正宗的轮敦时装，身着露背长裙，肌肤雪白，金发碧眼。
1892年《轮敦新闻画报》刊载的在华洋人的版画
晚上，盼师妻子等女眷同一群先生在当时最繁华、时尚的广州十三行商业街上游览，盼师妻子又公开违反当时清政府的规定，于众目睽睽下乘坐一顶他人赠送的绿呢小轿进入商馆。此时的中国封建闭塞，即便是在一口通商的广州也不例外，无论洋人走到哪里，都有一大群好奇的中国人跟到哪里。为了看得清楚，各家店铺还打起灯笼，人们纷纷在窗畔、门户中观看西洋景。
清代绿呢小轿，是二抬的轻便轿子
官员们被洋人这突如其来的公开违规行为弄得不知所措，立即下令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制止这种行为，并四处张贴告示，重申禁令。诚惶诚恐的广州将军、两广总督、粤海关监督和广东巡抚为此联名上奏：英国大班违反禁令带洋妇进入广州城，此事违背旧例且“有违天朝体制”。
《大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卷》中的相关记载
缘何限制
“洋妇”乘轿进城，似乎是一件寻常事。但在100多年前的清朝，却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
广州开埠之初，就将番妇拒之城外，同时禁止洋商乘轿进入商馆。乾隆十一年（1746年）起，两广总督准许“番妇”居住澳门，但广州城和十三行商馆仍然禁止外国妇女入内。对此，清政府有其自身的考虑。
首先，是一种戒备心态。饱受儒家思想浸染的清朝官员认为，西洋妇女进入口岸，势必伤风败俗。西方妇女的着装、发饰、生活习惯多与中国的传统观念和风俗迥然不同，既没有裹缠足部，又身着暴露过多的服装，还屡屡做出随意同男人握手等动作，被当时的官员认为有伤地方风化、有损天朝礼教。清政府要用隔离的措施，控制“间邪”的渗偷。
其次，出于限制外商的需要。禁止洋妇入城，以防其生养子嗣、在口岸安家落户，通过有意造成来华洋人两地分居，缺少温暖稳定的家庭生活，使得洋人对定居广州产生反感，也就不用担心他们长期滞留不走了。
第三，出于安全的考虑。西方妇女的异样异服，常引来好奇市民的围观乃至滋事，当时就有人愿意出钱以潜入商馆窥视西洋女子来满足好奇心，禁令在一定程度上也有保护外国妇女，防止中外事端之意。
清代广州的英国商馆
被迫废除
禁令对居住广州的男新洋人形成了强烈的约束和不便。对于每年有一半时间居住在广州商馆的洋人来说，不许妻子随同丈夫安居，这是极难接受的戒律。他们对此深恶痛绝，屡屡想有所突破，矛盾逐渐凸显。
油画《查理·马奇班克斯家庭》（查理·马奇班克斯为1830-1832年间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大班）
外商违抗禁令的最早记录是乾隆十六年（1751年）七月，荷兰大班携妇进入广州瑞丰行居住，被广东大吏严厉驱逐。在广州商馆生活了20多年的美国人亨特在《旧中国杂记》中记述道：“我们这些可怜的广州外国人，都是身不由己的修道士，就连女人的声音都是一种奢侈品”。英国公司在一份致两广总督的抗议书中，引用了“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中国古典名言，并表明全部大班都是本国绅士，有的还是不列颠国家议会成员。公司人员每年需要6个月以上的时间留在商馆，不准携妇同来，使他们感到被贬为卑贱种族的侮辱。
而道光十年的这次事件中，面对清朝官员的严厉举措，英方误以为清军将展开武力行动，遂从停泊在港口的英船上召集武装水手百余人，携带抢炮登陆广州商馆。此举一度使中英关系面临紧张纠纷，但实际上，双方都不愿意把局面弄僵。广东官员怕涉外事件机化，难以向朝廷交代，于是派中方行商做疏导。英方当时也无意与清政府抗衡，迫于压力撤回了进入商馆的武装水手，同时出于维护贸易利益的考虑也想要尽快平息事态。最终经行商协调，英方以盼师患痰疾未愈，需要夫人调护为由，请清政府同意等其病愈再携夫人返回澳门。广东官员接受这一托词以做圆场，盼师夫人在商馆共住了57天，随着盼师的离开，“番妇”与抢炮的僵局暂时平息。而赠送洋商绿呢小轿的东裕洋行司事谢五成了替罪羊，最终瘐毙狱中。
道光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上谕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