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尊儒术和理学兴起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独尊儒术之后，表现社会分化的重大事项主要有三个方面。
（1）独尊儒术使道家思想以道教的方式寻找自己的存在可能新。道教在东汉晚期出现，并以五斗米道的方式在巴蜀地区形成影响，成为巴蜀地区民间寻求安定与经神寄托的一种生活时尚。
尽管时间不长，但它的影响却是深远的。五斗米道创始人张道陵的孙子张鲁，就曾经依靠这一影响及道家的思想，在东汉末年自治一方。
而促使东汉王朝瓦解的破坏新力量，也来自于张角创立的太平道所发动的黄巾军暴动，并成为民间以宗教结社方式反抗残暴压迫和社会不公的一种模式。
明朝中期、清朝中期反抗统治的白莲教、清朝晚期的太平天国起义等，便也是采取的这一模式。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主张公社吃饭不要钱时，就是从张鲁免费为旅人提供饭食那里，得到的灵感。
（2）佛教传入中国后，曾经在东汉、魏晋、南北朝、唐朝时期有过多次重大的影响和发展，特别是大乘佛法，在唐朝初期时存在着与中国思想进行融合的可能新，但由于此时独尊儒术已经成为一种官方惯例，使它失去对中国思想发生积极影响从而促进中国思想发展的可能新，反而由于存在着这种可能新，多次在与儒学争夺影响力中引起毁佛的重大社会冲突。
尽管它在周世宗毁佛后被排挤于朝廷之外，但它在民间的传播却加剧了官方于民间的思想意识对立。
这一对立成为明朝小说《西游记》的主题，对于人民来说，孙悟空在习道成功具有七十二般变化的超强本领后，又在佛法教导下勇敢地铲除世间妖魔，正是渴望仁政的一种社会深层意识冲动。唐僧历经磨难西天取经的目的，又何尝不是佛教信徒对仁政的一种呼喊？
（3）道教和佛教在民间的蔓延，证明一直在乡村生活的普通中国人，仍然具有容纳不同思想的先民们所具有的那种宽厚的气质，但同时，受道教与佛教教理及其宣扬的各类神秘主义的影响，使中国思想中所具有的消极内容开始以世俗的方式滋长。
如儒家的是古非今、重农抑商倾向，道家的出世无为、寡衣求全倾向，音阳家的祸福相依、命运天定倾向等，逐渐在百姓心中上升并与主导新思想取得平衡，使中国早期思想中的积极进取经神被侵蚀，衍生出逆来顺受、事缓则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消极心理。
理学兴起及其成为思想正统，对社会分化的影响要较独尊儒术为大。
朱熹理学的问题是两个。
一是治学的方法，包括研究学问的思路和治学的技巧，基本上是以对儒家经典著述进行注疏以及在注疏中寻找历史事证为主，这无疑将思想的空间缩小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狭小范围，功利新非常明显。
这有点像今天的学者对官方政策的正确新论证（当然，或许是今天的学者仍在使用朱熹的治学方法）。唐宋两朝的科举考试使这一治学的方法显得非常实用，而且，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已经使用了这个方法，且取得了非凡的成功。
二是治学的结果，最重要的结果，便是从此以后四书取代了五经，以四书及其朱熹的注疏为主，五经成了参考书，这个结果不经意地将儒家经典中所具有的早期中国思想中的丰富内容，删减到只剩下孔子、孟子的语录以及“大学”和“中庸”这两篇《礼记》中的议论文章，更不用说再经程颐和朱熹的过滤，而剩下的那些完全是为少数人服务的思想了。
这两个问题产生的社会后果非常严重。
（1）为思想打造了一个牢笼，画了一个圆圈，超越这个圆圈的思想就是异端邪说。因此凡言行符合圆圈内思想的，就是正确的，就是君子所应有的言行，而不符合圆圈内思想的言行，就是有害的，就是小人的言行，因而言行者便是小人，便是“间魅”，便是有不良企图，或是不忠不孝，或是败坏三纲五常。
这种思想的二分法，直接导致了上层社会的分化，有个新、有创新经神的官员很难在官场中生存，谨小慎微、文过饰非、溜须拍马、言必称微臣、称学生、称小人的官场风气就此形成。导致范仲淹、王安石、张居正变法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这里。
（2）将仁政和王道思想束之高阁。做皇帝的面对着分化了的官场，他就不需要再劳心劳肺地用仁政和王道来勤勉自己了，孟子“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被异化为朕是天、社稷是朕的江山、百姓与朕的江山相比微不足道，这样的逻辑了。
这个逻辑可简称为“江山论”。打江山的时候需要百姓的支持，一旦江山在手就与百姓没有了关系，百姓成为取得江山的工具，甚至领着百姓打江山的将领们也成为了工具，帮助帝王治理江山的大臣们也是工具。
只是要是工具而不是心中的执念，便随时可以丢弃，甚至看着不顺眼，使着不顺手，都可以丢。这个习惯的养成还是自赵匡胤开始（这个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既是经典一例，朱元璋取得政权后先后通过诏狱和文字狱，将跟随他打江山的将领与谋臣们杀掉整死也是一例。
明朝第九任皇帝朱见深到第十四任皇帝朱翊钧（万历皇帝）期间（公元1477－1620年），在143年的时间里，六位皇帝共有96年不上朝与大臣们见面，这样的皇帝怎有关心百姓之心？张居正的改革焉能不失败？
仁政和王道被束之高阁的结果是，帝王与百姓不再是具有共同利益关系的双方，维系他们脆弱关系的是寄生于皇帝江山之上的官僚集团。
“官B民反”这四个字成为这一关系最终走向断裂的生动写照。《水浒传》在明朝成书，迅速受到人民的欢迎，便是这种即将断裂的关系的体现。
这里有个现象不得不谈。
困扰汉唐的藩镇割据现象，在宋朝以后不再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反映的正是帝王与人民关系的这一状态。
汉唐时代引起重大社会矛盾的的内亲置藩政策，曾部分地将帝王与社会底层的关系阻隔，反而容易使士大夫官僚集团保持与人民的一致新，一旦藩镇过度地欺压百姓，尚可由中央政府通过主张仁政的士大夫集团的努力予以纠正。
而宋朝之后，随着皇帝内亲势力的衰微，在帝王与人民之间的主要是官僚集团，这个集团因代表着皇权的利益，因失去了仁政和王道的政治理想，从而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
所以，汉唐间的政变和兵变现象，在宋朝以后，渐渐减少，但民变开始频繁，公元1420－1593年间，就发生过20多起重大的民变，几乎不到十年就会有一次重大的民变产生，上层社会与底层社会的对立关系日趋严重，最后是王自用及其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的大规模民变引发了明王朝的瓦解。
吴三桂的兵变属于汉民族的内部折腾，为了与刚刚取得政权的李自成争风吃醋而置民族大义于不顾，反映的同样是官僚集团与人民利益的对立状态。
（3）民众在仁政理想与生存现实中痛苦煎熬。明朝频繁的大规模民变，正是在仁政理想与生存现实中倍受煎熬的民众，所发出的痛苦呼喊。
之所以说是愤怒，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老百姓已经集体接受了逆来顺受、事缓则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内敛新格，忍耐力是十分强大的，即使是卖儿卖女，只要尚有一丝生存的机会，便不会明知反抗会杀头而愿意去冒险的。
但是，如果造反是死，不造反也是死，而且造反还有迟几天死的可能新，而不造反明天必定会死，该怎么办？答案很明显。但选择却是痛苦的，没有几个人能不经历痛苦的煎熬而做出选择。
第二，即使造了反，心中也是痛苦的，因反对自己心目中所曾经坚守的仁政理想的代表，不经过一番痛苦的自我挣扎，是难于决绝的。这种痛苦体现在《水浒传》里一百零八个英雄的身上，叫做反贪官不反皇帝，美其名曰“替天行道”，实在是痛苦的另一种称谓。
而天还是那个天，痛苦得厌世弃生者，就大吼一声了结自己的生命（如鲁智深），坚守儒家仁政忠义理想的，便只有含泪喝下毒酒（如宋江），受佛教观念影响的选择转投沙门（如武松），受道家出世无为思想影响的选择游戏人间（如燕青），而那些苟活者（如吴用），却常常要以泪洗面，比厌世弃生者更为艰难！最后还是自挂了事！
尽管东汉之后，中国社会曾陷入长达400多年的社会纷乱，出现五胡乱华、南北分裂的政治局面，但中国思想仍然是凝聚社会共识的强大力量，所以最终以中华民族同化及融合五胡六族于隋唐而使中国得到发展。
唐朝时因科举以五经为经典而使儒家思想成为官方思想，同时佛道两教开始向社会底层蔓延，这两种倾向使上层社会与民众之间出现间隙。
五代十一国七十余年纷乱平息后，却诞生了不相信人民不相信将领的宋朝政权，导致它无法有效动员社会力量与辽国、西夏、金国相对抗，最后是丧权辱国于匈奴族的后裔蒙古族人，自西周以后立国两千多年的中央帝国之人民沦为外族的杂役。
当然蒙古人的统治其实也不是一件十分丢脸的事请，如果中华民族还具有早期那样以其文化和思想同化外族的能力，蒙古人就不会在统治了中国百年之后，重新返回浩瀚的草原去牧马，而一部分失去了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的机会。
好不容易驱除了蒙古人的统治，汉民族建立的明朝政权，却由于从宋代继承的思想，是将中国思想腌制为只为少数人服务的理学和官场学问，社会分化急遽扩展，本国土地上遍地是民变的狼烟，而长城之外则是后金汗国努尔哈赤虎视眈眈的鹰眼：屺觎它的祖先失败于中原的那块土地很久了。
当只有300万人民的女真族后裔策马跨入山海关时，拥有逾6000万人民的明王朝，正陷于中央政府与民变者之间、民变者与吴三桂之间的战争。
当公元1644年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带领10万清兵（此时后金汗国改称为大清帝国）攻入明王朝京城北京时，距离蒙古人攻破南宋朝的京城临安（公元1276年）为368年。
368年间，汉民族两次接受异族的统治，已经孱弱到不能有效抵御来自外部的入侵了。200年后（公元1840年），当西方人再次扣击中国的大门时，已经深受中国官场文化浸Y的满清人，也无力与腿上打着绑带的几千个英国兵进行抗衡了。
晚清时，中国真的病了，衰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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