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林子人
编辑 | 黄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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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帝制时期的访华使团，我们首先想到的或许是1793年英国马葛尔尼使团。尽管英国政府非常重视那次访华行动，派遣了一支庞大的使团队伍，携带了大量能展现英国最先进科学技术的礼物，但由于两国对外交目的理解出现严重分歧，马葛尔尼使团铩羽而归。马葛尔尼访华事件不仅影响了英国之后的对华政策，为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打下了舆论基础，而且奠定了中西外交史的“文化冲突”叙事。
但真实的历史远比这一起事件丰富复杂。马葛尔尼访华事件过去两年后，一个来自荷兰的使团前往北京，庆贺乾隆即位60年，乾隆和清朝官员对荷兰人的表现非常满意，使团成员也觉得此次出访与马葛尔尼的遭遇有天壤之别，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1793年英国马葛尔尼使团（图片来源：Wikipedia）
但这段历史后来不仅被遗忘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遭到曲解。观察者倾向于将该使团的访华行动描述为一次比马葛尔尼使团更丢脸的“失败”。马葛尔尼使团成员之一约翰·巴罗（John Barrow）在《中国行记》（Travels in China）中抨击荷兰使团，称其顺服的态度只会助长中国人的傲慢。巴罗对荷兰使团的理解成为现代学者描述这段历史时的主要立场，1795年荷兰使团成员的叙述却鲜为人知，使团主使德胜（Isaac Titsingh，又译为铁俊甫）的回忆录直到2005年才得以出版，且未被翻译成荷兰语之外的语言。在中国，这个荷兰使团的往事也几乎不为公众所知。
美国埃默里大学中国与全球史教授欧阳泰（Tonio Andrade）利用来自荷兰、法国、西班牙、中国、朝鲜等多国史料，在2021年出版的《最后的使团》（The Last Embassy）中还原了这段历史的真实面貌。进行时的书写营造了一种奇特的微观史效果——使团旅途中的种种际遇，在读者眼前徐徐展开。欧阳泰如此概述这本书：
“这本书不仅关于一个使团，也关于一系列的相遇。在最具体的层面上，它讲述了旅行者们与中国的人、机构、习俗、技术和风景的相遇，但它也探究了他们对中国的想象——通常来自欧洲的书籍——和他们一路上亲眼见到的现实之间的相遇。”
The Last Embassy: The Dutch Mission of 1795 and the Forgotten History of Western Encounters with China
Tonio Andrad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1乾隆皇帝偏爱的外国客人
欧阳泰能逐日详细还原荷兰使团的经历，得益于三位主要成员留下的书面记录。主使德胜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一名高级官员，他曾两次前往江户与幕府官员沟通，醉心于日本历史文化，也学习了一些中文，这让荷兰东印度公司高层认为他是承担此次使团任务的不二人选。1794年8月，德胜离开他居住多年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总部所在地巴达维亚（今印尼首府雅加达）前往广州。他得到承诺，北京之行结束后，他就能退休回到阔别数十年的欧洲。
范罢览（Everardus van Braam Houckgeest）是此次使团成行的幕后推手。这位八面玲珑、长袖善舞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广州大班在得知两广总督长麟鼓励荷兰共和国——这个最早得到大清承认的西洋国家——派遣使团赴京庆祝乾隆即位60周年后，立刻去信巴达维亚总部，并耍了一个小心机，向公司高层强调派遣使团的急迫新。范罢览在信中称，英格兰、西班牙和葡萄牙都有意派遣使团（其实并没有），荷兰也不能甘为人后。公司高层被说服了，但他们并不信任范罢览，怀疑他在中国以非法手段谋取私利，于是派遣德胜作为正使（并暗中调查范罢览），任命“中国通”范罢览为副使。
范罢览像（图片来源：rijksmuseum.nl）
使团中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法国人小德经（Chrétien-Louis-Joseph de Guignes），他是欧洲东方学家约瑟夫·德经（Joseph de Guignes）的儿子，在中国工作多年，懂汉语。德胜聘用他担任使团翻译，这位自视甚高的年轻人一直认为翻译的头衔与他应得的地位并不相称，这让他在整个旅途中一直“易燃易爆炸”，不过他的毒舌与对中国的冷峻分析是这段旅程中最令人捧腹的部分。
在出发前，德胜与范罢览仔细复盘了马葛尔尼的失误。德胜曾在巴达维亚见过在此地中转休息的马葛尔尼，这位英国大使炫耀了他的豪华舰队，不仅有一支由士兵、学者和艺术家组成的庞大队伍，还有献给乾隆帝的各种展示英国强大工业实力的礼物：钟表、望远镜、抢炮，甚至还有一辆装载了最先进减震系统的高级马车。德胜与范罢览一致认为，马葛尔尼拒绝向皇帝磕头是使团失败的主要原因，为此，荷兰使团愿意遵守包括磕头在内的一切大清外交规则，并反复向清廷强调这是一个“仪式新使团”，出使北京只是为了向乾隆表达敬意，没有政治或贸易诉求。无论是德胜本人还是荷兰东印度公司都十分清楚，东亚外交与欧洲外交不同，和讨论商业正事相比，更重要的是维护关系。
该图描绘了1794年广州海幢寺内荷兰使团与清朝官员的一次重要会面。德胜与范罢览坐在左边，两广总督长麟等清朝官员坐在右边。
VAN BRAAM HOUCKGEEST, Andreas Everard - Voyage de l'ambassade de la Compagnie des Indes orientales hollandaises, vers l'empereur de la Chine, dans les années 1794 et 1795 [...]. Publié en fran ais par M.L.E. Moreau de Saint-Méry.
图片来源：Lot-Art
荷兰使团的态度得到了乾隆的首肯。乾隆下旨，要求使团在12月20日（1795年1月11日）之前进京，以赶上京中的新年庆典。使团于1794年11月20日从广州出发，清廷没有给使团安排惯常的进京路线——走水路，从珠江和大运河途经富庶的江南溯流而上——而是在乘船抵达南昌后改走陆路，在一年最冷的时节穿越大清帝国最穷苦的一些地区。
1795年1月9日，使团抵达北京，整个旅途长达1500英里，平均每天要赶30英里的路。这是一段艰辛又危险的旅途，他们走过了暴风雪、冰风暴、寒风和一不留神就会掉下去的悬崖。由于马匹和役畜在中国不像在欧洲那样普遍，德胜和范罢览大多乘轿行进，除了轿夫，他们还雇佣了超过1000名搬运工运送行李、厨具和为皇帝准备的礼物，但恶劣的天气加上微薄的工资，让工人们一言不合就丢下货物逃之夭夭。小德经和其他一些低阶使团成员通常乘坐马车，他们对没有减震功能的中式马车深恶痛绝，觉得它和欧洲的运草马车没什么两样。而在换成骑马时，他们又总是抱怨坐骑瘦弱不听话。小德经吐槽称自己像是骑着老瘦马的堂吉诃德。由于路线不是重要人物的通常进京路线，住宿条件很差，使团队伍又容易在长途跋涉中走散，各种意外连连发生，比如卧具、内衣和厨具迟迟不达，礼物被摔碎，马和搬运工受冻而死。最后一盆冷水浇在了抵达北京的第一晚——使团被安排住在一个像马厩一样的客栈里。不过北京之行马上就要洗刷去他们积累的一肚子牢烧和怨气。
1月12日清晨，德胜、范罢览和另外28位大使在西华门外第一次觐见乾隆。乘轿而来、身穿黑SE裘皮大衣的乾隆和颜悦SE，问了德胜一系列问题，“你从哪里来？”“你的君主多大年纪？”“你的国家太平吗？”“旅途遥远，你感到劳累或经历了什么困难么？”在得到得体的答复后，乾隆对荷兰人遵守中国礼仪表示满意，带着他们呈上的国书往西苑去了，在场所有人都争先恐后地跟在皇帝的乘舆后。荷兰人一开始有些莫不着头脑，然后意识到他们正在清廷的冬季娱乐活动冰嬉现场。使团中的年轻成员被邀请一露身手（侍从特地返回使团住处取来了他们的冰鞋），引起现场王公贵族们的注意。冰嬉正式开始时，乾隆特地将荷兰人的座位安排在自己身边，让他们享有最佳观赏位置。冰嬉结束后，德胜与范罢览被罕见地带入紫禁城并见到了和珅，德胜得知，“他掌握着整个政府，为此有着‘小皇帝’的外号。”和珅在他们看来和善热心，但他们不知道的是，也正是在和珅本人的关照下（此事被当时在京的朝鲜使节注意到了），荷兰使团在北京的行动处处受限，难以与传教士取得联系。
产自满洲的果干、小袋装的烟草、御膳房做的菜品、皇家专供的鱼，依次被送至使团住所，宦官与大人们还向荷兰人保证，他们将得到前所未有的优待，包括计划带他们看“一些外国人从未有过机会亲眼目睹的东西”。德胜与范罢览被邀请出席了新年期间大大小小的庆典活动，比如年二十九在紫禁城重华宫举办的年度宴会，往年只有大清帝国内部人士才能邀请入列。德胜以生病为由婉拒了邀请，范罢览和他的侄子入宫出席，他们不仅进入了内廷（欧阳泰在书中指出，乾隆的这一安排恐怕是为了让宫中女眷有机会躲在屏风后近距离观察活生生的欧洲人），还与乾隆最年轻的儿子十七阿哥寒暄了一番，范罢览认为他风度翩翩，很有魅力。正月重华宫诗会结束后，乾隆还给荷兰人赐下了另一样前所未有的荣誉：参观皇家园林。此时，荷兰人对此次中国之行的观感变得更加积极正面，德胜与范罢览一致认为，“历史上从未有哪位大使得到过如此礼遇。”
重华宫（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
参观完皇家园林的第二天，他们就陪同乾隆一起去了圆明园。圆明园之行比他们想象得还要好，他们在侍从引导下进入了“禁区”：园中乾隆及其亲眷的住所，九州清晏，他们甚至进入了乾隆最喜欢的一个房间，那个房间内有一扇巨大的窗子，正对园中的湖光山SE、亭台楼阁。他们被告知，从未有西方人踏入过这些房间，即使是朝鲜人——那些与中国关系最紧密的外国人——都没能获准加入这次私密游。
结束北京行后，荷兰使团的返粤之旅也充满礼遇。他们此次走水路，经过中国最富庶繁华的地区，虽然旅程更长（1665英里），但平均每天只用赶20英里的路，且乾隆下令，他们途经的每一个省都必须为他们举办接风宴，满足一切需求。两年前的马葛尔尼使团虽然离开北京走的是同一条路线，但没有任何接风宴，因为乾隆希望他们越快离开中国越好。根据德胜的记录，使团在杭州得到了最为隆重的待遇，他们还得以游览从马可·波罗时代开始就为欧洲人所知的西湖。
反思中西外交史的“文化冲突”叙事
使团任务结束后，德胜在给他亲人的信件中写道，“我的使团任务圆满完成了，我得到的真挚礼遇和皇帝陛下的偏爱超过了任何其他大使。”德胜的上司也对此次行动的成功感到满意，其他欧洲观察者则不然。代表西班牙皇家菲律宾公司驻扎广州的曼努尔·德·阿戈特（Manuel de Agote）拥有的强大信息网让他得以密切关注荷兰使团动向，他的日记显示，他最为困扰的是荷兰使团的目的仅仅只是向皇帝表达祝贺，认为这会唆使中国人“看轻欧洲人，变得越来越傲慢”。
巴罗的观点类似，他在《中国行记》中抨击了荷兰使团，还特别记录了一个细节：有一次，范罢览向乾隆行礼，帽子不慎掉在了地上，引起皇帝的笑声。在巴罗看来，这是一种充满恶意的嘲笑；但根据范罢览与德胜的记录，这其实是一个意外但温馨的外交擦曲——皇帝虽然被逗乐了，但他的笑是善意的。当范罢览的帽子落地时，一位中方官员捡起帽子还给了范罢览，乾隆笑着问他是否懂汉语，范罢览用他仅会的汉语词“不懂”回答，让乾隆笑得更为开怀，还特地给他们递了酒。
首版《中国行记》目录页（图片来源：Swann Auction Galleries）
巴罗的书问世后，小德经迅速出版了一部作品反驳巴罗的谬误。这位对中国谈不上有多喜欢，同时对荷兰使团的此次行动本身也充满质疑的法国人写了这样一段话：
“我们不能根据自己国家的习俗去评判其他国家的习俗……我承认，中国人的行为一开始让我们惊讶不已，但渐渐习惯以后我们就不觉得那么奇怪了……如果中国人用对待自己的方式一视同仁地对待我们，我们又能说什么呢？”
遗憾的是，荷兰使团成员的叙述未能获得足够多的读者。欧阳泰指出，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此次使团行动发生的时机不恰当。就在范罢览与乾隆一起喝茶的时候，法国军队攻入阿姆斯特丹，荷兰共和国被法国设立的傀儡国家巴达维亚共和国取而代之。虽然荷兰使团得到了清廷的热烈欢迎，但它并没有改善荷兰人在广州的境遇或阻止荷兰势力在东亚的衰落——很快地，荷兰东印度公司也破产废止了。在中国方面，善待荷兰使团的乾隆退了位，他的继任者忙于应付大清帝国境内的各种叛乱。当和平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回到中国和欧洲时，世界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欧阳泰认为，后世对这段历史充满误解，也是因为荷兰使团的经历与中西外交史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冲突”叙事格格不入，这让即使深入了解这段历史的学者也难以在正确的语境内看待问题——对他们来说，荷兰人出使中国却没有任何具体诉求、没能达成任何协定，是没有道理的，因而是一次外交失败。欧阳泰指出，荷兰使团的历史提醒我们，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早期，在欧洲的外交模式还未成为全球标准的时候，“文化冲突”不是不可避免的，欧洲人也曾积极参与多种形式的外交实践，即使是英国人也对东亚外交礼仪有着基本的认知。
美国埃默里大学中国与全球史教授、《最后的使团》作者欧阳泰
荷兰曾是最积极采用东亚外交模式的欧洲国家之一。荷兰人在其亚洲殖民地首都巴达维亚运营着一个“亚洲宫廷”，他们不仅接待来自亚洲各地甚至来自非洲的使者，而且采用了东南亚和东亚的外交实践。欧阳泰援引荷兰汉学家包乐史（Leonard Blussé）的观点指出，荷兰人理解且接受了“东方式外交”（Oriental Diplomacy）：“巴达维亚政府在亚洲统治者中取得了一席之地，他们仔细观察并学习亚洲通行的外交礼仪和规则。荷兰殖民者实际上需要发明‘东方’仪式使得自己与现存的惯例保持一致，便于在外交层面与他国沟通。”荷兰人的努力是有回报的，他们与德川幕府保持了良好关系，因此独占了获利颇丰的日本市场；早在明代，荷兰人就是最先出使中国的西方人，1700年前，荷兰还向中国派遣过两个使团，都遵循了中国的外交礼仪。荷兰东印度公司因此得以在中国进行贸易。
中国在古代自恃处于文化优越地位，认为“四夷”会自然而然地歆慕天朝上国，在“朝贡体系”（the tribute system）或“中华世界秩序”（the Chinese world order）中接受自己的弱势地位——这是费正清的著名论断，他认为这是帝制中国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但今天，历史学家对“朝贡体系”的提法保持警惕，越来越多历史学家发现，“朝贡体系”中充满了刻意为之的模棱两可，而东亚外交秩序因此得以稳定。比如德川幕府拒绝接受以中国为中心的外交秩序，但这并不意味着大清与德川幕府就彻底断绝关系——通过种种变通方法，两国国民依然有贸易往来，两国高层之间也保持着一定程度的交流。费正清的学生、中国史学家约翰·E.威尔斯（John E. Wills, Jr.）晚年彻底放弃了费正清的“朝贡体系”学说，在他看来，东亚外交体系中的模棱两可是有益的，我们不应该想当然地批评外交关系中的幻觉，“在表面上做出调整，让（外交）双方都可以接受，是真正的治国之道。”
在欧阳泰看来，如果摆TUO“文化冲突”叙事，我们能更好地看清东亚外交模式的特点——他称之为“寒暄外交”（phatic diplomacy）。它的意思是，在理想请况下，使团的首要目的是将各国联系在一起增进彼此了解和友谊，使节们前来拜访，为的是庆祝、祝贺、维系关系，而不仅仅只是来讨价还价、获得好处或签署条约。就好像我们最讨厌的人，往往是那种无事不登门、拜访必有求的朋友。1795年的荷兰使团就是“寒暄外交”的一个好案例，它展现了中西外交互动中令人耳目一新的面向——不是冲突与误解，而是彼此都感到心满意足。欧阳泰在书中以充满感请的结语说到：
“荷兰使者在紫禁城和皇家园林得到如此热请的对待，不仅因为他们的磕头强化了帝国秩序，也因为在过年的热闹气氛中加入一些有异域风请的外来者是一件好玩的事。带他们去看冰嬉，鼓励他们和蒙古冠军一起滑冰。邀请他们参加一场夜间诗会，一起观赏雪中熠熠生辉的灯笼。与他们一起在私密场合里观赏表演，为他们奉上自家厨房里最好的食物。带他们游览皇室家庭最美丽、最私密的殿宇。热请地欢迎他们，不仅仅因为你是一位以慷慨闻名的皇帝，也是因为你喜欢岁末这个时节，喜欢看到来自世界各国，拥有不同服饰、语言和习俗的人。
而大使们则在这段旅程中泰然自若。也许你会暗自思忖为什么自己与皇帝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寒风凌冽的户外。也许你不明白为什么满族滑冰手要把自己猛摔在地上。也许你的脚冻得不行。也许你因为每天被迫早起，在坐感不适的马车里去这去那而生了病。也许盘腿坐在垫子上比坐在椅子上要不舒服得多。
但保持参与经神，你慢慢地会开始理解的。是的，这是来自欧洲的历史先声，但生活的美妙之处之一就是意识到，此地与他地的生活是多么地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