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八年，王莽受汉平帝之禅位，建立“新”朝。面对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王莽开展了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措施在今人看来具有某些现代元素，因此，很多人认为王莽是穿越者。事实上，王莽非但不是穿越者，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复古者。王莽的改革正是在西汉古文经学家掀起的“复古思潮”下进行的。我们需要从秦以来儒学发展来认识这次改革。
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齐人淳于越进曰：“... ...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始皇下其议。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 ...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 ...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 ...若衣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于是掀起了中国古典文化的一次浩劫——焚书坑儒。这次浩劫损毁了大量的先秦诸子的典籍，有一些典籍只能靠口耳相传保留下来，至汉初，这些典籍用汉隶被书写下来，成为中华文化再发展的基础。
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设立太学，设五经博士，使儒家经典成为求取功名利禄的敲门砖。由于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一批经学家所信奉的经书是用汉隶书写的，故称今文经学。汉武帝末年，鲁恭王刘余拆除孔子后代住宅，得《尚书》、《礼》、《论语》、《孝经》等凡数十篇，之后又在河间献王等处，陆续发现许多战国时遗留下来的儒家经典，这些旧籍都是用先秦六国文字写成的，篇章内容也与其时流行的已立于学官的隶书今文经不同，故称"古文经"。成帝时，刘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 ，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刘歆又在今文诸经立于学官并置博士的请况下，作《移让太常博士书》，挑起今古文经之争。
今古文经之争实质是功名利禄之争，但笔者认为今古文经本质上存在着明显区别。毫无疑问，今文经与古文经都已TUO离了先秦儒家的思想，但今文经学的实质已然像法家转化。换句话说，今文经学是披着儒家外衣的法家，这无疑是适应秦以后的社会发展的，但董仲舒把音阳五行和天人感应等带有神学SE彩的东西融入到儒家之中，这不可避免的使新儒学谶纬化，逐渐流于荒诞。
古文经学是较大保留先秦儒家理念的一个学派，其附会周礼的复古思想明显。面对西汉末年豪强并起、土地兼并与奴隶问题，朝野内外出现了限田限奴婢之议。古文经学家提出了“王田”、“私属”的解决方案，要使社会制度回到周制甚至周之前。这种复古思想逐步被掌握实权的王莽所认可，使一些古文经学家与王莽结合，在中国历史上掀起了一场具有“超前”SE彩的复古改革。
王莽本是孝元皇后之弟。“家凡九侯、五大司马，”王莽好儒学，谦恭有礼，在儒生中素有名望。哀帝崩，无子，太皇太后遣使者驰召莽。拜莽为大司马，与议立嗣。以莽为太傅，干四辅之事，号曰安汉公。王莽辅政时严格要求自身与家人，使王氏一族在当时的豪族中有了很好名声。
在西汉末年，面临社会危机，古文经学家开出了“复古要方”，以刘向、刘歆父子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家们正在寻找他们的“周公”——其政治理想的实现者。这时，王莽的谦恭形象被他们注意，一大批儒生认为王莽可能成为他们政治理念的执行者，因此投效了王莽。这些古文经学家把孔子塑造成一个“托古改制”的形象，高举“奉天法古”大旗，推动社会改革，要把春秋以来的社会带回三代。
据摄二年五月，更造货：错刀，一直五千；契刀，一直五百；大钱，一直五十，与五铢钱并行。乃更作小钱，径六分，重一铢，文曰“小钱直一”，与前“大钱五十”者为二品，并行。衣防民盗铸，乃禁不得挟铜炭。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或众者，投诸四裔，以御魑魅，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初设六管之令。命县官酤酒，卖盐铁器，铸钱，诸采取名山大泽众物者税之。又令市官收贱卖贵，赊贷予民，收息百月三。牺和置酒士，郡一人，乘传督酒利，禁民不得挟弩铠，徙西海。匈奴单于求故玺，莽不与，遂寇边郡，杀略吏民。更名匈奴单于曰“降奴服于。”莽以钱币讫不行，于是造宝货五品，莽至明堂，授诸侯茅土。乃遣太傅平晏、大司空王邑之雒阳，营相宅兆，图起宗庙、社稷、郊兆云。 莽以《周官》、《王制》之文，改革官制，地名，其后，岁复变更，一郡至五易名，而还复其故。吏民不能纪，每下诏书，辄系其故名，其号令变易，皆此类也。
由此可见，王莽改革多以《周礼》等古籍为纲领，很少有现实考量，是改革严重TUO离现实，机化了社会矛盾，使新王朝迅速灭亡。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儒，法的融合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秦的二世而亡与汉武帝的“有亡秦之迹而无亡秦之失。”表明中国社会只有儒法结合的政治文化才能使帝国安稳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