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一百二十五年，司马迁来到汨罗江畔，他望着茫茫江水，久无久不能平静，那个披发行吟,形容枯槁的屈原仿佛就站在他的面前。汨罗江只是他壮游天下探寻先人遗迹的其中一处，多年后这些切身感受到的,带有温度的历史，都被他注入了一部伟大的史书著作之中，“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烧”，在他之前没有人能这样记载历史，也没有人能经历司马迁一样惨痛而不朽的人生。
司马迁出生于龙门，在黄河之北，龙门山之南，过着耕牧生活，年幼时同劳动者保持亲近的请感，也许就是后来司马迁更加关注平民立场和社会民生的原因，司马家族自周起便世代掌管史籍，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便是大汉王朝的太史令。司马谈立志要梳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创作出一部规模空前的历史著作，司马迁的聪慧让他非常欣慰，自己的事业将后继有人，他积极安排司马迁学习古文，为将来能够继承自己的官职做准备，读万卷书，20岁的司马迁早已对这个世界充满敬意，在司马谈的安排下，他开始了实地考察历史遗迹的旅程，行万里路，文字里的先贤们仿佛再一次有了生命。汨罗江之前，司马迁去会稽山探寻大禹召集诸侯的地方，接着观澜九嶷山拜访舜帝的葬身之处，汨罗江之后又前往齐鲁大地考察孔孟遗风，然后他开始寻访汉高祖刘邦的发迹之地。
壮游归来的司马迁向朝廷复命，在汉武帝身边担任郎中，郎中是皇帝的侍从官，隶属于郎中令，关系不高却常常伴随在权力的中心。司马谈去世三年后，司马迁接替父亲的职位，成为大汉朝新一任太史令。太史令的身份使他自由进出大汉的藏书地，查阅国家的档案资料和历史典籍，我们并不知道司马谈为司马迁留下了多少研究成果，但他给予的教育却是实实在在影响着司马迁认识世界的方式。
身为太史令，除了修史之外，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监管国家的天文历法，在司马迁等人的提议下，汉武帝决定改历，并集结落下闳、邓平等天文学家，共同制定出了新的立法，太初历。该春正月为岁首，将二十四节气纳入历法，没有中气之月则为闰月，太初历与农时季节更为适应，逐渐形成了中国人沿用至今的农历。国家的历法已然更新，在司马迁看来仿佛开启了一个新纪元。他要继承父亲的遗志，完成一部伟大的著作，这一年的司马迁，心中有火眼里有光。
太初元年，《史记》开始着笔，倘若一切风平浪静，这本史书对中华民族而言也许是另一种意义，可就在七年后，一起李陵案让《史记》变得无比厚重。公元前99年，汉武帝决定再次征讨北方的游牧民族， 李广之孙李陵，渴望重振李家声望，便主动请缨，跟随二师将军李广利出征，由于此战出兵众多，汉武帝无法调配战马，李陵只能以五千步兵深入大漠深处，不幸的是李陵遭遇单于八万大军的围击，最终不得不投降。
汉武帝对李陵投降一事，怒不可遏，并且十分器重二师将军李广利，司马迁并不是不懂得审时度势，只是史官的原则让他无法为了讨好天子而诬陷这位浴血沙场的战士，于是他上书为李陵辩护，勃然大怒的汉武帝把司马迁打入天牢，等候发落。司马迁在牢里一待就是一年，等待李陵事件的转机，而前方一名俘虏带来的消息就直接宣判了司马迁的死刑，李陵正在为单于练兵与汉军为敌。按照汉朝的法律，有两种方法可以免除死刑，一是缴纳五十万钱赎金，这是家贫的司马迁无论如何也无法筹集的金额，另一个方法则是被司马迁称为最下等，受辱到极点的刑罚——腐刑，即阉割男新生殖器的一种肉刑。为此按照当时的卫生条件，就算选择腐刑，也有因伤口感染而丧命的风险，但总有一丝希望，没有什么能比继续撰写《史记》更重要，司马迁在莫大的痛苦中就极刑而无愠SE。
司马迁出狱后的第二年，武帝大赦天下在此之前，朝廷已经证实那个单于练兵对付汉室的人是一个叫李绪的降将，而非李陵。真相终于大白，可早已于事无补，也许是对司马家历代修史的尊重和赏识，也许是为司马迁无辜受刑而产生了一丝歉意，汉武帝将司马迁任命为中书令，掌管机密要务，这算得上是尊崇任职，但是中书令在汉朝只有宦官才可以担任，这对司马迁来说不能不算是另一种方式的侮辱。
十几年后，司马迁的故友任安遭遇不测，司马迁思虑再三，决定将自己的全部心声吐露给这位身陷囹圄的老友：“现在我只想写完这本书。我想这世上的耻辱没有比受到宫刑更残酷的了，受了宫刑就不再是人，今天如此从来如此，我没有选择死，不是不懂得廉耻，而是我不能死。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MAO，我不死是因为我想做的事请还没有完成，我招此祸患，还让先人因我而受辱，我没有面目再去父母坟前祭拜，这一身的污垢累经百事都洗刷不清，所以我时常惆怅百转，在家中变觉若有所失，出门也不知该往何处。我只后悔没能早点完成这本书，那样的话我就可以干干脆脆一死了之。我要把它藏之名山，传给后人，我要在全天下人面前洗清我的耻辱，为此忍受今天的万人耻笑，也绝不后悔”。
公元前90年左右，《史记》面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将他对天文、经济、文化、军事、外交以及生产生活的理解，融入在2000年的历史记录中，自黄帝始到武帝止，在种种子虚乌有的传闻和神话中，《史记》大胆提出黄帝是人的说法，肯定了中华民族作为炎黄子孙的存在。无论是匈奴人，朝鲜人，南越人还是西南夷人，都是华夏民族的血脉，在重农抑商的汉武帝的统治下。《史记》一篇《货殖列传》，提出市场机制的论述及国家不应过多干预经济，让经济规律自行调节，并强调与外国通商的重要新。
在汉刘家统治的时代，《史记》却将与刘家争天下的项羽，记述为“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的英雄人物，《项羽本纪》成为史记中最经彩的篇章。司马迁作史，旨在表明自己的态度，不惧权威，秉笔直书，他为体制所不容的游侠作传，为正义的复仇呐喊，为鏖战的将士助威，他拒绝成为皇权的附庸，用历史的波澜书写人新的壮阔。
司马迁悲壮的生，如同屈原壮烈的死。我们可以想象他搁笔时踌躇满志的愉快，和赫然长叹的悲哀，所有的苦难和耻辱将随着《史记》的完成而结束。司马迁用一本厚厚的《史记》告诉世界，还有比个人荣辱和生死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不朽。
《史记》完成之后并未立即面世，汉武帝驾崩以后一直到汉宣帝时期，司马迁的外孙杨恽才将其公之于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