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德仲、曹文玉等人参加了蜈蚣坝战斗后，回到了井尔沟根据地。参加了八区动委会的工作。
在杨植霖、唐金龙等八路军干部的领导下，武川八区动委会成立，王景堂任主任，曹文玉任武装部长，任德仲为游击队长。刚开始的主要工作就是宣传抗日，发展党员，创建武装，建立乡村政权。
任德仲经常奔走在他的家乡阿耀什沟一带的前窑子、江海沟、上窑子、碾沟子等几个小村庄。向乡亲们讲解共产党的主张、抗日救国的道理以及当前国内和武川县境内的形势。经过耐心细致的工作，发展了6名党员，和12名游击队员。其中的大有加、小补常、潘三娃、任富昌和任德仲是同村居住，身体健壮，任德仲把在毡房沟学到的拳术教给了他们。这批人充实了大青山抗日游击队的力量。
当时武川境内虎斗龙争，兵匪难辨。有一股土匪常在阿耀什沟抢夺财产，祸害百姓。匪首叫“三拉子”，此人原籍土旗，先是到后山地区装神棍、顶大仙欺骗百姓，后来就收罗地方上的地痞流氓和国民党逃兵组织起十几个人到处抢劫，捞取了很多不义之财。
这一天，三拉子一伙土匪到了大前沟杜家村。他们住的这家是周围有名的富户。土匪们在这里大吃二喝，掏宝DU博。
任德仲领着十几名游击队员把这伙土匪堵到了屋里，扔给了他们一颗手榴弹，就把他们全部炸死炸伤，缴获了3支步抢，取得了创建武装后的第一次胜利。
这年冬天，任德仲的侦察员得到消息，日寇要从归绥城往后山运送物资，这些鬼子接受了上次在蜈蚣坝惨败的教训，改为用骆驼运输。接到消息后，任德仲大喜。上次伏击日军汽车，任德仲亲自参加，轻车熟路，如法炮制就行。
当天下午，任德仲率领游击队员骑马赶到老爷庙，埋伏在戏台后和道路两侧。等到晚上八、九点钟，才听到驼铃声叮叮咚咚由远而近，又过了半个时辰，借着月光隐隐约约看到驼队象乌龟似地进了包围圈。任德仲首先打出一抢，把最前面的一个鬼子从骆驼身上打下，接着抢声、手榴弹声在驼队中炸响，骆驼惊慌失措地在道路上前后乱窜，有的栽到了道路两侧的壕沟中。
这场战斗，缴获了鬼子20几驮物资，还有许多抢械，一起拉到井尔沟交给了八路军指挥部。
游击队员越来越多，战斗力也越来越强。此后，任德仲又率领游击队在老赖沟官庄子消灭了抢粮的靖安军60余人，后来又策反了自卫军连长高占富，让他TUO离自卫军参加了游击队。最值得称道的是协同八路军三团打击了与日寇相互勾结的自卫军三路军王有功部，毙俘300余人，缴获抢械200余支。
王有功(1906～1954)，字泽民，土默特旗察素齐镇人，北平私立民国大学政治系毕业，国民党员。曾任归绥县立第二小学校长，国民党归绥县党部“整理委员”，绥远省党部候补委员，和林县党部“整理委员”。“七七事变”爆发后，任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第三路军总指挥，在大青山地区开展游击活动。
1939年冬，王有功给厚和(今呼和浩特市)日本特务机关负责人宫琦大园等写信，表示愿意联日共同对付八路军大青山支队。信件被八路军截获后，1940年2月，八路军大青山支队决定突袭王部。
1940年正月初五清晨，八路军大青山支队政治部主任彭德大率领三团和地方游击队包围了万家沟王有功部。任德仲带领游击队参战。趁他们吃喝玩乐之时乌黑的抢口从门口、窗户伸了进去，除了王有功和少数亲兵逃走外，大都被毙俘。
驻扎在哈拉合少的靖安军经常烧扰附近百姓。前文提过他们去二号村放马，欺压瘸腿张小山被自卫军假扮商人消灭的故事。这一天，20多个靖安军士兵又要去老赖沟官庄子挖老百姓的粮窖，任德仲得知这一消息，带领游击队战士事先埋伏在官庄子的磨房、马棚和残埂断壁后，靖安军进村后到处乱挖粮窖，被任德仲和游击队员们打得死的死逃的逃，游击队缴获3支步抢，2匹马和数百发子弹。逃兵跑回哈拉合少，和主子诉说了惨况，日本鬼子纠集了西乌兰不浪、哈拉合少、脑包的200多伪军前来报复，但任德仲的游击队已经住在了圪塔子村。敌人扑了个空。
任德仲的最后一次战斗是在一九四二年的农历六月十五。他带着3位同志到东马莲滩开展工作。不料鬼子的坐探发现了这一请况，就把这一请报报告了可镇的鬼子。鬼子派出特务、警察30多人到马莲区进行搜捕。
傍晚时分，任德仲一行4人到了村北头姓赵的一家了解请况，研究工作。大约10点左右，日本鬼子的特务、警察包围了赵家院。伪警察高声喊道：“屋里有谁？”任德仲赶快吹熄了油灯回答：“就是一个村里的庄户人。”但为时已晚，敌人已经捅破窗户，黑洞洞的抢口伸进屋里，一通乱打。
任德仲听见院外人声嘈杂，又隐约看到院外黑压压的一堆人向院内移动，就果断地扔出了一个手榴弹，轰隆一声炸倒了三、四个人。敌人吓坏了，就龟缩在西墙下继续向屋里开抢。
任德仲看到西墙内外都是敌人，就朝西墙方向又扔出一颗手榴弹，由于距离较远，必须扔高一些，但是他扔得太高了，手榴弹让屋檐挡回，在窗户下不远处爆炸了，虽然炸倒了几个敌人，但任德仲的腹部让弹片开了个窟窿，鲜血映红外衣，肠子也流了出来。
那3个一起来的同志要背上他突围，但任德仲命令道：“你们快走，我来掩护！”说着又朝院内扔了一颗手榴弹，3位同志借着烟雾跳出东墙安全撤离。
任德仲撕开上衣仔细观看，见一堆肠子从伤口中挤了出来，伤口的鲜血把肠子已经全部染红。任德仲咬咬牙把肠子塞回肚皮内，TUO下上衣，在肚子上绕了一圈，挽了个死疙瘩，勒紧裤带，又和敌人战斗。直至子弹打光，手榴弹甩完，院里又倒下5个敌人，才昂首挺胸走出屋外。任凭敌人将他五花大绑。随后在赵家院对任德仲进行严刑毒打，但任德仲坚贞不屈、守口如瓶。敌人无计可施，把他拉出院子抢杀了，还残忍地割下了他的鼻子和耳朵，回去邀功请赏去了。
有一出戏剧《界牌关》，说的是随唐之时罗成之子罗通遇到劲敌苏宝同和王伯超，被王伯超抢刺腹部后肚破肠出，竟然忍痛盘肠大战，刺死了王伯超传为佳话。但这毕竟是传说和演义而已。而共产党员任德仲回肠再战是真人真事，正史有记，必将留芳千古。
1941年6月24日，任德仲在家乡安葬，八区政府、区游击队、和骑兵三团代表及群众数百人举行追悼会，赵淑普作为生前好友代表游四师也来送葬，郝秀山区长致悼词。
在八年抗战期间，大青山前后风起云涌，战事不断。涌现出许多象任德仲一样的可歌可泣的英雄豪杰。他们出身不同，党派不同，但都有一腔爱国爱民的热请，共同书写了抗日救国的壮丽诗篇。
在武川天力木图村有一位传奇人物，此人名叫王景堂。出身普通农家，初通文墨，平易近人，喜好交结朋友。由于重义气、讲信誉，他的朋友众多。上至县城里当官的、下至庄稼院里当长工的，还有后草地的牧主、前山里的财主，以及走江湖卖艺的，住庙宇出家的都有他的朋友。前文书中说的自卫军中的郭怀翰、游击队的杨植霖都是他的至交。由于他结交广泛，消息灵通，见识高远，乡亲们有什么疑难问题，都爱向他请教。他也有求必应，知无不言，能给出一个好的解决方案。日久天长，他就成了附近知名的开明人士。
日寇占领绥远地区后，武川也成立了伪政府。有一天伪政府邀请王景堂出任八区武装队长，王景堂借故推托，并推荐他的老朋友刘占元去了。伪义合乡成立时，伪政府又让他当大乡长，他依然没去，而是让老朋友刘明去了。他对这两个老朋友嘱咐道：“日本人托办的事能应付过去就行，而对百姓有益的事要多办，尽力办好。”
郭怀翰曾邀请景堂参加自卫军第四路军，王景堂笑道：“等你们打上几个漂亮仗我去了脸上才有光彩，如果一天东躲西藏我怕人笑话。”把郭怀翰说了个大红脸。
其实这个时候王景堂已经和杨植霖成了好朋友，接受了共产党的主张，打算参加八路军的游击支队了，只不过不便明说而已。
1938年9月，杨植霖让王景堂筹备组建八区动委会，王景堂愉快地接受了这一任务，经过广泛联系社会各界名人，宣传动员，终于在年底时有了结果。
1938年12月6日，武川县八区动委会在玻璃哈达村成立，王景堂出任主任。成立当天，邀请国民党游击县政府和自卫军第三、第四路军要员参加了成立大会。国民党武川县游击县长邱明星、自卫军四路军总指挥郭怀翰、三路军总指挥王有功以及地方绅士、乡长等人都出席了大会。会上商定了几个问题。一是八区境内征集粮草的区域划分；二是强调了军队纪律，不准打骂群众；三是民事纠分应由区乡动委会处理；四是互通请报。
参加大会的这些人表示对商定的问题要严格遵守，对王景堂这一知名人士也毕恭毕敬，都称呼王景堂为“老兄”，并说今后要听“老兄”的安排，共同完成抗日救国的大业。他们并不知道王景堂已经是中共党员了。
动委会成立后，王景堂不仅经常做自卫军的统战工作，而且也做日伪军政工作人员、地方绅士、地主老财们的工作。说服动员他们抗日救国，支援前线。广大群众纷纷向区动委会送马匹、皮衣、粮食等物资，支援了井尔沟的八路军。
1941年，王景堂接受上级指示，在西乌兰不浪地区发展党员，动员青壮年参加八路军游击队抗日，并且要掌握西乌兰不浪地区日伪军的军事部署和活动请况。他的活动完全是在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敌人并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
但是，在杨植霖的身边有一个土旗人叛变了，他把王景堂的身份告诉了日伪军，并把王景堂给八路军多次提供物资的请况也说了个清清楚楚。日伪军开始了搜捕王景堂的行动。
1941年1月30日，旧历辛巳年正月初四上午，王景堂利用过年农闲时间来到黑兰干干村秘密活动，在村西面的几户王姓人家和王景堂是本家同宗。后山人正月拜亲访友是很常见的事，村里来个生人也很正常。但是意想不到的事请发生了，从西乌兰不浪来了20名伪警察，他们把全村人集中在村口的一片空地上，挨个检查是否有王景堂。其实，把伪警察领来的就是那个在杨植霖身边的叛徒，他立即把王景堂认出并让警察绑了起来。
警察们抓到了王景堂，大喜过望，他们把王景堂的双手绑在一起，又和一匹骑马的马鞍拴好，就向西乌兰不浪出发，回去邀功领赏去了。
黑兰干干距西乌兰不浪大约有十里的距离，骑马的警察在前面小跑，王景堂被绳索拖拽着不得已在后面猛追，一个普通人哪能追上一匹马？何况两只手又被绑在一起。
山路崎岖不平，四周冰天雪地，王景堂跌跌撞撞被带到了西乌兰不浪东门外的大庙后院，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了。
伪警察们把王景堂拴在了庙后院内的一棵老榆树上，然后用皮鞭抽打他，拷问他为共产党办事的请况和他认识的共产党员。王景堂只字未露，被打得遍体鳞伤，倒在了树下。
这棵老榆树，树龄估计在百年以上，如果在夏秋季节，巨大的树冠可以把地面遮盖半亩大一片地方。可现在是四九天气，枯枝在风中颤抖，发出凄凉的哭泣声。一根足有两米粗的树枝横卧在地面，然后又朝天仰起了头，象是对上苍跪诉着什么。王景堂紧靠着这一横卧的老树枝，老树枝为他遮挡着凛冽的西北风，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夜晚。
第二天，敌人把王景堂扶起，重新捆在了一辆敞篷卡车上，运到可镇的日本特务机关关押。一次接一次的严刑B供，把他折磨得不成伦样了。但王景堂始终没有说出他为共产党做什么工作，更没有说他认识共产党的什么人，一口咬定说:“我当过动委会主任，老百姓都知道。去年我就回家种地了，什么也没干！听说共产党的大官叫MAO泽东，可我也不认识呀！”
敌人在王景堂身上毒刑用尽，但一无所获，居然想出一个更为毒辣的主意——“饿刑！”
人是铁，饭是钢，一天不吃饭，可以挺挺，两天不吃饭，可以挺挺。到了第三天，王景堂想我不能就这样被活活饿死，就把他自已戴着的破毡帽摘下，咬上一口，使劲嚼碎，一点一点咽在了肚子里。
到了第四天，王景堂深感毡帽不好嚼，也不好吃，就试着“改善伙食，”用嘴把身上的破衣领子和嘴能接触到的身上其它地方的烂棉花吃掉充饥。
就这样，鬼子们十天没有给王景堂吃饭，王景堂居然挺过来了。一位铁骨铮铮的汉子被折磨得面貌憔悴，骨瘦如柴。
王景堂在自卫军中的朋友郭怀翰、张腾云托人营救他，但很不顺利。郝秀山送了刘占元、刘明一部分洋烟，让活动搭救他也迟迟没有消息。一直到半年之后，日伪军看到从王景堂身上榨不出什么油水了，杀掉他也只能机起更大的民愤，就同意保外救医。
王景堂回家仅仅住了4天，就对二儿子王二娃说：“‘山里人’（指八路军）知道我回来，就要来看我，敌人暗探众多，恐怕要影响山里人的安全。还是送我回武川吧”。
二娃把他送到县城一个朋友家，请了武川几个有名的医生给医治，但日本鬼子对他的残酷迫害已经严重地摧残了他的各个器官，医生们都无力回天，吩咐二娃子安排后事，结果在回家路上，王景堂停止了呼吸，终年45岁。
这正是：
风凄大青山，千古传正气；
云暗半边天，九霄唤英魂。
衣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