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薯之父：“偷”一根藤回到中国，拯救了无数人的新命
豫剧《七品芝麻官》》里有这样一句经典唱词：“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实际上，这出戏说的是明代嘉靖年间的事，比红薯引入中国的年代早了至少好几十年，辞官者即使回家也是卖不成红薯的。
要知道，如果没有福州人陈振龙（约1543一1619年），可能谁也卖不成红薯。
明时，福建省福州府长乐县青桥村人陈振龙，出生于书香门第，自幼饱读经书，年未20中秀才，后乡试不第，迁居福州南台达道铺，于是弃儒从商，前往菲律宾吕宋岛经商做生意。
同其子陈经纶，见当地到处都种植一种叫“甘薯”的作物，块根“大如拳，皮SE朱红，心脆多汁，生熟皆可食，产量又高，广种耐瘠”。“六益八利，功同五谷”。
他以敏锐的眼光认识到甘薯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联想到家乡“闽都隘山阨海，土瘠民贫，赐雨少愆，饥馑存至，偶遭歉岁，待食嗷嗷”，若把甘薯引种乡土，将是一件造福万民的大好事。于是，他潜心学会了甘薯种植之法，等待时机。
像菲律宾这样的海滨小国，红薯这种生熟都可以吃的天然食物是国宝一样的东西，是绝不外传也禁止出口的。陈振龙想尽各种办法，试图偷一两个红薯回国，都没能成功。
据说，第一次把红薯藏在藤箱底层，过海关时被查了出来，没收加批评教育。第二次把红薯的藤条编入一只藤篮，试图拎着篮子蒙混过关，也被查了出来，这一次除了罚款还差一点坐牢。
在1593年5月，陈振龙终于将红薯藤编入船上的一根绳子中，吊在船舷下，经七昼夜一路漂回福州。
1593年，陈振龙沿着“一带一路”，一路艰险地带着薯种与梦想归来的这一年，福建全省正遭到一次“旱魃为虐，野草无青”的大旱灾，福建巡抚金学曾为此大伤脑筋。
陈振龙的儿子陈经纶献上《献薯藤种法禀帖》，汇报其父带回薯藤的经过，“敬陈种树薯利益，并呈法则以济民切”。
金学曾称赞陈振龙涉险带种而归，事属义举，批示：“既为民食计，速即觅地试栽，俟收成之日，果有成效，将薯呈验。”
陈振龙父子就在福州的房屋后门纱帽池边隙地试栽，过了四个月，启土开掘，番薯“子母相连，小者如臂，大者如拳，味同梨枣，食同充饥，且生熟煨者均随其便”。
就这样，菲律宾的国宝——红薯在中国落地生根，在当时的福州很快成了充饥的代粮之物。
根据《金薯传习录》的记载，儿时的乡村记忆也告诉我们：
红薯粗生贱养，即使“地属沙土”也能成活，更不必说丘陵地、红土带了；它浅埋土中，风雨不能侵蚀，“兼抗干旱”；它产量极高，“上地一亩约收万余斤，中地约收七八千斤，下地约收五六千斤”。
在登陆福州之后，它迅即成为晚明时代那个人口庞巨、机制古老的大帝国的代粮之物，养活了挣扎在天灾人祸中的无数子民。
至清代道光年间，福州乌山建成“先薯祠”，纪念陈振龙父子与金学曾引种红薯、拯救灾民的功德。民国时，改祠为亭，称“先薯亭”。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重修，2007年又再次修缮，于亭侧立石刻《先薯亭记》，郑重记述了这一段重要历史。
亭前悬有一副黑漆烫金刻制的楹联，联曰：“引薯乎遥迢德臻妈祖；救民于饥馑功比神农。”
应当说，联句将陈振龙等引种红薯的功绩，视作与妈祖、神农一般的盖世神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与无上的尊崇。
或许有人觉得，这样的评价是不是太高了，都能和妈祖、神农并列了？说实话，一点也不夸张。因为红薯，中国才成了人口大国。
新中国成立后，红薯栽种和食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人口从四亿增长到八亿，应该说，在当时经济不发达时期，红薯扮演了重要的角SE，堪称“重器”。
所以说，陈振龙的功绩堪比神农，一点也不过分，你觉得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