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敌斗争经验不足
三月里的一天，细雨霏霏，一个年青人急匆匆地走在重庆城区民生路上。
他绕过胜利大厦，来到它的侧面。这儿有一个小书店，名叫文城出版社（即中的沙坪书店）。他推开虚掩的门走进去，这家书店铺面不大，但书架上摆了很多书，显得有几分拥挤。
天已经很晚了，书店里早已不见顾客，但店堂里还有个人没有离走。他就是这家书店的店员陈柏林（即《红岩》中的陈松林)。
陈柏林只有17岁，但却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
“曾大哥，你怎么回来得这么晚？”陈柏林向来人打着招呼。来人叫曾纪纲（即《红岩》中的郑克昌），年纪在二十七八岁左右。
“噢，我去找工作，看来还很有希望。”曾纪纲随口答道。
陈柏林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认识曾纪纲的。通过他的自我介绍，陈柏林知道他已经失业好长时间了，生活挺窘迫。尽管如此，他却很爱好文学，有时还写写诗歌什么的。听他说话，对国民党统治十分不满。像这样思想进步的青年人，当时在重庆有很多，陈柏林对他也未十分在意。后来发生了一件事，让陈柏林十分感动。曾纪级听说书店要出一份刊物，但经费不足，他竞然卖掉了自己的大衣和铺盖，把钱一分不少地全交给陈柏林。
陈柏林也是个热心人，见曾纪纲生活暂时没有着落，就让他到书店楼上，与自己一起住。一来二去，两人熟悉了，话谈多了，也越来越深入。曾纪纲表示，他很想与共产党接触，但苦于没有机会。陈柏林答应以后帮他想想办法，又拿出《挺进报》给他看。他觉得，像曾纪纲这样的进步青年，看《挺进报》比较合适。他甚至想到，如果时机成熟，可以把他发展成党员。
斗争经验不足的陈柏林哪里想得到，此刻坐在他对面的人竟是一条豺狼，所谓的“红旗特务”。这些人专门深入下层，伪装进步，骗取人们的好感，以便发现地下党的行踪。不久，曾纪纲就发现，有一个叫老顾的人经常来找陈柏林，而老顾每次来过之后，他就能从陈柏林那里看到新出的一期《挺进报》。他断定，这个老顾就是陈柏林的上级，而文城出版社就是《挺进报》的一个发行据点。刚才，他并没有去找工作，而是跟随他的直接上级保密局重庆站副站长吕世琨、渝组组长李克昌面见徐远举。
徐远举在曾家岩自已的住宅里听取李克昌和曾纪纲汇报请况后，当场指示：“这种做法很好，还要深入进去，最好与中共地下党直接发生关系。不要轻率行动，以免扑空。”
这次汇报很快就结束了。曾纪纲害怕回去太晚，引起陈柏林的怀疑。曾纪纲按照徐远举的指示，继续以迫切要求进步的面貌接近陈柏林。这一招果然见效。有一天，陈柏林答应介绍他与上级领导见面，见面时间约定于4月1日上午，在观音岩红球坝一家工厂里碰头。曾纪纲把这个消息传给吕世琨，吕世琨火速报告徐远举。徐远举沉吟不语。按他原来的想法，是想来个放长线钓大鱼，打入地下党高层组织。他不相信小小年纪的陈柏林能带曾纪纲见到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但是，急于破案的朱绍良成天追B，甚至拿出蒋介石的旨意来压他，他也坐不住阵了。看来，只能以近水救救近火了。
徐远举下令，让吕世琨率二处警卫组特务按时进入埋伏地点，一定要抓住陈柏林和那个“上级领导”。第二天下午，陈柏林和曾纪纲来到约定地点。等了不大一会儿，那个领导就来了。他就是那个老顾。埋伏在四周的特务蜂拥而上。老顾很快就被押进了二处的审讯室。
任达哉受不了酷刑出卖陈柏林
徐远举亲自出面审讯，在他的身旁坐着侦防科科长陆坚如。军统特务有个刑讯惯例，一抓到革命人士，问不上几句话就动刑。按徐远举的说法，这就像古代时牢营里新发配来的囚犯，一进监门就先打五十大棍，打得你昏头转向，头脑就失去了冷静，就容易落入特务的圈套。这一次也不例外。徐远举一挥手，就冲上来几个膀大腰圆的特务。很快，老顾就被打得鼻青脸肿，但他的嘴巴却很硬，一口咬定自己不是共产党。徐远举一声冷笑：“你知道吗，我们这里有40多种刑罚。每一种都能使你不死即残。二处的行刑队员都在中美合作所的特警班受过刑警训练，他们会用美国朋友提供的刑具让你开口说实话的。”老顾痛苦地把头扭到一边，一句话也不说。徐远举说的并非虚言大话。
当时二处使用的毒刑主要有吊杆子、水葫芦、踩杠子、钉竹签子等。吊杆子就是用麻绳把受审者的手或脚捆起来吊悬空中，用鞭子使劲抽打；水葫芦就是往鼻孔里灌凉水，有时是灌石灰水、辣椒水或煤油；踩杠子就是把大木棍横放在受审者的腿上，两边站上人使劲踩；钉竹签子就是用竹子做成的签子往人的身上、手指头里钉。
最常用的是老虎凳。用刑时，使受刑者两腿并拢伸直，后背紧贴墙壁，坐在一张长条凳上。先用一块木板将受刑者的大腿压住，然后用绳索将木板、大腿同条凳捆绑在一起，再把受刑者两手的大拇指和脚的大拇趾捆在一起。审讯时，行刑特务一面用小木棒敲打受刑者的膝骨，一面用扁担挑起小腿，往脚后跟下塞砖。如不按特务要求回答问题，特务就会继续往脚后跟加砖。即使在冬天，受刑者也会痛得一身大汗。然而，受刑者一时也不致晕倒。从一块砖加到三块砖，差不多已快使人痛晕过去。最多塞到五块时，腿骨就会被折断。
经过一天一晚的轮番审讯，老顾终于招供了。
他的真名叫任达哉，公开身份是民盟机关报《民主报》的印刷工人。他还供认，他是印刷工人出身，曾参加过进步工人运动，以后失业潦倒，参加了特务组织，担任军统通讯员。不久又隐瞒历史，混入共产党内，但已与特务组织疏远，断了联系。
“你的上级是谁？”“我只知道他叫老杨，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也不知道他的职务和住址。每次都是他和我约定见面的时间、地点。”徐远举知道任达哉说的是实话。
他说的请况符合地下党的工作通例。“你们下一次的接头地点在哪里？”“磁器街嘉阳茶馆，保安路警察局对面。”
陈柏林被关押，遇害时仅18岁
陈柏林被关押。在这期间，陈柏林也受了刑，而且受刑绝不比任达哉轻，但是他却什么也没有说.特务们没有想到他这么小小的年纪，竟会如此坚强。《红岩》小说中的陈松林没有被捕，而生活中真实的陈柏林却被关进了渣滓洞集中营，1949年11月27日夜里壮烈牺牲，年仅18岁。
在狱中的时候，他一直努力学习英文，希望出狱后通过组织办一个书店。他十分喜欢读书，也十分喜爱书店工作。可惜的是，他的愿望永远也无法实现了。任达哉叛变后，也没有得到好下场。特务们不愿让他分走“功劳”，仍然把他当作“共产党”关进了渣滓洞，解放前夕将他抢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