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赐贸易， 是古代中原王朝与边疆民族开展经贸交流的一种方式， 在我国古代社会长期发挥着重要作用。当然，因各个王朝边疆形势与民族交往的不同，贡赐贸易的方式和规模也有区别。
汉朝与西域的贡赐贸易， 总体形式是西域向汉朝奉献物品，汉朝向西域奉献者赐予钱财。这种贸易形式涉及汉朝财力的富厚、 西域向汉朝奉献物品的具体过程、汉朝对奉献物品的估价赐钱、汉朝对奉献者的迎送接待等。
一 汉朝在西域的富厚形象
张骞凿空西域， 开启了汉朝与西域官方交往的序幕。张骞之前在西域对汉朝就有一定的了解。张骞出使西域，首先来到大宛，大宛因与汉地辽远而“衣通不得”，第一次见到汉朝使臣后很是喜悦。
张骞看出大宛对汉朝财物的期盼， 就请求大宛对他出使大月氏提供帮助，并许诺大宛以汉朝的财物相许，而“大宛以为然”，反映出大宛希望从汉朝获得财物的期盼。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返回长安，向汉武帝汇报西域状况，其中就说到西域对汉朝财物的看重。其实不仅是大宛，还有大夏、安息、大月氏、康居等国都“贵汉财物”。
通过馈赠财物的方式让这些国家向汉地朝拜，是汉朝最初构想与西域诸国交往的基本策略。西域国家“闻汉之饶财”“贵汉财物”，应该与西域诸国重视商贸有关，这些史书都有过记载。西域诸国善于经商逐利，自然就乐于与汉朝交往。
因此，当汉朝使者来到西域，西域诸国便鲜明地表现出对汉朝财物的追求。“汉多财物”是西域对汉朝的认知，他们以食物、畜类换取汉朝币帛，获得汉朝财物，是西域与汉朝交往的重要方式。
正是因为了解到西域对汉朝财物的重视，汉朝才确立了“赂遗”厚接西域诸国的方针。 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 目的就是以厚赐招纳乌孙与汉共御匈奴。张骞到了西域，凭借财物赢得乌孙“拜赐”，开启了与乌孙的正式交往。
此后，傅介子出使楼兰，宣扬“汉使者持黄金锦绣行赐诸国”，伺机刺杀楼兰王，显功西域，也是汉朝富厚形象为西域所信的缘故。
因此，在张骞通西域之前，西域已经了解到汉朝的“饶财”，乐于与汉交往。汉朝派出使者到西域厚赐交往， 西域使者来到汉朝， 汉朝展示出富厚形象。西域诸国因此更加重视与汉朝的往来，丝绸之路就是在财物交通的过程中被打开。
二 西域向汉朝奉献
汉代丝绸之路， 主要指张骞通西域以后汉朝与西域诸国的交通道路。 汉代丝绸之路上往来人员众多，朝廷贵人使者、屯戍将军吏士、贩运逐利商贾、西域朝觐献客是其主要人员。
在上述各类人员中，具有自发新且人数多的应该是商贾。根据史书记载，降归义乌孙女子向敦煌献物，献物者身份为“降归义”，指乌孙人因降而归顺于汉朝。
乌孙地处今吉尔吉斯斯坦纳轮河流域， 与汉朝相距遥远。同时，西域的大宛（地处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在汉武帝太初年间李广利伐大宛后，大宛每年向汉朝奉献天马二匹，与汉朝往来密切。
据记载在汉哀帝建平五年（公元前 2）十一月二十五日，朝廷派遣卒史赵平护送大宛使者奉献，使者为“自来”，可见是自发行为。
另有记载在鸿嘉三年（公元前 18）正月十九日， 说汉代朝廷派遣守属田忠护送鄯善国副使、山国副使二人，这说明当时奉献者是鄯善国与山国的副使，这两个国家在西域东部，距汉地相对较近。
而且奉献者也是“自来”，不是奉鄯善、山国国王之命，乃是西域客人的主动奉献。西域诸国所献物品，汉简记载有骆驼、马、驴等，可见奉献物以畜类为主。
奉献物到达地点，常见的是“诣行在所”，也就是要献到京师长安。献物者的身份有使者、副使、贵人等。
很多记录都加上“自来”的限定语，可见是自发的奉献行为。西域使者奉献，无论是向东而行到达汉地，还是献罢返回往西而去，都有汉朝吏员相随，可见汉朝对奉献管理的细致。
三 汉朝对西域奉献的赏赐
汉简记载了诸多西域使者到汉地奉献的请况，奉献物有骆驼、马、驴等畜类，价格不低。 西域诸国如大宛、乌孙、莎车等国距汉地遥远，是什么动力支撑这些使者贵人到汉地奉献？
出土汉简中著名的康居王使者册，记载了汉元帝永光五年（前 39）康居国使者向汉朝奉献的请况，具体内容：康居王使者杨伯刀、副扁阗，苏薤王使者姑墨、副沙囷即，贵人为匿等皆叩头自言：前数为王奉献橐佗入敦煌关， 县次赎食至酒泉昆蹏官，大守与杨伯刀等杂平直肥瘦。
今杨伯刀等复为王奉献橐佗入关，行道不得食，至酒泉，酒泉大守独与小吏直畜，杨伯刀等不得见。
所献橐佗，姑墨为王献白牡橐佗一匹、牝二匹，以为黄；及杨伯刀等献橐佗皆肥，以为瘦，不如实，冤。永光五年六月癸酉朔癸酉， 使主客谏大夫汉、侍郎当移敦煌大守，书到验问言状，事当奏闻，毋留，如律令。
七月庚申，敦煌大守弘、长史章、守部候修仁行丞事，谓县：写移书到，具移康居、苏薤王使者杨伯刀等献橐佗食用谷数， 会月廿日，如律令。 / 掾登、属建、书佐政光。七月壬戌，效谷守长合宗、守丞敦煌左尉忠，谓置：写移书到，具写传马止不食谷。诏书报，会月廿三日，如律令。 / 掾宗、啬夫辅。
因此，从汉代贡赐贸易的角度看“康居王使者册”，也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简册反映出康居王使者奉献，敦煌郡、酒泉郡要县次续食。 献物的评定地点是设在酒泉郡的养马机构昆蹏官。献物估价时酒泉太守要与奉献者共同评定。
奉献者对饮食接待和献物评定不满，可以向朝廷上书，朝廷主管四夷事务的大鸿胪等机构移文调查。
这件册书生动地反映出汉代贡赐贸易管理的诸多细节。“康居王使者册”记载了西域使者对奉献物评定的斤斤计较，其实就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赏赐。汉朝对此也有清晰的认识。
如汉成帝时康居遣子入侍并献物，西域都护郭钦指出：“都护吏至其国，坐之乌孙诸使下， 王及贵人先饮食已， 乃饮啖都护吏，故为无所省以夸旁国。 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 其衣贾市为好，辞之诈也。 ”
“衣贾市为好”正是康居奉献的目的。又如汉成帝时罽宾遣使奉献， 杜钦指出：“奉献者皆行贾贱人， 衣通货市买，以献为名。 ”也是指出西域奉献获取经济利益的目的。
出土的汉简记载给乌孙诸国客献罢赐钱、 西域诸国入献“私利其国”、康居王使者对奉献物评估的斤斤计较以及史书记载罽宾王奉献者到汉 “通货市买”， 都表现了西域奉献者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揭示了西域使者来汉朝奉献的原因所在。
四 贡赐贸易与中西文明交流
贡赐贸易是朝廷组织下的贸易方式， 前提是朝廷出钱赏赐周边民族的奉献。材料有限，还不清楚汉朝对献物的类别、数量等有无规定，这涉及汉朝对献物是否有客观需求。
同时汉朝赏赐的价钱应该高于献物自身的价值， 这样西域国家才会不远万里到汉地奉献。除了赐钱之外，汉朝还要提供奉献者沿途的食宿，并派使者对奉献者迎来送往。这些措施都加大了汉朝的经济负担。
从汉朝视角而言，贡赐贸易的政治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汉朝重视贡赐贸易，与传统文化中“来远人”的思想有关。
“能致远人来”正是儒家理想的政治统治，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然重视致远纳贡。 元封元年（前110）封禅后，“纵远方奇兽蜚禽及白雉诸物，颇以加祠。 ”
汉武帝接受远方奇珍异物，是儒家“来远人”思想的具体实践。 王褒《圣主得贤臣诵》所渲染的“化溢四表，横被无穷，遐夷贡献，万祥毕溱”，就是贡赐贸易的思想基础。
贡赐贸易在政治方面的意义体现为贡献是边疆民族归顺于汉朝。张骞初次出使西域，发现西域国家“贵汉财物”，之后汉朝以财物吸引西域国家，目的就是为了让西域朝拜于汉，彰显汉朝威德。
汉朝重视西域诸国贡献，是扩大汉朝在西域政治影响力的重要体现。贡赐贸易在经济方面的意义是促进物种的交流。 汉武帝开疆拓土，聚集各地奇珍异物。西域的奇珍异物， 养殖于长安宫囿，显示出大汉气度。
以代表新的物种来看，汉朝重视名马的养殖。李广伐大宛后，大宛岁献天马二匹， 悬泉汉简就有汉昭帝时遣使迎天马的记载西域诸国向汉朝奉献物品，马匹是主要献物，西域使者为了多得赏赐，自然有不同品种的名马列在其中。
又如骆驼，在汉代以前并不是中原常用的畜类，而汉代西域使者向汉地奉献，骆驼却是最重要的献物。康居王使者上书争讼的黄骆驼、 白骆驼，正是骆驼不同品种的体现。
又如《后汉书·西域传》记载章帝章和元年，安息国献师子、符拔，和帝永元十三年（101）安息国献师子及条支大鸟。
汉朝对异域物品的吸纳， 贡赐贸易就成了汉朝与西域物种传播交流的重要方式。考察汉代丝绸之路的开拓历史， 探究东西文明的交流状况，汉与西域的贡赐贸易就应充分重视。
汉代为了开拓西域，通过塑造富厚的形象来吸引西域诸国朝贡交往。 简牍文书反映出西域国家到汉地奉献，目的就是为了获取汉朝的赐钱。汉朝对西域奉献十分重视，自西域客人进入敦煌郡，汉朝沿途传置机构要提供饮食住宿。
贡献者所献物品，汉朝派吏员估定价格，赐予钱财。 汉朝还要派出吏员对进贡者迎来送往，提供安全保障。如果西域进贡者对接待及估价不满，可以向朝廷上诉，朝廷要移文调查。
贡赐贸易与儒家文化“来远人”的王道思想有关， 在政治方面是西域国家归顺于汉朝的体现， 在经济方面促进了汉与西域的物种交流， 在人员流动方面是西域商贾来往汉地的重要动力。
汉与西域的贡赐贸易，是汉代丝绸之路繁荣畅通的重要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