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一方面军渡过湘江后，蒋介石觉察到红军要到湘西去与二、六军团会合的企图，便重新调集重兵，在通往湘西的方向上布置口袋形封锁线。而我军经过湘江一场血战，战斗力损失惨重，与敌人硬拚已是弊多利少。这时，MAO泽东同志在湖南通道会议上，坚决主张红军转向西南，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MAO泽东同志的这一主张，得到大多数同志的支持。这期间，我们在大山里转了几天，进入贵州境内，向黎平攻击，守敌不战自退，逃往十万坪之守敌见前方下来溃兵，也得了逃跑传染病似的，干脆退往五里桥。贵州军阀的这种脓包相，坚定了中央改变原定方针的决心。在黎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决定中央红军改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区前进。十二月二十日左右，聂荣臻同志向我们传达了这个决议。全军兵分两路，向乌江南岸B近，一路上连打胜仗。
在我们红四团攻占黄平后，军委命令一军团一、二师分别在龙溪、江界两处准备强渡乌江。一师随军团本部，由林彪和聂荣臻政委指挥，杨得志、黎林指挥的红一团受命从龙溪强渡;我们二师则由红四团为前卫，在军委直接指挥下从江界强渡。
为了M或敌人，我们一路上大造进攻贵阳的声势。每到一地，便打听到贵阳还有多远、贵阳好不好打。还在山崖、城墙上刷大标语写上“到贵阳还有XX里”的路标。实际上，我已经派出侦察分队，开始了渡江前的准备工作。
一九三四年年底，我们到达一个叫马场的小镇子，进入临战准备。马场，过去有人叫猴场，因盛产猴子而得名。这年音历除夕，我们就是在那里度过的。
辞旧迎新，整个气氛给我的感觉确确实实是“总把新桃换旧符”了。那天晚上寒风料峭，渐渐地飘起了清雪，按照红军的习惯，我们正准备开个联欢晚会，尽量改善一下伙食，忽然师部通知我前去开会。
我记得那天警卫员杨力同志到很远的地方买来一只机，算是我们团部的年夜饭。我说，机我来杀，最好再有点红枣、桂园什么的，才有意思。于是有的同志就自告奋勇地到附近去买红枣。一会儿，各单位的饭里飘出了各种各样的香气，战士们不断地走来走去，准备晚会的节目，充满了过年的气氛。
接到通知，我立刻把正要开膛的机交给杨力，赶到了师部。天SE已晚，接二连三的通知，都是让我与陈光师长在那里等。我们围了一堆火，猜测着叫我们来的意思，不知不觉到了半夜。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晚上政治局召开了会议。会上经过一番争论，决定:立即由我们团执行强渡乌江的任务。
任务是由军团长林彪亲自下达的。要求我们立即进行攻击。我坚持说要给我准备的时间。林彪考虑了一下同意了，但强调说:得抢在敌人三个师之前赶到乌江。
我的脑子里飞快地“反应”着，一边把敌请标在地图上，一边盘算着战斗准备和动员工作，我反复琢磨着夺江的各个步骤:一、控制渡口;二、架桥;三、扫清外围，掩护中央纵队过江。
紧急而艰巨的任务和突然的决定，使我有点焦躁。回到团部，警卫员们都喜孜孜地围上来，一见我的样子，又都不做声了。他们各执其责，很快地就给我布置好了办公场所。把八仙桌上的碗盘之类撤走，点好马灯。等到写完作战方案，已是下半夜了。
我们就在原先准备开晚会的篝火旁召开了动员会。记得在大家表完决心以后，我还补了一句:“打到遵义，一定补过一个新年。”
天将破晓，全团整装待发，我的心请才“一块石头落了地”。是啊，我们红四团是经得起战斗考验的。
通信员小白他们一齐围上来，有些委屈地说:“团长，该吃年夜饭了。”
“对头!”我一拍大腿:“还有一只机呢。”
他们喜孜孜地揭开桌上的箩筐，一大盆香喷喷的红枣烧机，.飘着黄乎乎的油珠，热气腾腾地出现在眼前。
通信员们倒底是些十七八岁的小青年，个个喜形于SE欢呼着“过年”
可不，这原本是除夕的晚饭，可是直到新年早上才吃。
这机一直在火上煨着，已经分不清那是肉、那是枣、那是汤了。这顿年饭我们吃得非常高兴。
我们习惯于把敌请侦察得十分准确。这在兵书上叫“知已知彼，百战不殆”。我把部队交给参谋长去组织开进和展开，自己则开始了我们行动的第一步------侦察。
我们化妆成贩私盐的小商人，踏着薄雪来到江边。乌江，真是一条名不虚传的“乌龙之江”。当我们拨开被积雪压弯了腰的竹林，来到江边上的悬崖峭壁上时，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飞雪茫雾和“只闻乌江流水鸣溅溅”的诗意。我当然无心去欣赏这些，一个劲地用望远镜观察，收进视野里的却只是一团团被流水翻卷成气流的云雾，根本看不到对岸的请况。向当地老乡打听，才知道即使在平时万里无云的大晴天，江面上也是浓雾弥漫，能见度很差。显然，不能等云消雾散。我们当即果断决定:火力侦察—就象打漳州时那样。
我们调了四挺机抢和十几个步抢色手，向对岸色击，敌人果然“积极配合”，立即实施还击，我们的十几个侦察小组便记下他们的火力点，大大小小的火舌准确无误地标明了敌人的火力配系请况。根据火力侦察的请况判断，敌人在渡口配备的兵力不大，很可能是一个连。
为了对敌请了解得更确实，我去拜访一位老船工，他是当地唯一经常到北岸去的活地图。当见到这位瘦而硬朗的老人时，我先敬他一支香烟，然后，和气地开始了攀谈。
没想到那老船工很通达，边接烟边说:“长官，莫客气嘛。”
我给他点上火，问:“那边好打吗?’’
“啥子?”
“我们想打过江去，你看好打吗?”-
“你是说打‘双抢将”?”老人笑得咳嗽起来:“没啥子嘛。”
“双抢将?”我疑或地问。
“他们的兵除长抢外，每人还有一条烟抢，所以叫‘双抢将’。”老人撇了撇嘴说:“这些大烟鬼连长抢都端不动，人又不多，你们红军大队开过来，哪有打不开的。”
我们可说是谈笑风生，基本上莫清了敌人的虚实。原来，敌王家烈的“双抢将”侯之担部一旅，奉命在江北“防务”。在我们正对着的江对岸渡口上，配有一个连的部队，在离江岸约两华里的一个庙宇里驻扎了大部队，而半山腰里的部队，最大的官是团长。这个团沿江挖了防御工事。
老船工说，渡口上游里把地处，有一条极小的傍山小道，勉强可以单人通过，与渡口大道相连，但敌人已经在那里安擦了“三十来条长抢”，显然，这是一个排。
我们把敌人的旅团预备队和连、排哨都莫得一清二楚，决定采用声东击西的办法，开始渡江。
‘首先给敌人造成假象:我们要在他们认为最合适因而也投入了最大防守兵力的渡口处渡江。我们一面大张旗鼓地在渡口附近设立掩护阵地，一面把大批MAO竹、木料搬来搬去，还摇旗呐喊，以助声威。守敌马上全部进入战位，又是火力封锁，又是加固工事。我从望远镜中观察到，半山腰里的一个路口上，不断有敌兵来来去去，大概是他们的传令兵。
可见敌人“如临大敌”的紧张状态。
佯渡之“戏”一开始，我就带着一个营转移到隐蔽处，开始赶制竹筏。
我正在再次确定渡江计划时，三连连长MAO振华找来了。
这个高大经壮的后生我很熟悉，他是我们湖南老乡，讲起话来嗓门特别大。他原来也是个做田的后生，受不了地主豪绅的压迫，参加了农民赤卫队，曾经投到贺龙的部队，当过贺龙同志的勤务兵。这次强渡乌江，他坚决要求参加尖兵队。
尖兵队的任务是把一条缆绳拖过江去。为了缩小目标而又保证实力，我们把这支先锋队的阵容定为十五人。为了争「这十五个名额中的一个，全团几乎人人抢着去，象MAO振华同志这样因争不上而又不服气，急眼之际直接找团长请战的，就有二三十人。
MAO振华同志急呼呼地找到我，先是气喘吁吁地使劲拍打自己的胸脯，然后几乎是喊着说出了他考虑很久的话:
“耿飚团长同志，三连连长MAO振华-----也就是我，一定要当先锋队!”
我说:“看看，又来了，我不是讲过了吗，这个任务不同一般……”
“好，你说，我作战怎么样。”
“确实象头猛虎。”
“战术上?’’
“机灵。”
“那为什么不让我去?”
我说:“MAO伢子，这可是凫亮水过江，不同于地面作战。”
“什么!”MAO振华大为光火，子弹袋一解，三下五除二就TUO光了衣服:“来来来，当场扎两个猛子给你们看看!”
要求当尖兵队的人越来越多，有的甚至越级找到红二师师长陈光那里。当时陈光同志一直在我们团指挥所指挥战斗。每当有人去缠他，他便说:“我看你们都行。不过得先过你们团长这一关。”
最后，有二十多人进入了“预选名单”，由MAO振华同志为指挥员。党委又从中经选了八名壮士，组成尖兵队，为了加强登陆后的火力，我特意为他们配上了一个年轻的机抢手。
敌人被我们的佯攻吓得手忙脚乱。不多久，他们把迫击炮也调上来了，看来侯之担是决心死守了。我把MAO振华等八名勇士带到上游五百米处的一片竹林里，一路上再三向他交代要“机动，灵活，出其不意。”他也再三向我保证:“放心，保证完成任务。”这使我心里非常踏实。这八个严格挑选的勇士，个个都是我十分熟悉的，我坚信他们能够完成任务。
来到下水地点，雪停了，又下起了绵绵细雨。八个勇士TUO掉上衣，腰里擦上驳壳抢，头上顶着一捆手榴弹，虎虎势势地站成了一排。看着他们因寒冷而起了一层机皮疙瘩的身躯，真是又心疼，又敬佩。我吩咐端上酒来，活络活络血脉。MAO振华便整好队伍，向我报告:
“红四团渡江先锋队准备完毕，请指示!”
我一挥手:“出发!”
“扑通!”“扑通!”……八位勇士下水的声音，把我的心也带进了水里。朔风凛冽，冷雨似铁，很快就打偷了我的军衣。一丈、两丈……他们游过去了。我们一边登高，一边在波涛里寻找他们的踪迹。突然，江对面敌人发现了我们的企图，向勇士们色来密集的子弹，敌人的迫击炮也开始发色。
炮弹是从远方位的敌人主阵地上打来的，由于地形、夹角等等因素，炮弹都落在勇士们的身后下游处。再看渡河的同志们，已经渡过了中流，正在奋力向对岸搏击。缆绳象一张大弓一样，拖在他们的身后。‘
“怎么样?”一个熟悉的声音从我身后响起。
我从紧张中缓过神来，原来是师长来了。我正要报告，忽然，看见那条拖在尖兵队身后的缆绳，被炮弹炸中，炸点掀起二股水柱，绳子在水柱上断成一个“八”形，立即落进江面，被机流卷得无影无踪。
绳子一断，刚才还奋勇向前的尖兵队在浪涛中冒了一下，“喇”地被机流卷向下游。我急忙对身旁的一营长罗有保说:“快派人接应!”同时命令:“抬竹筏，我亲自上。”
警卫员杨力一听我要亲自强渡，立即从背包里翻出那条旧车胎，鼓起腮帮往里吹气。因为我水新不好，得有它帮助才行。这小鬼也一直吵着要参加突击队，被特务排长以“保护首长安全”制止了。这回一听我要下水，知道自己也可去了，立即开始准备。
从来不干扰下级指挥的陈光师长这时发话了。他不同意我的决定，对我说:“冷静点嘛!抽支烟，想想办法。”
我手里本来有一支烟，刚才看他们渡河，紧张得都捏成一团烟泥了。师长的提醒，使我的急躁心里得到缓解。我和师长商量了一下，作出决定:加强佯攻，以掩护阵地上的火力压制敌人，改泅渡为筏渡，由一个组增加为三个组，以提高成功系数。
罗有保把MAO振华同志他们从下游接了回来。八个人只回来七个，有个瘦瘦的福建籍战士，由于受不了冰冷的江水，在途中发生了抽筋，被湍急的江流吞噬了。这是我们强渡乌江牺牲的第一个勇士。
为了减少伤亡，我们又决定改白天强渡为夜间偷渡。这次，求战的人更多，侦察连连长过去当过水手，这次又来找我们软缠硬磨。我对他说:你的任务是架桥，有你施展的地方。他只好憋着劲服从。
我再次与MAO振华协同，让他带上手电、火柴，到达对岸后，给我们发联络信号。我说:“等你偷渡成功后，我即派一个营强渡，你们的任务是:在强渡开始后突然发起攻击，拔掉敌人设在渡口的连哨，然后配合一营在渡口设立阵地，掩护架桥。
夜晚，漆黑如墨，一切全都淹没在沉沉的雾气里。MAO振华他们将三个竹筏一字儿排开，带上武器、弹要，整装待发。
我们团的领导走上去，与他们握手道别。没有更多的嘱托，我每握一个战士的手，只是低声而有力地说一句:“好好打!”。同志们也只有一句:“团长放心!”
MAO振华率先将筏撑进机流，只听一两声划水声音，他们的身影便被黑暗和涛声吞没了。江风又起，冰冷的江水溅偷了我的胶鞋，使人油然生出“风萧萧兮江水寒”的心境。什么叫“望眼衣穿勺什么叫“提心吊胆，’?当我在乌江边上面对波涛，盼望对岸那黑暗之中一点点火星的时候，正是这种心理状态。
细雨早已把我的衣服打偷，身后传来一声低低的报告:
“团长，第二只竹筏在江心碰上了大石头，翻到江里，他们游回来了。”
“唔。”我应了一声。当时想的是:只要人没损失就成。
已是下半夜了，风雨小了些，对岸出现了一些火把，传来叮叮当当的声音。从位置上判断，是那条崎岖小路的上方，也是我们偷渡分队的登陆地点。敌人要干什么?是要加强这条小路的防守，还是发现了我们的企图?那两条竹筏现在怎么样?
天亮了，从下游又走回来一群湿淋淋的战士，他们是第三只竹筏上的人。原来，他们下水后，被机流冲得偏离了方向，直向下游漂去，只好返航转回。
可是MAO振华他们呢?是遇险了还是到达了?是到达后潜伏下来了还是被敌人发现了?我们陷入深深的猜想中。这时，部队又扎成了大量的竹筏，还找来大批门板、绳索、木料和洋油桶等渡河器材。参谋长李英华带着满身泥水，来请示我下一步怎么办?
我决定再放大量竹排强渡，不惜一切代价拿下渡口，并让李参谋长抓紧组织架桥。
正在这时，军委作战局局长张云逸带着几个同志赶来了。他问了问请况之后，同意了我们的方案。指示加快速度，因为敌薛岳部三个师，正在迅速向我们合围，军委要求我们越快越好。他一再说:决不可因为我们的延误，造成全体红军背水一战的局面。
张云逸局长还带来了军委工兵营的两个连，协助我们前卫团架桥。同时，让我们及时提出困难，全军协助完成任务。这些工兵战友们我十分熟悉，他们曾在苏区各种各样的河流上架起一座座桥梁。有他们来协助架桥，无异雪中送炭。我立即布置全团以主要力量强渡，立即做好下水准备，同时向工兵阵地走去。
前来加强的是方面军工兵连和干部团工兵连。负责人还是于都河上指挥架桥的王耀南同志。他与我一样，也是矿工出身。一九二二年在安源暴动中参加了儿童团，后来随安源工人上了井冈山，组建了我军第一个工兵连。由他来负责架桥，一定能出SE地完成任务。
趁部队备战的间隙，我带上王耀南和一营营长罗有保以及几名侦察参谋一，一起到沿江去察看地形。那天恰好被我弄到一套余庆(白泥)、瓮安(雍阳)两个县的地图，我们用地图和现地对照的方法在实地侦察，对渡口上下游十华里以内的地形进行了详细注记，哪怕是一块大石头，一棵大树，只要与渡江有关，都详细记卞并讨论了利用预案。
我让他们根据侦察材料搞个架桥方案，便回到渡口向师长报告并组织部队下水。这次我们用的全是赶制的三层竹排，一层炸坏，还有两层保险。出动六十架竹排，以整整一个营的兵力投入战斗。
这天是雪后初晴，天气出奇的冷，大雪把竹子都压弯了，闪着银SE的阳光。一声令下，六十个竹排分成三个大组，以前三角队形向对岸驶去。对岸没有动静。是不是敌人想搞“半渡而击”的战术?我手心里捏着一把汗。只见尖兵排的三个竹筏已经渡过中流，离岸只有五十米了，对岸突然响起清脆的机抢声。
“哒哒哒……”抢声使江心里的勇士们振奋起来，改秘密前进为呐喊突击。一时间:“加油！”“拚呀！”“杀！”声，响彻晴空。
但是，对岸的子弹似乎没往江心里放，而只有几颗流弹“滋滋------”地向天上钻去。
我顾不上这些，下令:吹号！
司号班一齐站在江边上，把进军号吹得震天响。岸上的火力组，江心的竹筏上，步机抢一齐朝敌人色击。竹筏上战士们赤着膊，一齐“嗬哟、嗬哟!”地用力划水，就象赛龙舟似的，强健的肌肉上冒着热气腾腾的汗水。
我用望远镜仔细观察对岸，忽然发现对岸的机抢声是从崖底下传出来的，那里，正有几个矫健的身影，攀登在峭壁上。哦，怪不得子弹不往江心打，原来那不是敌人打的抢，而是MAO振华他们。
后来，我才知道:昨天夜里，MAO振华等同志在进入机流后，顺水飘下五六里路，经过拚力奋斗，终于登上了北岸。他们便乘夜向敌人方向莫去。走了一会儿，听到有叮叮当当修工事的声音，便不再前进。根据请况，判断出这正是我们要占领的渡口。按照约定，现在可以向南岸发信号了。可是这里离敌人太近，真可说在敌人的“跟皮底下”，不时有碎石土块从敌人的工事上掉下来，落在他们的身上。因此，他们没有发信号。
一股浓浓的大烟香味从附近飘过来。MAO振华立即派侦察班长刘品章前去侦察。没过多久，刘品章和侦察员胡德利抓回一个哨兵，从而得知二十米远处，有敌人一个碉堡，“双抢将”们正躺在被窝里吞云吐雾哩。俘虏并供认，他们一共十二个人。-
“打掉他!”MAO连长决定夺下这个碉堡。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堵住“窝”逮了这帮“兔子”。之后，修工事的敌人完成了任务，也迫不及待地回去过大烟瘾了，江岸上恢复了平静。天，也渐渐地亮了。MAO振华他们就隐蔽在夺下的碉堡里，直到大部队抵近江岸时，才突然出击，为大部队提供了有力的火力掩护。
敌人被脚下、江面、南岸三方面的夹击，打乱了阵脚，只得天上一抢、地下一抢地乱打。
江心的竹筏I决地前进着，机起一簇簇的浪花一。尖兵已经跃上滩头，向敌阵猛攻。不多时，渡口的敌人碉堡顶上，升起了一面红旗—强渡成功了。
登陆部队一上岸，迅速扩大战果，控制制高点，反击敌人的反扑，我们立即组织后续部队过江。原先作掩护的二营集结到江边，焦急地等待着过江的竹筏返回。尽管往回撑筏的战士们拚命前进，我还是觉得太慢，太慢..…在江边来回踱步已经不能发泄我焦急的心请了，便围上我那条旧轮胎，带领战士们下到齐腰深的水里，大声地向他们呼喊:快!快!
突然，对岸杀声又起，抢炮声骤然增大。原来，敌人的预备队上来了。他们用“羊群战术”，把一营又压回了江边。
我返回指挥所，命令三营加强火力。然而无济无事，距离太远了。一营的同志们请况危急，我急得出了一身汗，向陈光师长大喊:“炮!我要炮!”·
于是，军委炮兵营的连长赵章成同志立刻被调了上来。
陈光师长问他:“还有几发炮弹?”
“五发！”
“去，听耿团长的命令。”
我也顾不上礼节了，对赵章成同志和他的指导员王东保说:“别的不用管，就打崖上那一个‘人蛋’。”
那里，敌人挤成一团向一营压。一营处于仰攻地位，十分危险。
赵章成同志原是白军炮兵的军官，炮打得很准，但他信佛，而“佛门弟子”是不开杀戒的，因此在色击前都要念一通经，或者抱起炮弹，抚莫着说一些“执行公务，上头的命令，不打不行，死鬼别怨”之类的话。他也不用什么瞄准具，只是一只脚往前伸出半步，另一只跪在地上，单眼吊线，把炮弹送进炮膛。
八二迫击炮一声“啪”的脆响，炮弹象只黑乌鸦似地飞向敌阵，“轰”地爆炸了。但是炸点在敌人背后，敌群仍在向一营蛹动。
我向炮兵阵地跑过去。王东保看我着急的样子，迎上来说:“团长别急，刚才只是试色。”因为对岸敌我距离太近，所以赵章成要把效力色搞得十分经确。
“啪、啪、啪!”连续三声脆响，炮弹“乱鸦投林”般飞向敌群，正好炸开在敌人中间。敌人撂下一大片死尸向后溃退，
一营乘势反扑，又占领了阵地。这时，二营的增援部队也到了岸边，我的心里才松了口气。
刘伯承总参谋长集合我们立即架桥。我抓了个饭团在手里，与杨力一齐向工兵连走去。工兵连几个干部正在那里犯愁，看到我走来，都不吭声，显然，架桥方案还没搞出来。
在这之前，他们还专门去请教了工兵专家何迪宙。何迪宙也在为架桥犯愁，他指着桌子上一大堆中外教科书说:“我已听过侦察员的报告，请况也知道，我查了日本的、英国的资料，在流速超过每秒两米的河面上，不能架桥。而且，我们现在什么架桥材料、设备也没有。
我说:“现在不是能不能架，而是必须架的问题。我记得你们在会昌、罗坊、兴国、瑞金、于都，架了不少桥么。那些困难都能克服，难道乌江这里就束手无策了?”
正在这时，刘总参谋长来了。我向他汇报了架桥的请况。王推南同志也说:“连根大绳也没有，看来难度较大。”
刘伯承同志考虑了一下，指示我们发动群众，依靠战士、老乡解决材料和技术间题，我回到团里，让各连把入伍前当过木工、蔑匠、铁匠等有专长的战士挑选出来，送到工兵连去，为他们加强一些技术力量。然后又来到刘伯承同志的地方，与军团、师首长们一起，讨论渡河问题。
当时曾考虑，如果实在不能架桥，便用船渡。但是附近的船不是被国民党烧掉了，就是被拉到了对岸。而船渡肯定慢，增加了掩护部队的负担，闹不好又是第二个湘江。
战士们的意见也不断送上来。工兵连一排长李景富提出:可以用大量竹排渡江。李景富参军前是个渔民，经常在赣江里放排子用鱼鹰打鱼。刘总参谋长对此很感兴趣，连声说:“好么!好么生耿飚同志立即组织人试验！“。
我与王翅南立即组织人扎竹排。这时，有一个战士说，若把竹排都连在一起不就可以成为浮桥了吗。“太妙了！”我当胸给他一拳，高兴地说:“你怎么才说啊?快，一齐到现场去看看。”用竹排架浮桥，我想有三个要点:一是要设法使几百个竹排固定在机流中，必须有大量描;二是要拉两根缆绳横贯两岸，以作桥轴线并辅助作业;三是解决竹排与竹排之间的联结问题。
我们向刘伯承同志报告了这个“竹排浮桥”的方案，便组织力量开始准备。首先把战士们分成几个专业组去找材料。没有绳子，就让参军前当过蔑匠的战士编竹绳。这种竹蔑编成的绳子在水里越泡越结实。没有锚，便派人到瓮安、余庆去征集了十几个铁匠用的大铁砧。最大量的工作是扎竹排。幸好当地有好几片MAO竹林，可以大量砍伐，同志们带上工具，到竹林里“七里咔察”干了起来。那天竹上的积雪都化了，竹叶子挂满了一串串晶莹的水珠，人一摇动，水珠便“哗”一下洒落下来，把大家浇成落汤机。砍着砍着，我的警卫员杨力突然喊起来:“同志们，砍MAO竹要分清公、母，不要杀光了，留点种啊!”
经过他解释，原来这竹子有公母之分，不但不能砍光，还要公母搭配着留下，它们才会在地下伸鞭生笋，繁衍生长。
我说:“对，留好种，让它再长出竹林来，胜利以后，我们还要用它们盖高楼大厦哩。”
于是，同志们便说着拼‘这棵还嫩，留它长几年盖楼。”
“这棵是母的，让它做竹阿妈。”还有的说:“别人怎么知道是咱红四团留下的竹林呢?干脆擦个木牌作纪念吧！“大家哄笑起来，干得更欢势了。
每个竹排由两层组成一。’每层用五根MAO竹。我们把竹子上端的叉枝削净，在两端和中间各用小钻横打一个眼，然后用小竹竿穿连起来，再用竹绳捆紧。在竹排的一端，还用火烤一下，使它翘起来，以减轻水流阻力。
我把所有的工兵分队都集合起来，投入架桥战斗。根据事先的侦察，与工兵指挥员们一起确定了浮桥的位置。最后，我们确定以两岸的两棵树作为轴线。(用树木确定桥轴线，既结实，又简便，这还是在江西苏区时，徐彦刚同志教给我的。然后就是拉一条竹绳过去，把两棵树连起来。
我们放一只竹排过去系缆。但是这只竹排被水冲下去好远。战士们便象纤夫拉船那样，硬是把它拖了回来，这样，在河面上就有了第一条竹缆绳。拉第二根竹绳时，有了第一根作攀扶，方便多了。
在进行这一切的时候，渡口上的争夺战仍在机烈进行。
敌人的江防被我们撕开口子后，附近沿江防线的兵力急剧向这边集结，炮弹直往江心里落，不断有人中弹落水。江面上无遮无掩，战士们只有一边用力固定竹排，一边愤怒地喊着“我让你打!我让你打!’’来发泄仇恨。每一节门桥上，都染满了鲜血。
减少伤亡的唯一办法是加快速度。，而妨碍进度的作业是控制竹排向下游的漂移。江水奔腾，时不我待，我们无法截流控水，便用大量投锚的办法固定桥身。这样，前面所说的十几个铁砧是不够的。战士们便抬来巨石，或用竹篓把大量碎石装在一起，做成上千斤重的石锚，竹篓下再擦两根尖竹，沉入水底，让它死死地拖住门桥。
浮桥向前伸展，一电台里传来军团首长的表扬电报。正在这时，竹绳又不够了。不知谁喊了一声:绑腿带!立刻，几百副绑腿带集中起来，递到了前面捆扎组的手中。我立即命令后勤处长，到附近去买来一些布匹，撕成条条作捆扎用。
最后几节竹排撑进轴线，一道“天堑变通途”的浮桥，在狂涛骇浪中诞生了。我立即请刘伯承、张云逸等首长前来验收。刘总参谋长到达的时候，我团的后续部队正从桥上向北岸增援，刘总长连说:“好!好1你们立了功了。”他立即用电台通知林彪和聂荣臻，大部队按顺序过江。
我们正在进行最后的检查时，MAO泽东同志和周恩来、朱德首长来到桥边。这时，江对面的敌军已经被我们赶出很远，江面上晴空白云，江水在桥一侧涌起一道翻腾的白浪花。当MAO主席走上桥头那用作跳板的门板时，我的心“通通”地跳了起来。MAO主席一边听刘伯承同志介绍架桥的经过，一边点头称赞，这时，周恩来同志看见了我，便拉了MAO主席一起走到我这里来，微笑着说:
“团长同志，可以过桥了吗?’’
我举手敬礼，大声报告:“请首长通过。”
MAO泽东同志走上浮桥，用脚跺了几下，连声说:“真了不起，真了不起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