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份，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张家楼镇土山屯村，考古工作者们正进行着一场针对汉墓群的抢救新发掘，编号为147号的墓葬吸引了考古工作者们的注意。
考古工作者发掘的琅琊墩式封土墓，147号墓便是典型的琅琊墩式封土墓
几名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清理了墓葬的封土和外棺，看到崭新如初的内棺，他们满怀期待，但随着内棺的慢慢开启，一块木板映入眼帘，考古人员犯起了嘀咕，为何内棺什么东西都没有？
原来这块木板是棺内顶部的盖板，能够隔绝空气，更好地保护棺内器物、遗体，但这一墓葬带给考古人员的惊喜远不止一处。
伴随着考古进度逐渐深入，墓葬出土了金龙玉席等珍贵器物，墓主人头罩珍品温明，口含“龙珠”身浸清水，其身份也渐渐明朗，是名为刘赐的县令。
与奢华的陪葬品相比，县令的身份耐人寻味，小小县令为何有奢华陪葬品？
这一切还需从发掘现场谈起。
（一）抢救新发掘，发现奇怪的墓葬
时间推回至2017年，这一年考古工作者们在土山屯村开启了针对当地汉墓的抢救新发掘，土山屯村在西汉时期隶属于琅琊郡，而按照史书《汉书》的记载，琅琊郡“秦置，属徐州”，墓葬群所在的古琅琊位置特殊，秦皇统一六国后南登琅琊，徙民三万户，修筑琅琊台，以观海望日。
琅琊山山体以及琅琊台建筑群
琅琊台与张家楼同属于黄岛区，特殊的地理位置为土山屯村赋予了特殊的魅力，也使得考古工作者对东南沿海地区汉代封土墓怀着尤为重视的态度，去探寻土山屯村汉墓的真相。
2016年5月到2017年11月，经过两年多的挖掘，考古工作者们在土山屯村墓群发掘出178座古墓，包括汉代、东周等时期的墓葬，而汉代墓葬形制特殊、出土文物丰富，其中编号为147号的墓葬在发掘时让考古队员们大吃一惊。
土山屯村编号147号、148号墓葬分布图
2017年6月，因基建施工，考古队员们对汉墓群进行了抢救新发掘，其中就包括编号为147号的墓葬。经过一段时间的处理，考古人员们将墓葬的封土以及外椁清理出去，开始针对内棺进行发掘，但在发掘内棺时却大为吃惊，考古人员连连感叹，这真是一座奇怪的墓葬。
崭新的内棺
该棺椁的内棺崭新如初，宛如刚下葬一般，两千年的岁月没有为它留下清晰的印痕，整个棺椁保存得很好。保存完好的棺椁内部又将是什么景象？
考古人员对此十分期待，在打开内棺封盖后，考古队员却愣住了，为何棺椁内部什么都没有？原来里面还有一块木板。
内棺里的木板
木板隔绝了空气，有利于更好地保存棺内器物以及墓主遗体，更让人啧啧称奇的是，在这块木板移走之后，一汪跨越千年的清水映入眼帘。
棺椁内的一汪清水
棺椁内积蓄着大量的清水，因为清澈见底，棺内的器物一览无余，在清澈的水中，金SE的光芒若隐若现，彰显出随葬品的奢华气度。考古工作者们按捺不住机动的心请，开始对棺椁内的文物进行发掘，金器表面的灰尘被慢慢掸去，众多器物渐渐呈现出真颜。
棺椁内表层有浮灰的金器
金子在古代是贵重的金属，作为陪葬品出现在墓葬中，往往是墓主人身份与财力的象征。这机起考古人员更大的好奇心，想要探寻墓主人的真实身份。
值得一提的是，在墓葬群中，考古工作者们发现的其他较高等级的墓葬，墓主人身份均姓刘，他们借此推断，该墓群为刘姓贵族的墓葬群。
两千多年前，秦末农民起义加速了秦朝的灭亡，从起义队伍中崛起的泗水亭长刘邦最终战胜了西楚霸王项羽，定都长安（西安古称），建立了西汉，开启了刘姓汉朝的统治，因此刘在汉朝为皇族的姓氏。
但土山屯村的墓葬群与皇城存在着较远距离，远离汉朝时的政治中心，考古工作者们希望在墓葬中找到能够证明墓主人身份的其他物品，墓葬中出土的印章，成为证明墓主人身份的关键物证。
小小印章，揭示墓主人身份
在两汉时期，统治阶级制定了严格的官印管理制度，公印虽然能表明官员身份，但不归私人所有，也不能任意随葬。汉朝在授予官员官职或爵位时，存在着赐印绶（印信以及系印的丝带）这一环节，例如记载众多官制的古籍《汉旧仪》有载：“拜御史大夫为丞相，左、右、前、后将军赞，五官中郎将授印”。
汉哀帝与宠臣董贤
而官员在离职时应还原印绶，例如西汉汉哀帝宠臣董贤在被罢免时就被收走印绶，此事载于史书《汉书》中：“哀帝暴崩……王莽入，收贤印绶，贤恐，自杀”。官印不仅与官员的荣誉相关，还可能为官员带去灾难，因为丢弃、遗失印绶会遭受相关惩罚。
《汉书》中曾记载着西汉外交家常惠印绶被偷的一件事，汉宣帝统治时期，常惠被汉宣帝任命为校尉，率领汉军守护乌孙军队，共攻匈奴。乌孙人在地理位置上北临匈奴人，汉时其疆域为西北边陲重地，常惠出使乌孙时，却被乌孙人偷走了官印、绶带、节杖，“自以当诛”，自认为要被诛杀，可见官印对官员的重要新。
常惠画像
因为汉代时期官员生前官印属于官府，不可作为随葬器具，故而一些墓葬中出现了明器玉印，以表明墓主人的身份，这种玉印作为明器是身份的证明，以显示墓主生前曾做过何等官职，147号墓中便出现了这种玉印。
经过发掘，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两枚玉印，分别刻着“萧令之印”和“堂邑令印”，两枚印章在制作时仿制官印，用墨书展现出墓主人生前的职务，表明墓主人生前曾经做过萧令以及堂邑令。
按照史书《汉书》的记载，“萧”是隶属于沛郡的一个县，而“堂邑”则是隶属于临淮郡的一个县，这些均表明墓主人的身份为县令。
“萧令之印”和“堂邑令印”，玉质无钮，印面为墨书
但两枚墨书玉印仅仅能证明墓主人为县令，他姓谁名甚至仍旧存在着疑问。在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们发现了墓主人脚边的木牍，木牍上面布满文字，文字是传达信息的媒介，它预示着墓主人的身份即将被揭开。
在后续的考察中，考古人员们发现，木牍记载着堂邑县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堂邑县的户口、田籍等内容，跨过元寿二年，我国历史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木牍上出现的日期，见证着这批文物悠久的历史，承载着厚重的历史韵味。
写有文字的木牍
真正揭开墓主人姓氏的是墓主人的个人印章，在这枚印章上出现了“刘赐”二字，证明墓主人的名字为刘赐。印章为龟纽，即印章被雕刻成龟的形状，两汉典章制度汇集《汉官仪》有载：“诸侯王，黄金玺……列侯乃至丞相……黄金印龟钮（钮同纽）”，这说明汉朝官印的一种形式为龟纽，且适用范围较广，上至王侯，下至乡官，均可使用龟纽。
刘赐印
出土的刘赐印印文圆厚，因为材质为铜印，所以呈现出方硬之感，其气韵与一般的圆浑质朴的汉印不同。
这枚印章的出土，驱散了笼罩在墓主人身上的身份谜云，为考古人员探寻更多历史真相提供了线索。
但遗憾的是，史书并未记载太多“刘赐”的生平，两千年时光倏然逝去，墓葬中大量的陪葬品，成为还原墓主人特征与生平的重要依凭。
在考古人员孜孜不倦的努力下，众多珍贵文物的出土，为今人勾勒出一个富足、年轻但染疾的县令形象。
珍贵文物，还原墓主人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