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曾国藩（87）
第十二章
湖湘人才之喤引 大清陶澍第一人（上）
上文说到，中了举的曾子城与曾家，这下可是乐开了花，也紧接着忙了起来。并且有了举人这一身份，就可参加明年就有的三年一试的京城会试了。于是，这年的十一月，曾子城就要离开湖南，兴冲冲地赴京赶考，看看能否有个三联捷（忙于庆贺与准备进京赶考一事，此事专文再述，此处按下不表）。
另一对曾氏产生重大影响的同乡，也因其门人一时之误，竟导致无一面之缘。这等奇怪之事，所涉何人？此人就是：陶澍。
曾国藩对陶澍的了解是在岳麓书院时才渐知此人。时在书院，欧阳大师屡与门生们说起此人，以及在朝中或在外任职的湘籍居高位之人，诸如唐鉴、贺长龄贺熙龄兄弟、李星沅、劳崇光等，还有具威名之如魏源、龚自珍等名士，均为湖南争得荣耀，对湖湘子弟多有提携引领。尤其是在于刘蓉与郭嵩焘二子交往交谈中更是常涉几人，除在不自觉间对他们充满了敬仰之余，还暗暗下决心将视为圭臬。
自此，曾子城则始留意搜寻陶澍之讯息，并细窥慢研之为官为政为人之径。
改革“漕粮海运”担大任
于欧阳大师介绍其岳麓同窗一一陶澍之前，极少知陶澍之少时生平。对其为人为学为官亦仅知一二。只是，后来曾国藩入京履职后才通过更多人屡次述及陶公之事之迹后才多有了解，尤以其成功改革”漕粮海运“之惊心动魄，令人钦佩！
在听闻陶公“漕粮海运”之事历经艰险，每每想起都还觉得惊心动魄。
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此事，发生在道光皇帝登基的第6个年头，也就是道光六年（1826年）的正月。时年曾氏15岁，刚刚与朱尧阶相识，也才刚刚通过府试入了童生，属于对时事未蒙状态。
已年届47岁、时任安徽巡抚的陶澍例行进京述职，二月又返回安徽。但仅仅在3个月后，陶澍突然接到朝廷的一纸紧急调令，中间根本没有任何铺垫与暗示，则要即履新职。
说是紧急，道光皇帝还同时谕令：“该抚等俱各带印起程，于途次交代，即赴新任，毋庸来京请训。”意思是说，陶澍不必进京面圣，直接赶往江苏巡抚衙门到任就是。
陶澍当时并不知道道光皇帝在紧锣密鼓调任他的同时，还在官场部署了一个更大规模的人事调动：山东巡抚琦善升级为两江总督，原两江总督魏元煜，调离改任漕运总督。
4位封疆大吏同时因一事而大规模地人事更迭。显然，朝廷一定是遇到了极为严峻的问题，否则不会这么小题大做式的大动干戈？
陶澍也十分纳闷，什么问题呢，令皇上这么急迫？而圣旨中又没说及。作为朝廷重臣的陶澍自然也不会随便猜测，但还是隐约感觉到了事请的不一般。
原来，引发清王朝官场致使四位封疆大吏频繁换帅的导火线，缘于江苏境内的洪泽湖决口。
史载，道光五年（1825年）十一月十二日，处于高家堰的十三堡陡然崩堤。接连两天，一千余丈的堤坝全线垮塌，洪水如猛兽般倾泻，沿线五州县数百万民众陷于汪洋。高邮、宝应到清江一段的运河河道，眨眼间已干涸见底。
此时，成千上万的帝国子民被洪灾吞噬，当然让道光皇帝忧心。可事实，令其揪心的真相却是令人咋舌！原来，让他心急火燎、不顾官员请面走马灯换帅的，既不是因水深火热中民众的生命，也不是他们已化作泡影的财产，而是洪泽湖的水干枯了。
一泓湖水流失，难道比数百万子民的生命与财产丧失更让皇帝揪心吗？没错。
由于洪泽湖处于非常地段，如果它一旦干枯，京杭大运河就要断航。运河断航，就会导致朝廷来年的漕运没了着落。因此，皇帝真正焦虑的，还是为他们自己的事而着急，可表面上却给了他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啊。
漕运，就是朝廷利用河道调运公粮的一种专门的运输方式。说白了，就是通过运河而南粮北运。
历年，在北京城内，上至皇帝、皇室，下至王公贵族、各部官员、八旗兵丁，数十万人，赖以生存的口粮，全部依赖漕运供给。一旦漕运断航，则意味着满朝文武，如不坐等饿死，只能临时紧急迁都。要么，就要有其他办法解决粮食的供应问题。
陶澍临危受命，可见担子不轻。
到江苏到任后，陶澍认为事请再急，也急不在一两天。于是，就静下心来，将自己沿途的研究、心得、发现，逐项列出。然后，结合现实困境，认为：如再想通过运河几无可能；所谓建议临时迁都犹如儿戏，绝无可能！自己受命此任，根本就不可能向皇上上奏如此建议。经反复斟酌，计上心来，于是将想法从容写下，以语意鲜明地向道光皇帝提出自己的一种大胆方案。要解决漕运，那就采取新办法：海运。
漕粮，过大海航道运输，虽本朝史上未有，但在元朝却曾开过先例。明朝开始时也沿用元制，但到了王宗沐主持试运后，就骤然中止。
也就是从1573年起，一件荒废了253年的事，却又被陶澍旧话重提。这一下，朝廷里象是炸了锅一样，漕运之事一下就成为朝中官员竞相争论的热点话题。
很快，与其他的政见一样，自然就形成了两派：河运派、海运派。
河运派的支持者，有曾任两江总督、现居大学士的孙玉庭，现任两江总督魏元煜，漕运总督颜检，原江苏巡抚张师诚、河道总督严阆。
从职位上可以看出，这些都是正在负责办理漕运的官员。
海运派的支持者，则全部是与漕运没有直接关系的人：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英和，军机大臣曹振镛，尚书王鼎，大司马王砚农，山东巡抚琦善，原安徽巡抚陶澍，河南巡抚程祖洛。
河运还是海运？直接事关朝廷之安危。
生新优柔寡断的道光皇帝，每临大事拍板前，总是先采取的策略往往是提前试探各方官员。于是，就直接问负责漕运的两江总督魏元煜：“海运是否可行？”
魏元煜毫不犹豫，直接摇头否认。并一口气列举了七大理由支撑其观点，令道光皇帝大失所望！道光帝想听的，是怎么克服困难、解决问题，而不是历数困难而裹足不前。
魏元煜也本能地感到委屈。从明朝万历元年到现在都253年了，没人敢做的事，凭什么轮到我，偏偏让我站出来打第一抢？！
最为关键的是，大清帝国自开国以来，已实行了182年的河运，举国项目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利益链条。数十万河运军政人员还要依靠漕运养家糊口、当官的还要靠漕运贪污、挪用费用而发财呢。谁来主持海运，等于谁彻底斩断了那些既得的利益链。失去岗位的旗丁肯定会闹事、断了财路的官员肯定会发飙，这种既得罪官场、又极有可能引发民变的风险，则远远大过心中无数且又不熟悉的海运，何必去冒这还不知道存在多少风险的风浪呢。
道光皇帝作为最高权力拥有者，既有权力拍板做事，也有权力拍板用人。他对魏元煜“全身保位”的想法早已察觉出来，觉得不仅可气更是好笑。于是，便将计就计，就以“请君入瓮”的策略对付他：你老小子不是老主张河运吗?好，你总不能光说不练吧？那，你就去当漕运总督得了。
没想到，这漕运总督上任不到3个月时间，魏元煜以不出意外的结果又遭败绩。
这，又白白的荒废了三个月的时间呐，这其间哪里有管灾区民众的死活与煎熬？！但，道光皇帝开始头疼了。焦急物SE人选时，就想到了手下还有个想干事、能办事的干吏：陶澍。于是，就急令陶澍担当其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