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赵凌虚
清代影视剧中多见关于粥场的画面，如《雍正王朝》等，都在某一角度对历史上存在的“粥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还原。粥厂，也就是给灾民发放能够勉强户口的稀饭,特别困难户可以到这里领饭勉强救命。后两种形式有更多的共同点，都是无偿施舍，对象都是几乎要饿死的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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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粥也有不同的形式，有的是纯粹官办，有的是官绅合办，也有人出于慈善私家独办。 比如在京师也被称为“首善之场”，在京师，平时就设有粥场，如《燕京岁时纪胜》所载，京师广宁门外的普济堂，“冬施粥饘，夏施冰茶”。但是覆盖程度并不广泛。从康熙到乾隆朝的赈灾请况。康熙四十二年(1703)江西兴国大旱,颗粒无收，转年春天张尚瑷就任县令，立即进行救灾，每人每天按五合米下锅，五更煮粥，煮好打钟，人们从进来，从西出去，妇女在另外的殿里打粥。开始每天用米七八石，后来增加到二十石。就是这样,道路上仍有许多被饿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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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年直隶河间府水灾，大量饥民没有饭吃，巡抚李光地不得不动用库存和借支银两十余万购买粮食，一面平粜，一面设置粥厂煮粥散给饥民。。在他的年谱中记载：“贫民赖以存济，故岁虽荒，而途无殍者。”显然这次赈济灾民的手段是有效的。到了乾隆时期在赈灾方面是颇为用力的，由于过多拨付，漕运官员提醒乾隆说：“康熙时共截漕粮二百四十多万石用来救灾，雍正年间也不过二百九十万石。可乾隆元年到二十年，就已多达一千三百二十多万石。”听了庞大的赈灾对比数据后，乾隆也觉得很意外，但解释说：“朕遇到偏灾，即有人饥己饥人溺己溺之怀，不能自己，也没想到会动用这么多的漕粮。《清高宗实录》
清代画面
尽管如此用力，乾隆依旧没能改变初衷，他经常告诫“为督抚者，第一应戒讳灾之念。”并阐释说：“朕御极以来，旰食宵衣，勤求民隐，水旱灾荒乃民生第一切务。朕为未雨绸缪之虑，夙夜焦劳，无时或释，训饬督抚大臣，至再至三。伊等亦知讳灾必获重谴，不敢自蹈罪戾。”《清实录》乾隆三十八年(1773),广东出现台风灾害,两广督抚报告，乾隆派出大臣运送救济粮到广东，于是向各府州发出告示，官府设粥厂施赈。在广州，粥厂设于院落宽敞的东门附近教场和西门附近的寺庙，又在市内相宜地点设立两个粥厂。粥厂煮粥有胥吏负责，由官员实行监督，吏役克扣米粮,官员可以监督，而官员吞没稻米，衙役则不敢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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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煮粥用的是米，渐渐地掺和白泥进取，再后来就直接煮树皮，所以饥民“嚼泥泥充肠,啮皮皮以香”最终到了“嚼泥啮皮缓一死，今日趁粥明日鬼”。就在教场的粥厂旁边，死尸和骸骨随处可见。因此可以知道，乾隆的赈灾虽然初衷极好，却被地方执行不力。虽然“印委各官，点验灾黎，按户计口。”但是在推进时，基层官吏，甚至捏造不存在的名单进行贪污。当时的外国马戛尔尼来华团的英国人做过描述：“去年，山东河决，淹没居户无数……立即拨发库银四万两，赈济灾民，而户部先没去二万两，以下每一转手，则复去若干两，自二万，一万以至数千、数百不等。层层乾没之手续既过，最后之实利及于灾民者不过两万而已。”
马戛尔尼访团
嘉庆九年，浙江发水,巡抚阮元是当时颇为有草守和能力的儒臣，因此他积极实行平粜、赈济、借种子等办法进行紧急救灾。第二年依旧灾请不断，于是实行粥赈法，在15个州县设立34个粥厂，每个厂聘请品行端正的乡绅进行管理钱钱粮和分发粥的具体事务，不让胥吏参与。在打粥程序上,把男女分为两地,老弱病残集中到一起。到打粥时，敲梆子或放炮为信号,这样避免人挤人的无序混乱。有的在寺内搭盖大芦篷，防止大雨，还专门给妇女建立厕所，对有病的人发放汤要。由于秩序井然，规划周到，一天有几万人来回进出粥厂，并未发生踩踏和饿死人的现象。因此，阮元总结，之所以他的办法之所以行之有效，就在于使用绅士而不用官吏。他在《行赈湖州示官士)诗中不无感叹地写下:“天下有好官，绝无好胥吏。政入胥吏手，必作害民事。”的凄凉与无奈。
光绪时期发生严重水灾
，:“京东大水,通州水几冒城，自是无岁不水” 。到了1894年时最为严重,造成的灾害也最惨烈，以至于到了“无舍不漏，无墙不倾",“人皆张伞为卧处”，“市中百物腾贵，且不易致，蔬菜尤艰,诚奇灾也”的地步。 严修在日记中记载说:“自五月十八日雨，二十四日始睛，而十九日雨，三十日戌刻大雨，至初三日戌刻始止，然未开晴，连日又雨数次,居室十余楹,漏痕殆遍”，“忧心惶惶，如滨大难”。可以看到当时I的水灾时间之长，严重程度之广，受灾人数和面积则不言而喻了。
光绪时期救灾旨意
打粥的惨状与和官员的贪污。打粥人的状况形如乞丐，不到万不得已，灾民不会到这个地方，几乎在要饿死的请况下，才来到粥场。可以想见，老幼病残手持藜杖,媚妇背负婴儿，饿得移不动脚步，说不定走着走着就倒下来。 饥民等待打粥之时，主官官员的敷衍与懈怠，饥民之的嗷嗷待哺;等到领粥之时，胥吏之豪横,饥民之怯弱;在回归路上，见向隅之老病同类,确实十分凄凉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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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赈济,历来是赃官污吏聚财的好机会。他们的手段，就是蒋伊所说的:“报名有费”，“廪给有扣”。不给钱不让上赈籍，这就是报名有费；粥厂之粥，搀和泥土树皮，留下好米，是乃廪给有扣。康熙时举人郑世元有规劝胥吏千万不要发灾荒财的劝诫诗，:“黄须大吏骏马肥，朱旗前导来赈饥。 饥民腹未饱，城中一月扰。 饥民一箪粥，吏胥两石谷。”虽然这样号召，但是没用，在清代，这种赈灾往往是官员趁机打捞一笔的机会。 粥厂的利弊得失。设立粥厂的好处是立即吃不上饭的活命问题。极其贫寒百姓家徒四壁，只有施粥可以立即救助。阮元对此说：“赈粥，专为下下贫民供朝夕也”，:赈粥之举，则唯大荒之年，为极贫之户不能举火者行之，枵腹而来，果腹而往。”粥厂比其他服济方法容易办到，因为这是最紧急的事请，劝捐相对好实现。在乾隆时期的赈灾就存在许多问题，这一弊端被朝鲜使臣目击，在回国时向国王汇报说：“乾隆于恤民之政，非不勤恳。而任事之臣，率多雍淤。辽东分赈时，凤城将之行两朔赈政，而余皆于私囊，且以赈银换做唐钱。饥民一月所受，各不过五十文，号诉无阶，怨声载路，臣所目击者如此。”
晚清粥厂的出现，虽然能救活人，却也存在许多并发症。:一是灾民领粥要来往奔波，造成本来虚弱人的死亡。二是粥厂要用用大量胥吏，所花费用比散粥场还多，三是灾民来往于粥厂家门之间，不能恢复生产；四是灾民聚集一起，加剧彼此矛盾，可能发生民变；此外，还存在粥厂该打粥的人打不到,不该领的人却得到了。还有人认为，设立粥厂，聚合多人，会造成瘟疫的流行。因此，从许多角度来看，清代的赈灾是失利的，而粥场的设置仅仅勉强救活一部分人，这其中还要自求多福是否能够遇到一位好官。参考资料《清朝人的生活》、《乾隆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