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帝制中国的治乱循环
自秦朝开始，中国就进入了中央集权的帝制中国时代。相对于西方与中东，中国开启了一条独特的发展之路。在政治上，中国采取了中央集权郡县制，通过皇帝任命的官僚统治地方，但同时，乡村又保有较大的自治权；在经济上，则实行封建土地私有制，经济形态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文化上，则是以儒教为主，多种宗教共存的局面。
除了经济和政治制度的特殊，帝制中国还有着极为特殊的循环和周期律。帝制中国的王朝更替如此具有规律，以至于黑格尔甚至做出中国没有历史，而只有对过去的不断重复的判断。
平心而论，虽然黑格尔的话过于极端，但是帝制中国的历史隐约中确有着某种规律。中国历代王朝的衰落，总逃不过四个现象：土地兼并导致的贫富不均；气候变化导致的农业减产；蛮族入侵导致的统治崩溃；特权阶层腐化导致的行政低效。这四个现象交相辉映，宛若王朝挥之不去的梦魇。不管有多少改革家呕心沥血，却都逃不过这相同原因导致的死亡。
二、土地兼并与农民起义
在四大周期律中，最为核心的就是土地兼并。土地兼并导致的“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是每一个王朝都无法逃TUO的梦魇。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失去土地的农民越来越多，而这些丧失收入来源的农民则会聚众揭竿而起，推翻王朝的统治，建立新的政权，开始新一轮的轮回。
汉朝末期的黄巾起义；唐朝后期的黄巢；北宋末期的梁山泊和方腊起义；明朝末年的李自成、张献忠；清朝末年的太平天国起义。每一个大一统王朝到了后期，都会面对土地兼并无法抑制，国内民变四起的局面。
农民起义，一方面会通过攻占州府，消灭军队的方式打击政府的力量。另一方面，政府的财政极其依赖于从自耕农中收取的农业税，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自耕农越来越少，税源也就日渐枯竭。王朝的统治力量在农民起义的攻击下被极大削弱，由于统治力的降低，军阀割据和外族入侵的现象就会出现，而被削弱的王朝往往无力应对。唐朝与明朝都是在农民起义、军阀割据以及外族入侵的三重打击下走向灭亡。
虽然农民起义军往往在初期怀有高尚的平均主义理想，但在取得政权后其领导者便迅速背弃了其理想。
比如太平天国在起义时提出了“有田同耕，有饭同时，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思想。其制定的《天朝田亩制度》更是从根本上否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合理新。但是太平天国的领袖在取得南京后依然迅速的腐化了。
因此，在新王朝取得政权后，又会开启新一轮的轮回。土地兼并——农民起义——战争消灭大量人口、荒地较多——鼓励农耕，休养生息——经济繁荣——土地兼并间循环往复。每一个朝代的建立者虽然在初期尚能打击土地兼并，维持农民的权益，但是久而久之，随着政权能力的下降和新一代官绅阶层的形成，以前的轮回又会再次上演。
土地兼并，为何在中国古代史上始终无法消除，他又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在推进呢？
三、高利贷——土地兼并的主要方式
通俗的讲，土地兼并就是地主用各种手段将农民的土地兼并，让农民成为无地的无产者，这些游民没有土地后，要么作为佃农依附于地主为地主打工，要么就沦为游民，成为王朝不稳定的因素。虽然土地兼并的方式多种多样，但是最主要的方式还是用经济手段进行兼并。看到这里，或许有人会问，农民怎么会傻到将土地全部卖给地主，毕竟钱是死的，地是活的，地可以源源不断的产生财富。地主要想按照市场价格购地，的花多少钱？
没错，在风调雨顺的时节，土地兼并并不会大规模发生，但一旦遇到天灾就不一定了。一旦大灾来临，地主，由于家大业大，自己生产的粮食虽然减产，但养活自己一家完全没有问题，就算不够，还可以从未受灾的地区购买粮食。而普通的农民由于土地和金银较少，一旦青黄不接，很快就会陷入饥饿的境地。面对窘境的农民，要想生存，便有两个选择：一是作为流民逃到外省，乞讨为生。二是像地主借钱借粮。只要思维正常的农民都会选择后者，但是借从来不是没有代价的，中国历代的私人放贷利率都十分之高，根据王安石的记载，宋朝年间的放贷年利率就达到了70%。而按照今天国家的规定，年利率超过36%就算高利贷，足以见得古代的高利贷有多么可怕。虽然利率高的吓人，但是农民为了燃眉之急，往往不得不吞下这个苦果。
在借到粮食或银子后，农民或许可以度过灾年，不至于饿死，但是很快地主的要债人员就会找上门，而刚刚度过灾年的农民往往一贫如洗、身无分文。此时的农民除了将土地抵押给地主外，别无他法，如果请况再糟糕一点，农民本身都会沦为地主的佃农，成为地主的打工仔。地主只要通过灾年时的一点点投资就可以在灾后大发横财，而拥有自己的田地的自耕农则彻底沦为依附于地主的无产者。
但是这样一项弊政，为何迟迟没有改善，按照常理，统治者为了自保也应该予以抑制。但事实是，历代都有有识之士针对土地兼并问题进行了相关改革，但由于官绅地主阶级的阻挠，这些改革纷纷走向失败，无一成功。
四、官绅阶层：土地兼并的罪魁祸首
历史上，有很多有识之士都曾针对土地兼并问题进行改革，其中最早的实践者是王莽，王莽改制的一条核心政策就是将全国的土地改称“王田”，即废除土地私有制，实行土地国有制，私人不得买卖。王莽想通过国家的强制力来平均分配土地，抑制土地兼并，但这项制度只停留在理论层面，因此很快便流产了。
之后，北宋的王安石提出了更为可行的政策，王安石变法的第一项经济改革就是实施“青苗法”。青苗法旨在青苗不接、收成欠佳时向急需资金的农民每年提供两次贷款，农民缴纳赋税时按20%的利率返还利息，虽然20%的数字也不算低，但相对于私人放贷的70%，还是要合理宽松的多。
（王安石）
但是到了北宋年间，阶层的力量已经十分强大，这些人在朝中是官，在地方就时富甲一方的大地主，他们的亲戚更是通过高利贷从贫苦农民那里榨取了不少利益。因此，王安石的改革一出，就遭到了大臣们的一致反对，之后因为各种复杂的原因很快就流产了。
王安石之后，清朝的雍正帝再次颁布了抑制土地兼并的政策。最为典型的便是“摊丁入亩”和“官绅一体当差”。摊丁入亩指取消按人头收税，而按土地亩数收税。这一项改革在雍正的强力推行下被贯彻，由此导致了清朝中期后的人口爆炸，暂时缓解了土地兼并，稳固了清朝的统治。但是官绅一体当差却遭到了失败。
（雍正因为得罪了官绅阶层，所以一直是后世文人讽刺的对象）
“官绅一体当差”，即官绅也要像农民一样缴纳赋税。雍正的着眼点是让官绅像农民一样纳税，鉴于官绅往往同时是大地主，用征税的方式缩减贫富差距，并为国家增添更多的税源。按照我们今天的认识，越有钱的人越应该交税，但是在当时，最有钱占有土地最多的官绅阶层却不用交税，不管是出于公平还是国家税收，这都是莫大的损失。
如果向官绅征税，国家的税收就会成几何倍数增加，这样当天灾发生，农民失去土地，饥不择食时，国家就可以利用多来的税收救济灾民，让灾民不用依靠地主的高利贷也能过活。当年的明朝，就是因为没钱救灾才被农民起义军推翻，雍正无疑是吸取了前朝的教训。
（官绅阶层是可以匹敌皇权的巨大势力）
但是，即使雍正贵为皇帝，而且心狠手辣，但是依然遭到了所有大臣的一致反对，就连平日里分文不贪的清流也加入到反对的行列，理由竟然是读圣人书的学子就该和老百姓不一样。想当年清朝强令剃发易服时，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如此的顺从，但是一旦触怒到他们的核心经济利益，他们却连杀头都不怕，宁死也要苦谏，可见当时官绅阶层的流氓与无耻。如果说西方中世纪是血缘带来的不平等，帝制中国就是知识带来的不平等。有知识的人相对于无知识的人在人格上就是极度不平等的。
一代又一代的改革家呕心沥血，力图根治土地兼并这一帝国的痼疾，由此让民众不再受饥饿冻馁之苦，让中国摆TUO治乱循环的周期律。但是他们全都失败了。1840年之后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的问题非要革命不可，不革命不足以推翻腐朽的士绅阶层和这吃人的制度，最终，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下，土地兼并终于随着士绅阶层的消亡以及土地私有制的结束而成为了历史。中国也终于走出了这持续2000多年的无尽轮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