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郑州曾两次沦陷:第一次在1941年10月,日本侵略者占据一个多月就退走了;第二次是1944年4月侵入,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这次沦陷,给郑州带来了极大的灾难与破坏。特别在南郊小乔乡一带(现改属新郑县)，为祸尤烈。
解放前郑州
当时国民党部队溃散西撤,郑县县长段国栋及其后任县长崔国庆,先后将县属国民兵团二百余人及县政府工作人员迁至小乔乡张沟、胡恼、韦沟、红花寺一带活动,并组织游击队坚持进行抗日工作。
日寇侵占郑州后,迅速建立了以王宏善为首的傀儡政权——郑县维持会及各区伪组织,在南大街1号院，成立荣亚公馆特务队,由日军一少将主持。他也兼任郑州警备司令，司令部设于书院街明新中学 ,是郑州日军的最高指挥官。此外,在清真寺街古化源家设日军宪兵特务队，该队指挥官是日军宪兵中曹酒井勇一,故名酒井特务队。
这些侵略者，组织民族败类百余人为其鹰犬,无恶不作。酒井残忍狠毒，动辄以口头禅“通八路”、“通游击队”等莫须有的罪名乱捕、乱杀,残害无辜人民及爱国志士,手段惨酷，为所衣为。
解放前郑州
郑县沦陷后的南郊,一片混乱,许多散兵游勇,土匪流氓,纷纷蠢动。有的自称挺进队,有的自封游击司令或别动队长,借游击抗日之名,昼夜出没于深沟僻乡之中,欺压农民、掠夺财物、强间妇女、强拉民伕、牲畜,闹得机犬不宁、神鬼不安。
而供应县政府的差徭也完全加在这一带农民身上,他们如处水火，实在无法过活,各村纷纷组织红抢会以自卫,红抢会的集中点是小乔沟和南曹乡各村。后来有的红抢会被少数野心家利用,也成了搜刮人民的工具,还有些红抢会首领看到日本人武力强大,或经不起伪政权及日本特务组织的威胁利有,蜕化成日伪统治工具,反而和郑县县长崔国庆所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作对。
在这种请况下,崔国庆采纳了正直士绅的建议，在游击抗日的同时，成立清乡团，以李鸿翼为团长，进行抗日队伍内部的纯洁工作。李鸿翼（1890-1956），字子遇，小乔乡沙窝李村人，曾任第三区区长。他受命后，即率领团丁严加缉拿,亲自审讯， 把坏人、土匪以最严厉的手段处死，镇慑了混乱局势,安定了农民生活。至今这一带还留传着许多关于他除暴安良的佳话,他被誉为“活老包”。抗日战争胜利后,李曾任乡农会理事长。解放后,经人民政府审查,未发现他有重大错杀案件，1956年病故家中。
这里特别一提的是大司村的保长司箴铭 。他为人刚直,具有浓厚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因为不向敌伪政权交粮,日伪就调动二百多士兵突袭该村,拘捕了司箴铭,并带走青年司绳昭、司宗周、司金斗,司东震等。随即以“通游击队抗日”的罪名,把司箴铭杀于林锦店村附近,以致他家破人亡，陷入极为悲惨的地步。
解放前郑州
南曹乡一带,是红抢会的集中地方,同时,也是日寇的占领区。在日伪的草纵下,小乔乡大部分的红抢会也渗入了日伪组织，所以南曹乡成了双方对峙、犬牙交错的地带。县政府的游击队，实际上只控制了小乔乡西北部， 而在接近新郑以北、密县以东及荥阳交界地带，与日伪组织不断发生冲突并逐渐扩大冲突范围。
在张沟、芦庄、于寒、山西乔等村的拉锯战中，小乔乡以东、以南的许多村庄被焚毁，使许多农民流离失所，苦不堪言。小乔乡西北有一线空白地区，直到抗日胜利，不曾受到日寇铁蹄的践踏，这与当时的人民支持是分不开的。
1945年， 日本投降后，万恶的酒井特务队瓦解，指挥官酒井勇一仓皇南逃被捉，在武汉被军法总监部按战犯处理，执行抢决。大队长岳清江、班长吴凤田、队长张伯钧等一批汉间特务，如丧家之犬，走投无路，经祭伯乡乡长宋仙洲牵线，由郑县县政府全部接收，改编为县政府特务队。
对此很多人表示不满和愤慨,然而都没想到,在县政府复员回城的前夕,县政府把这批魔鬼,有骗转移到城南的小刘村,派警察队长何景臣及清乡团团长李鸿翼率部，趁他们深夜沉睡之际，把他们全部拿获。除岳清江因系国民党军统局的内线人未处理外,其余张伯钓等二十二名为虎作伥的民族败类、酒井特务队骨干分子,均于当夜处死。这次迅速、彻底的锄间工作,真是大快人心，至今仍为郑州人士所称道。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只顾进行内战活动,对郑州沦陷期间其他许多大大小小的汉间,没有认真惩处清理,使他们得以逃匿各地,成了漏网之鱼,不能不说是历史的一点缺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