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大雪纷飞的冬天，一个女孩出生，她的妈妈难产而死。
她是从妈妈的尸体肚子里剖出来的，剖出来的时候也是半死的。
幸运的是，经过大夫们一番艰苦卓绝的巨大努力，成功地救活了她。
不幸的是，那个女孩就是我。
爸爸说，如果他当时在场，一定不会让大夫救活我的。可见他恨我的程度。
爸爸姓芦，他随口给我取了个名字叫芦苇，但他从来不叫我的名字，而是叫我“妨主货”。
打我记事起，我的脑子里就有了个认识，我是妨主货，是我妨死了妈妈。
左邻右舍的孩子们经常围着我起哄，拍着手，唱着顺口溜：“妨主货，没人要，害得妈妈上了吊……”
我想争辩，我妈不是上吊死的，但自知理亏，就逃走了，他们就追我，直到把我追回我家的院子里才意犹未尽地散去。
他们胆大包天，有时即使是爸爸领着我走在街上时，他们也敢追着我们唱顺口溜。
我倒很希望妈妈是上吊死的，那样就和我没关系了，于是我问爸爸：“我妈是上吊死的吗？”
爸爸不理那些孩子，闷着头走路，这时停下来，狠狠地瞪我一眼：“是生你生死的，妨主货！”
爸爸领着我上街，一般只有一件事，就是理发。
他把我往理发馆的椅子上一丢：“师傅，剃个秃头！”
理发师傅端详着我：“这是个姑娘吧？”
爸爸嗯一声：“头发越剃越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等爸爸领着我从理发馆出来时，那帮孩子就编了新的顺口溜：“光头女和尚，和人不一样，她妈生她死在病床上……”
我想，这回他们说对了，就更觉得理亏。
理亏是我活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心理状态，我的光头里装不下太多的梦想，我有个小小的愿望就是有朝一日不用再理亏，然而这个愿望似乎永远遥不可及。
我有个大我十岁的哥哥，他常对我说：“你妨死了妈妈，所以要乖，不要惹爸爸生气！”
爸爸经常一个人喝闷酒，一喝一大瓶，有时一大瓶还不够。
我隐约地知道，每当他喝酒的时候，就是需要我乖的时候。
其实他不喝酒的时候，我也很乖。
我从小就乖，乖到连哭都不会，也不会流泪。我知道哭没有用，而且爸爸不许我哭，我想我已经丧失了哭这项天生技能。
我只会笑。我的常态表请就是笑，似乎形成了肌肉记忆。但我的笑是无声的，只用嘴角裂开的幅度来表示愉快的程度。
我一年理两次发，夏天一次，冬天一次，都是剃成了秃头。夏天还好，轻松凉快，冬天就有点不是滋味了。
每个冬天的早晨，我需要冒着寒冷去院里的炭堆上敲一盆炭，然后回屋里把火生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光头就笼罩在寒气中，像一颗熟偷了的西瓜，仿佛随手一拍就能裂成两半似的。
我羡慕邻家女孩漂亮的小辫，可爸爸从来不给我扎小辫，我自己又不会，所以等我的头发长到很长的时候，就那么乱乱地披着。
直到我上小学的时候，我才拥有了人生当中的第一根橡皮筋，我用它把头发扎成一个马尾。
那时哥哥已上高中，但爸爸把哥哥还当成孩子看待，把我则当成大人使唤，做饭洗衣收拾家是我的分内之事。
我每天早早地起床，敲炭，生火，做饭，吃了后跑步去学校，放了学再跑步回家。我必须要跑得足够快，学校和家里都不能迟到。
哥哥回到家却只有写作业一项工作，他写作业的时候，爸爸往往坐在他身后，不时地抚莫一下他的后脑勺。
哥哥有时嫌烦，拨开爸爸的手，喊一声：“不要动！”
爸爸从不会生气，反而还嘿嘿地笑，极开心的样子。
倘若这时我以为他心请愉快而忘了乖乖地干自己的事，或者不知天高地厚地也想让他莫莫我的后脑勺，那就错了，我必能赢得一声喝骂。
爸爸除了指使我干活就是嫌我不好好干活，再基本不和我说话，看我的眼神也是充满了反感和敌意，更别说莫我的头了。
所以那时我还有个梦想，梦想有人能莫莫我的头。
第一个莫我头的人是哥哥，那是因为他失手打破了妈妈的骨灰坛。
那是个十分漂亮的冬瓜形状的坛子，绿油油的，上面刻满了密密麻麻的经文。我一直对那个坛子充满了敬畏，因为是我的出生把妈妈装进那个坛子里的，所以我从来不敢碰它。
那天晚上，爸爸出去买酒，哥哥写作业的空当，不知为什么要去摆弄那个坛子。
我眼睁睁地看着它从哥哥手中滑落到水磨石地板上，瞬间四分五裂，白森森的粉末和残渣撒了一地。
我吓坏了，哥哥也吓坏了。
我看着哥哥，哥哥也看着我。
他走到我跟前，莫着我的头说：“等爸爸回来，你就说坛子是你打破的，你是女的，他不会打你。”
被莫头的感觉妙不可言，我可怜的梦想终于实现了，我想让他再莫莫我的后脑勺，又觉得要求有点多了。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
那晚，爸爸把我扔在院子里被寒冷和饥饿折磨了一晚。
从那以后，爸爸对我更不好了，不是白眼，就是喊骂。
但我这次没理亏，心里反而还有点小小的自豪感，因为我保护了哥哥，我能为这个家尽点绵薄之力不胜荣幸。
（未完待续）
（文/鄂佛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