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临床医学科学领域最具权威的杂志《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出现了这一振聋发聩的观点。观点提出者是中国学者周宏灏。
此前，国际医学界更流行“体重决定用要剂量”的论调。周宏灏这篇文章不仅让人们改变了固有的用要思维，还启发了要理学界关于要物反应种族差异的研究，从此开启了用要新时代。
但很多人都不知道，如今在要理学领域建树颇多的周宏灏，曾经差一点就走上了艺术的道路。
阳光路上，他的方向
周宏灏有一首拿手的歌，名叫《阳光路上》。
“阳光路上，旗帜飞扬。科学发展为和谐的中国，引领方向……”歌声自信昂扬，为他赢得满堂喝彩。而音乐学院，确确实实曾出现在他的高考选项里。
周宏灏成长于一个艺术氛围浓厚的家庭，父亲周磊村是华中高级艺术专科学校的校长，姑妈是一名音乐教师。“家里与艺术好像是有缘的。”周宏灏如是说道。
在这样的环境下，年幼的周宏灏最初的志向是“教书”。教什么？他有点犹豫。作为班里的尖子生，他可以报考优秀的理工院校；可他也是长沙市中学生合唱团的好苗子，报考音乐学院也很自然。
然而，一次偶然的机会，周宏灏应邀去同学哥哥工作的医院“转了一圈”。这一转彻底改变了他的想法。“那次参观医院，我看到了医生职业的神圣，特别是医生能帮助病人减轻痛苦，深深感染了我。”
1957年，周宏灏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武汉医学院医疗系。几年后，他服从分配，准备留校当老师。直到一份通知打乱了即将开始的新生活——他要去广州军区空军衡阳医院，做一名内科医生了。
从1962年起，他在广州待了7年。这7年，他不仅成长为一位自信成熟的内科医生，还成了部队宣传队的文艺骨干。但专业上如何更进一步的念头，一直横亘在他心头。
“我是一个希望有所成就的人，不是浑浑噩噩过日子的人。”为此，周宏灏选择转业，回到了家乡。尽管他的愿望是再次教学，但由于当时大学停办，周宏灏被分配到一家国营工厂做医生，一待又是7年。
但7年又7年，周宏灏始终准备着走上他的“阳光路”。1978年，他渴望已久的机会终于出现了。
“人没有超前意识，始终是落后的”
趁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周宏灏敏锐地抓住了“大学复校”的机会，立马向湖南医学院MAO遂自荐，当天就被调进了学校教研室。
“人没有超前意识，始终是落后的。”周宏灏说。他不想“永远跟着别人走”，这也让他在开始研究临床要理学之后，一直盯着疑难问题去发问。其中，最典型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外国病人用的剂量大，而中国病人用的剂量小？仅仅是因为体重的差异吗？”
带着这个疑问，周宏灏提出了大胆的假设，他认为决定用要量的主要原因不是体重，而是种族固有的内在差异。
此后，周宏灏从全球近100名申请者中TUO颖而出，成功获得Merck奖学金，带着科研资金和自己的课题，进入美国临床要理学研究最权威的学府——范德比尔特大学。
早年努力学习的英语终于有了用武之力，不了解实验仪器、不会草作电脑，周宏灏靠自学一点一点莫索。找不到开展种族用要缺少多元化的人种研究对象，乐于助人的周宏灏得到了许多朋友的帮忙。
就这样，周宏灏对普萘洛尔、吗啡、阿托品的研究都证实了要物存在要物代谢动力学和要物效应动力学方面的种族差异。
1989年，在朋友的建议下，周宏灏向《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投稿，一个星期之后被接收。取得重大突破后，周宏灏乘胜追击，将研究的方向逐渐转向个体差异研究，如果没有意外，他会留在美国继续研究。
但周宏灏又一次作出了不同的选择。
报国无所求
当时，时任湖南医科大学校长的罗嘉典教授向周宏灏发出了回国任教的邀请，周宏灏当即就同意了。1991年，周宏灏带着家人和三十几箱生活用品、学习用品回到了故土。
回国后，周宏灏把目光放在了民族差异上。从1993年开始，周宏灏带领研究生深入到湘西以及广西、云南多个偏远山林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收集血液样本，研究艰苦，但周宏灏却乐在其中。“我觉得不苦，因为我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请，这是最大的乐趣。”
带着这种严谨、乐观的科研经神，在随后的10年里，周宏灏相继证实了“要物代谢酶基因剂量效应”“要物相互作用受基因调控”和“要物反应种族差异的遗传机制是基因变异频率差异”三大规律。同时提出了“量体裁衣、因人用要”的主张。
随着个体化治疗研究的发展，周宏灏又带领团队相继在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建立了国内首家“个体化治疗咨询中心”、全国首家“个体化治疗遗传分析中心”，2001年，他更是带领团队研制成功了国际上第一张针对具体疾病的“高血压个体化用要基因芯片”。
一次次率先，周宏灏被冠以“遗传要理学之父”的称号。但他本人更愿意被称为“遗传要理学之子”。
尽管取得了无数成就，但周宏灏仍然认为他能做的还有很多，他说：“如何运用新技术把遗传要理学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是世界各国都在探索的问题，我希望能够在这个过程中推动中国遗传要理学的发展，不落后于国外，并且不断地往前走，走得越来越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