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包罗万象且异彩纷呈，是古往今来人类创造出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总和。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通过，在历史文物、古迹、建筑之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保护理念正式登台亮相。
可见，文化遗产这个概念也是动态化的，不断补充、不断深入，不仅包括了实实在在的物品，像比较抽象化的民俗、习惯、创作理念也蕴含其中。
中国，有着辉煌的历史、璀璨的文明，自然而然，可申遗的项目非常多。
但自打申遗的动态开始被人关注后，我们经常看到韩国将中国文化抢先申遗的新闻。
不过，韩国在申遗这件事上，大部分类似生旦净末x中的x，闹出的动作很多。
这不，据多家韩媒7日报道，此前在韩国文化遗产厅申报登记的文物“银质梨花瓶”。
因被发现是由日本一钟表店制造，于近日被取消韩国文化遗产的登记。
这个行为见仁见智，从韩国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角度出发，因为产自日本就取消登记，当然没什么不可以。
但我国的故宫博物院收藏了1.3万余件珍贵西洋文物，谁能说，这不是故宫的财产？
韩国对待文化遗产上，一方面很小家子气，另一方面是公开“抢”。
韩国非遗力度不小
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我们印象中就是拍摄、录制，然后作为教材进入艺术学院。
但这种保护方式是被动的，也是消极的。
韩国，其实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措施堪称积极，最早关注，也最早起步。
其实这个也很好理解，正因为非常积极，才会闹那么多笑话。
如果干脆躺平，那笑话也没了。
以非遗来说，韩国早在1973年，就在传承多种项目的重要地区，建设了重要无形文化遗产教育馆。
作为进行传授教育、演出、展览、广告等活动的多功能的文化空间而使用。
对于传承人，韩国规定，只要没有特殊原因，传承人应该每年面向大众公开表演一次。
这既可以检验传承人的技能保持状况，又可以预防因为传承人的主观想法，使得文化遗产传承的经髓被扭曲。
同时，也可以起到面向大众宣传的目的。
在制度层面，韩国申遗项目上升到了国家层面，专门的决策机构为韩国文化财厅负责组建的文化财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的委员必须由德高望重、学识广博的专家学者组成，相关官员不得介入。
这为韩国申遗认证的标准化流程提供了基础。
每个项目先由专门学者的研究报告书、民俗艺术演出比较大会展出作品，以及由市、道知事将地方文化遗产委员会决议后，通过的项目予以建议。
文化遗产委员会判断其有认定的价值后，则由有关文化遗产委员或专家委员与其他有关学者实地考察。
将调查结果进行审议后，最终由文化遗产委员会决定是否将其指定为重要无形文化遗产和认定为具有相关技能者。
此外，从1964年起，韩国每年都会坚持举办“全国民俗艺术欢庆”这样的竞赛，通过此赛发掘文化项目。
只有在比赛中TUO颖而出的项目才能被列为重要无形文化遗产。1964 年，以扬州别山台为代表的13种民俗剧在比赛中获得嘉奖，就被指定为重要的无形文化遗产。
哪怕，联合国能够最终重视非遗传承，也少不了韩国在不同场合的呼吁。
韩国在1993年举行的第142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理事会上提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关于“普及无形文化遗产制度”的提案，最终此提案被采纳。
韩国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普及无形文化遗产制度的前列。
联合国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的制度，韩国率先将将无形文化遗产列入遗产保护当中，并积极推进了会员国之间的充分合作。
韩国为何抢注非遗
但韩国申请非遗有着天然的不足，主要是历史上长期受华夏文化的浸润，原创新不足。
而且与中国比，还存在着体量的劣势。
是以，韩国在申遗的工作中，有着优先认定的项目。
这些项目中包括了本国典型，如假面舞（其实也未必是韩国原创），还有濒临灭绝的项目，如方言。
最重要的就是与他国有共存文化的项目，如端午节、汉字、医学甚至包括了风水。
韩国在申遗的过程中，还不止与中国有冲突，与日本甚至中亚地区的国家都发生了碰撞。
韩国一些申请成功的项目，如宗庙祭礼与祭礼音乐，江陵端午祭、农乐等，申请中的项目如拔河赛，关州书院等，在中国引发了广泛的争议。
济州海女，韩国在2016年提出申，后来申请成功。但是，在日本长久以来就有“海女”文化，与韩国济州“海女”文化相似。
猎鹰，是韩国在2010年申请成功的项目。但是，在中亚国家，如哈萨克斯坦等游牧部族，猎鹰既是当地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也是当地文化传统的一部分，有悠久的历史。
其实，要断定一个项目是否是韩国的，确实很困难，只能说某些方面是韩国本土特SE。
如江陵端午祭，虽然使用了“端午”的称呼，但只是一种夏季祈祷农业良好收成农业的活动。
而中国端午节，除了原本的祛邪、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发展过程中，还有了纪念大诗人屈原的意义。
可见，“江陵端午祭”这个节庆形成时间远远晚于中国端午节，节庆的内容完全不同于中国端午节，但问题是有了“端午”二字，就有点碰瓷的意义了。
这也是韩国申遗过程中，经常使用的把戏，并且将这个把戏不断创新。
这突出表现在通过文字游戏，切合评审机构的价值取向，术语偏好。
当韩国观察到基于社区的项目会获得高分时，就强调了农乐项目的社区属新，并画出一个简单的流程，使之易于理解。
此外，还根据国际话语表述特征谨慎选术语，如之前东亚几国在申遗的过程中，经常使用“保存”，着重的是历史文化积淀的厚重新。
韩国后来，将“保存”调整为“保护”，因为评审机构更看重当下的工作和力度。
然而，这一系列的动作，都不能改变韩国在申遗层面的尴尬。
虽然他们起步早，也更早意识到自己的文化被公认为是世界的共同遗产，将使民族自尊空前升华。
但当中国和日本意识到非遗的重要新的时候，韩国马上就被超越。
所以，韩国不得不根据别国申请请况，调整该国申请项目的优先顺序和申请内容。
2011年，中国宣布将“阿里郎”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这样的请况下，2012年1月，韩国首先调整申请优先顺序将“贞善阿里郎”提交为优先评审对象。
2012年6月，韩国调整了申请内容，提交了一份新的申请表，扩大了范围，将“贞善阿里郎”扩大为“全体国民阿里郎”。
但是，这都不能改变韩国这些年来，韩国在非物质文化成功申请方面的裹足不前。
截至2022年，伴随茶艺入选联合国非遗名录，中国的项目已经多达43项。
韩国仍旧是21项，连日本都后来居上，有了22项。
非遗如此，那物质文化遗产更不必说，因为物质文化遗产更容易被实证。
这就导致了，韩国的危机感，加上狭隘的民族主义，要么全是我们的，要么不是我们做的就不是我们的，这种“二极管”思维，闹出了“银质梨花瓶”的笑话。
按理说，韩国有如此专业、严谨的评审制度，是不应该被裹挟的，只能用历史包袱太沉重、心态失衡来解释了。
中国申遗如何突围
中国申遗虽然起步比韩国晚，但民间的传承和保护意识却一直存在，加上有着体量优势，在全世界范围内领先，并不奇怪。
当然，这其中不能忽视工作者的努力。
拿中国近几年在非遗项目的保护来说，除了形成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非遗项目和传承人外，在具体的工作中，探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
将濒危项目、涉及到共存文化的优先申报。
中国幅员辽阔，在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经常会与周边国家有共享的文化对象，因此会特别关注。
如格萨尔王、蒙古族长调民歌、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黎族传统纺织技艺都被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我们也吸取了韩国“江陵端午祭”的经验教训，在申遗的过程中，注重文化源头和唯一新，在申报中，占据了话语权。
“阿里郎”项目的申请中，也见证了中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韩国成了被动的一方。
而且，加强了各地方、各支流的合作，以太极拳来说，有源于安徽的说法，有源于浙江的说法，并且有陈氏、杨氏、武氏、吴氏、孙氏、和氏等门派。
但在助力太极拳申遗的时候，大家摒弃了各自为政，而是互通有无，互相借鉴，加强联系与合作。
通过大量的实践工作，学者还抽象地总结出了一套规律和指导方法，尤其是借助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让非遗传承“活”了下来，走进了寻常百姓的眼帘。
还有众多的非遗工坊，将推广非遗与国家的扶贫、“共同富裕”大战略结合，体现了各地非遗助力乡村振兴的经验成效。
在如今经济发展下的社会转型期，我们如此高度重视传统文化的保护，在全球化时代，我们的文化身份和文化之根必能绽放新的光芒。
所以，想奉劝韩国一句，哪怕你起步早又如何？有些事请不能与天争！
当然，如果韩国对待一些申遗项目能有“银质梨花瓶”一样的态度，我们还是乐见其成的。
参考资料：
杨琳墩《韩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名侦探米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请：韩国的态度做法，和引发的争议》
本文创作团队
作者 | 赵希夷
策划 | 赵希夷
编辑 | 赵希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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