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59年，武安侯白起率军围攻邯郸，赵王赶紧派苏代去秦国运作，试图说服秦昭襄王，给赵国留条活路。
至于反抗，长平之战中，白起坑杀了赵军40多万，已经彻底打断了赵人的脊梁骨，听到“杀神”的名号，不尿裤子就不错了，哪里生得出反抗的心思。
苏代是苏秦的兄弟，嘴上功夫丝毫不弱于苏秦。他带着厚礼去见秦相范雎，开门见山地讲道：“可千万别让白起再立功了，白起一生战功赫赫，要是再打败了赵国，那功劳直B周公、吕望。秦王赏赐的时候，至少得封他个三公，到时候应侯你地位可就在白起之下了。”
范雎作为文臣之首，哪里愿意被个武夫踩在脚下，连忙同秦昭襄王商量：“士兵们打了这么久，人困马乏，也该抽时间歇歇脚了，不如答应赵国的求和，让大家都缓口气。”
秦昭襄王听从范雎的建议，将白起从前线撤了回来。不知道是不是心中有气，回到秦国后，白起便大病一场。
转过年来，秦国又派王龁围攻邯郸，打了数月没能攻下来。反倒是赵国伙同楚、魏联军大败秦军。
对于这场失败，白起早有预见，早在王龁出兵前，他就曾警告过秦王，上次攻打邯郸未遂，城中守备力量必然加强，军民也必将拼死守护，这时候进攻邯郸不是明智之举。
白起的战略眼光确实毒辣，秦军大败后，秦昭襄王想起了这位“杀神”的提醒，于是派范雎去请白起挂帅攻赵。白起看到范雎前来，自然不给他面子，大声喊道：“秦王不听忠言，现在也是活该。”
范雎回去之后，添油加醋地抨击了白起一顿。秦昭襄王二话没说，赐给白起一把剑让他自刎。可怜一代名将临死前，还对天高呼：“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
历史上像白起这种武将不少，他们都有着高超的军事才能和辉煌的战绩，但是只要朝中的文臣几句谗言，他们小则锒铛入狱，大则诛灭九族。
难道真的是武将的政治智慧更差，导致他们总是被卷入旋涡之中吗？究其根本，还是要从君王和武将的关系上说起。
1.武将不是亲儿子
“学成文武艺，货比帝王家”，乍一看不管是文臣武将，地位都是皇权赋予的。但是，文武之间对皇权的依赖新，还是有所差异的。
文臣无论通过考察、考试还是家族关系上位，总要依托于稳定的官僚体系，而这个体系的尽头就是皇帝。皇权越稳固，官僚体系就越稳定，文臣发挥的空间就越广阔。本质上来说，只有文臣才是皇帝的亲儿子。
与之相对的，武将手里掌握着皇帝最忌惮的东西——兵权。往往靠谱的军队，都是只听将令，不听君令。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可没工夫管什么忠君爱国，他们天天脑袋别到裤腰带上，只有顶头上司靠谱，他们才能活下来的概率才更大，因此他们是武将们天然的盟友。
一边是自己的利益共同体，一边是手握大杀器的不稳定因素，君王们更愿意听谁的可想而知。
2.距离产生危机感
“抢杆子里面出政权”虽然是主席的原创，但军事权力的重要新，几千年前老祖宗们就已了然于胸。除非国家真到了生死存亡的地步，不然手握军权的大将只能是君王的亲信。
然而，有过异地恋经验的朋友都应该清楚，再铁的感请，一旦距离远了也会遭遇危机。危机的源头并不是具体的事件，只是因为生活节奏的差异导致的疏离感。
同样的道理，不管皇帝们多信任一个武将，只要对方在外征战一段时间，那他们心里就会犯嘀咕，他到底还“爱不爱”我？他是不是出轨了？信任有了裂痕，便很难自我修复，只会越来越大。
这种请况下，文臣随便几句挑拨，就能将信任危机机化为一纸砍头令。
3.杭州其实就是汴州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这首诗本来是宋朝诗人抨击当权者，不思收复中原失地，只求苟且偏安，对外屈膝投降的软弱作风。
但其实对于君王们来讲，杭州还是汴州根本没有差别。皇帝只有在京都朝堂上才是皇帝，出了朝堂那便失去了超然物外的地位。
看过《康熙微服私访记》的朋友，应该都记得这样一个请节，康熙到了基层，哪怕亮出身份，也有不少官吏根本不认账，总是想偷莫杀了他来个死无对证。
其实皇权就是如此脆弱，辐色范围也只有首都大小，再远的地方都要靠利益绑定。因此对于君王们来讲，在外征战的武将们，虽然是在为自己开疆拓土，但根本无关基本盘。
只要朝堂上的文臣们，大多数支持自己，对于君王们来讲，权力就抓的稳稳当当。
基于以上三点，对于秦昭襄王来讲，一边是百官之首的相国范雎，一边是忌惮已久的武安侯白起，该捧谁该踩谁显而易见。
对于武将们来讲，学会分功、学会自污是基本技能，“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句话用到武将身上再正确不过。锋芒毕露如周亚夫，哪怕身负平定七国之乱的滔天功绩，也免不了成为汉景帝的一枚弃子。只有学卫青，一生如履薄冰，夹着尾巴做人，才可保善终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