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课上，我们都学过“商鞅变法”，也都知道“南门立木”的故事，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商鞅变法为什么牛？
有句话叫“百代之后，皆行秦法”，秦法，就是商鞅之法。
商鞅之前的秦国，地处边陲，除了在秦穆公时期，任用百里奚为相，三定晋君，一扫西戎，在中原诸侯面前露了露脸外，其他时间，秦国，在中原诸侯眼里，就是上不了台面的“小蛮夷”。
用秦孝公的话说，就是：“诸侯卑秦”，没有哪个诸侯，能正眼瞧一下秦国的。
但是，自从商鞅到秦国搞了变法之后，秦国开始快速“发育”，没几年的时间就实现了“兵强马壮，国富民强”。紧接着，商鞅带领军队与魏国作战，一个初代版“鸿门宴”，直接搞定魏军主帅公子卬，夺取河西600里土地，B迫魏国迁都大梁（开封）。
从此以后，秦国，才正式跻身战国七雄，开启了“奋六世之余烈”的征程。
商鞅变法，不是简单的修修补补，而是一种“打碎一个旧世界，创建一个新世界”的系统新重塑，它让秦国TUO胎换骨，宛若重生。
如果说，秦国是一个战争机器，那么，亲手给它装上草作系统的，就是商鞅。商鞅之法，就是秦国的草作系统，这套系统，可以让秦国在短时间内迅速强大，并保持极高的运转效率。
因此，即便秦国人都很痛恨商鞅，即便秦惠文王把商鞅给车裂了，但是，商鞅之法，却被保留了下来。
而且，这套草作系统，也成了后世2000多年封建王朝统治的“底层逻辑”。
以一己之力，影响了后世2000多年，这就是商鞅变法的恐怖之处。那么，商鞅，到底在秦国变了什么法？
商鞅出山，三见秦孝公
商鞅，本名叫“卫鞅”，是卫国公族之后，正宗的老姬家人，也叫“公孙鞅”，但并不意味着他姓“公孙”。
在春秋战国时代，公孙还不是一个姓氏，能被称呼为“公孙某”，那就证明这个人是公族的后代中“孙子辈”的。比如，秦惠文王的两个老师，一个是“公子虔”，一个是“公孙贾”。
战国时代的卫国，已经是一个没有任何存在感的“卑微小国”，商鞅从小喜欢“刑名之学”，在卫国没办法施展他的才华和理想，于是，他就跑去魏国，投奔到了相国“公叔座”门下。
魏国，是战国时期第一个搞变法的国家，也是率先突围，成为战国第一强的国家，在魏国主持变法的大佬叫“李悝（kuī）”。
这位大佬现在的知名度很低，主要是被商鞅的光辉给掩盖了，但是，他却是真正的变法第一人，法家思想的创始人，他汇集各国法典，编制成了一套《法经》，其核心思想就是“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
商鞅就是李悝的忠实粉丝，完全继承了法家的思想。
公叔座知道商鞅的才华，也知道魏国在魏惠王手中开始走下坡路，因此就打算把商鞅推荐给魏惠王，重振魏国当年的雄风。
没想到，公叔座还没来得及推荐，自己就生病了，毕竟年纪大了，岁月不饶人。魏惠王亲自来看望他。不是魏惠王有多么关心老同志，他就是想来问一句：“你走了，谁能接替你的位置”。
趁着这个机会，公叔座向魏惠王推荐了商鞅。
商鞅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在相国府里也只是一个“中庶子”，魏惠王压根就没有听说过他，公叔座居然让商鞅来接替他的位置，魏惠王心想：“卫鞅是什么鬼，没听说过，这老头子看来病的不轻啊，开始说胡话了”。
所以，魏惠王只是嘿嘿一笑，并没有多说什么。
公叔座明白，魏惠王是不想重用商鞅，于是，在魏惠王临走之前，又对他说：“大王如果不用商鞅，那务必要把他给杀了，否则，将来会成为魏国的心腹大患”。
魏惠王点头答应，但是扭头就把这件事给忘了。
公叔痤死了，魏惠王既没有重用商鞅，也没有杀了商鞅，在他心里，商鞅就是个MAO头小子，犯不着为他草心。
恰好此时，西部的秦国在招贤纳士，商鞅怀揣着李悝的《法经》，去了秦国。
秦国的当家人是“秦孝公”，这是一代明主，自从秦穆公死后，到秦孝公之前，秦国一直被中原诸侯压制，其中主要是和他接壤的魏国。
魏国自从李悝变法之后，又引进军事人才吴起，创建了战国时期的特种兵“魏武卒”，与秦国大战，夺取了河西原属秦国的五座城市，吴起以“河西太守”的身份驻扎在这里。
因此，秦孝公上台后，一直致力于恢复秦穆公时期的辉煌霸业。
商鞅到了秦国，但是两眼一抹黑，谁也不认识，根本就见不到秦孝公，更没有机会去推销他的理论。
但是，商鞅不是一个迂腐的读书人，他很快就认识了秦孝公身边的宠臣“景监”，通过景监的介绍，商鞅终于见到了秦孝公。
第一次见面，商鞅大谈尧舜禹三代的“帝道”，秦孝公不感兴趣，听着听着居然睡着了，送走商鞅后，秦孝公还埋怨景监：“你给我推荐的是什么玩意儿，夸夸其谈，浪费我的时间”。
在景监的斡旋下，秦孝公又给了商鞅一个机会。
第二次见面，商鞅给秦孝公谈夏商周三代的“王道”，秦孝公还是不感兴趣，下来又把景监给臭骂一顿。
商鞅对景监说：“再给我一次机会，这次保证能成功”。
第三次见面，商鞅给秦孝公讲了春秋时期齐桓公，晋文公的“霸道”，这下戳中了秦孝公的痛点，他与商鞅聊了很久。
为了能顺利的推进变法，秦孝公特意组织了一场“讨论会”，邀请秦国权贵，朝中大夫一起参加。
果然，大臣甘龙首先提出反对，他说：
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
中心思想就是：“古法很好，圣人都是这么用的，老百姓都习惯了，官吏们也都用顺手了，这样很好，不需要任何改变”。
商鞅早就知道，变法一定会有阻力，这些守旧派一定会想方设法的反对。因此，他对甘龙说：
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做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
中心思想就是：“聪明的人，都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只有那些愚笨的人，才会被条条框框说束缚”。
商鞅要做的，就是推翻原有的“游戏规则”，建立一套全新的“游戏规则”。
经过一番机烈的辩论，最终还是秦孝公一锤定音：“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全面主持秦国变法改革大业”！
商鞅变法，打下秦国基本盘
春秋战国时代，人口，就是国家最大的资源，在分封制的基础之下，天子分封诸侯，诸侯分封大夫，每一块封地，都是一个独立王国。
在一个诸侯国内，每一个大夫，公子都有自己独立的封地，这些封地有多少人，有多少地，诸侯不知道，每年能上交多少贡品，全凭大夫们说了算，诸侯并不能对这些封地完全的掌控。
因此，商鞅的第一板斧，就砍向了“人口管理”。
他命令将全国人口登记造册，每五家编为一“伍”，每十家编为一“什”，实行“连坐”之法。
有一家犯案，其他9家必须要举报，如果不举报，就会被“腰斩”；如果举报了，与战场上斩杀敌首的军功一样，可以获得赏赐；如果隐藏罪犯，视为战场上投敌，与罪犯一同受罚。
统计人口，只是一项基础工作，它的目的，是为了增加国家的税收。
春秋战国时期，国家赋税的征收，是以“户”为单位的，一个家庭，不论你有几口人，征收赋税的标准是一样的，要提高国家税收，就要想办法增加全国的“户数”，因此，商鞅做出第二项规定：
一个家庭中，有两个男孩的，等到男孩长大成家后必须要分户，老人只能跟着一个儿子过，其他的儿子们都要单过。你不想分家也行，交税的时候要翻倍，2个儿子翻两倍，3个儿子就翻三倍。
“分家”这个传统，一直保持了2000多年，现在已经没有分家的概念了，但是，在我的父亲那一辈，因为一个家庭里孩子多，成年后还要搞分家，房子，财产都要拿出来分。
人口搞清楚了，户数增加了，但是，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增加收入，因为，在古代都是实物赋税，通俗点说，就是要上交粮食。
因此，商鞅再次出台措施：
凡是耕种打出的粮食多的，纺织做出的帛多的，可以TUO离奴隶身份，升级为平民。凡是投机取巧做商品生意的，偷懒不干活的，一贫如洗的，统统把老婆没收。
这一条，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重农抑商”。
商鞅非常清楚，粮食是一国之本，有了充足的粮食，百姓能够吃饱，国家财力提升，才有充足的资本与山东六国争雄。
而商人，本质上是“低买高卖”，不产生任何的价值，无论是多么大的商业，他的本质就是“赚取信息差”。比如马云的淘宝，他本身不生产一件商品，而是把买家和卖家撮合到一起，赚取双方不对等的“认知和信息差”。
解决了人口，户口，粮食，赋税的问题，仅仅是打下了一个“地基”。
要想让秦国变成一个高效运转的“国家机器”，还必须有大量的人才，而古代是贵族社会，能够参与国家朝政的人，全部都是贵族后代，无论你是否有能力，只要你有这个身份，就可以获得特权，成为“统治阶层”。
因此，商鞅的第二板斧，就砍向了“阶级流动”。
为了打破阶层垄断，商鞅制定了“二十级军功爵位”制度，只要你在战场上勇猛杀敌，达到一定的标准，就能获得相应的爵位。这二十级分别是：
一级公士，二上造，三簪袅，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大良造)，十七驷车庶长，十八大庶长，十九关内侯，二十彻侯。
这个军功制度，看着很美好，但其实只是“画饼”而已，真正能晋升到高位的没几个人，大多数人都会止步于五级“大夫”。
这里面有两个原因：
第一，爵位越高，对于晋升的要求也就越高，同时，达到一定的级别后，就不单单是考核你的个人能力了，而是要考察你的团队作战成绩，一场大战下来，如果团队考核不合格，你的脑袋就没了。
第二，商鞅制定了苛刻的刑罚，对于这些犯了刑罚的人，可以先记账，等你在战场上立功后，可以用军功来低刑罚，这样算下来，很多人不但得不到爵位，说不定还不够抵刑罚的。
但是，这个二十级军功爵位制度，还是打破了原有的贵族特权制度，让很多底层平民有了一个跨越阶层的机会，促进了人才的流动。
在秦国，军功，是唯一的荣耀，即便你是宗室，即便你是富贾，没有军功，你啥也不是。
这种“入仕为官”的思想，影响了中国2000年，在封建王朝时代，无数读书人都要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因为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时代，入仕，是唯一能改变身份，改变命运，跨越阶层的机会。
法令制定好了，但是能否顺利的执行下去，还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因此，商鞅把第三板斧砍向了“严格执行”。
在法令未发布之前，商鞅让人在南门放了一根三丈高的圆木，规定，谁能把它扛到北门，就奖励10金，百姓窃窃私语，但是却没有一个人敢去试试，于是，商鞅把赏金调整到50金。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在50金的刺机下，有人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把圆木扛到了北门，果然得到了50金，这下，老百姓们都知道了，商鞅是说话算话的。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商鞅正式颁布的法令。
商鞅变法，影响最大的就是士大夫阶层的人，他们抱着看热闹的心态，私下议论：“卫鞅这样搞不行，你看着吧，要不了几天就搞不下去了”。
没几天，太子嬴驷违反了商鞅的法令，所有人都盯着商鞅，看他怎么处理，商鞅说：“法令之所以不能贯彻执行，就是这些领导阶层带头违反。按照法令，应该处罚太子，但是，太子是储君，我们不能对太子用刑，那就让他的两个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代为受刑”。
这一下可炸了锅了。
连太子的两个老师，都被施了刑，其他人都不敢造次了，就连公子虔，也躲在家里，8年都没有出来。
当初那些看热闹的人，又赶紧跑过来怕商鞅的马批：“这个新法真好，一定能在秦国实行开来”。
拍马批也不行，商鞅把他们也给拉出去打了一顿。为了严格执法，商鞅曾经一天杀了700多人，把渭水都给染红了。
从此以后，秦国没人敢议论商鞅的新法，没有人敢私下斗殴，都在战场上奋勇杀敌，在田地里辛勤耕种，老老实实的做一个顺民。
商鞅之死，权贵的反扑
3年后，商鞅在咸阳营造了一个全新的宫殿，然后秦孝公把都城从雍州搬到了咸阳，在咸阳，商鞅再次把改革推向了深水区。
首先，再次明确“分家”概念，这次不再允许以高赋税代替不分家，要求必须分家。
其次，把若干个“邑”集中起来编为一个“县”，统一下派县令和县丞，在秦国一共设置了31个县。这就是秦国“郡县制”的初始模型。
再次，鼓励开荒开疆，丈量全国土地，把土地数量掌握在国家手中。
土地，是大夫们手中最大的资源，抢夺他们的土地，就是砸了他们的饭碗，于是，贵族阶层再次起来反对，公子虔闹的最凶，又被实行了“劓刑”，割掉了鼻子。
5年后，秦国变的强大起来，连周天子都感受到了秦国膨胀气息，主动赐给秦穆公祭祀用的肉，算是承认了他的“霸主”身份。
第二年，魏国大将庞涓在马陵被同门师兄孙膑打败，魏国气势低落，秦国趁机出兵，以商鞅为帅进攻魏国，魏国派出公子卬迎敌。
两军对阵，商鞅没有贸然出兵，而是给公子卬写了一封信：“卬兄，咱们都是老朋友了，现在各为其主，我也真是不忍心动手，不如我们坐在一起喝一杯，讲和退兵吧”。
公子卬根本就不会打仗，魏国实在没人了，他是硬着头皮上的，听说商鞅要讲和，非常高兴的就赴约了，当晚和商鞅在一起把酒言欢，勾肩搭背，没想到，商鞅突然翻脸，把公子卬给绑了，然后大破魏军。
魏惠王被迫割让河西600里土地给秦国，然后迁都大梁。
河西子地，原本就是秦国的，当年被吴起给夺去，现在商鞅再次夺回来，洗刷了秦国的屈辱，秦孝公非常高兴，把“商、於”等15座城池封给了商鞅，尊称他为“商君”。
在古代，“君”是仅次于诸侯的一个等级，相当于一个小诸侯。
功成名就的商鞅，开始有点飘飘然了。
为了防止旧贵族阶层暗害他，他整了一个豪华的安保团队，每次出门，必须有10辆车以上，卫士们全副武装的在两边警戒。
商鞅还自比为百里奚，曾经非常无耻的问赵良：
子观我治秦也，孰于五羊大夫贤？
赵良把商鞅给说了一顿：“五羊大夫功劳大不大，人家出门从不坐车，也从不炫耀自己的功劳，五羊大夫死后，百姓们痛哭流涕，举国默哀，而你呢？靠着贿赂景监才见到秦王，从来不为百姓谋福利，还与贵族阶层争权夺利，有点功劳就居功自傲，坦然接受秦王的封地，你这样把自己推到全国人的对立面，我看你的死期也不远了”。
赵良这段分析，在《史记 商君列传》中有完全的一段，我只截取了一部分，原文很长，感兴趣的可以去翻翻史记。
赵良这个人，不知道是什么身份，但是，他分析的是相当准确，而且深刻。
商鞅始终没有明白一个道理，他之所以能成功，不是他的能力有多强，而是他有一个好的平台，一个好的老板，是秦孝公在背后大力支持，他才能有现在的成绩。
对于秦国而言，商鞅的变法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对于秦国人而言（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商鞅是可恶的，是一切灾难的源泉。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嬴驷继位，就是后来的秦惠文王，芈月的老公。
旧贵族阶层立马展开了反攻，公子虔指使手下人告商鞅的状，说他要谋反，秦惠文王很配合的下发“通缉令”，全国搜捕商鞅。
商鞅晚上跑到一家旅馆，因为他没有身份证件，旅馆老板不但不让他住店，还要向官府告发，因为不告发，旅店老板就会被“腰斩”，这是商鞅定下的规矩。
商鞅仰天长叹：“哎，没想到呀，我竟然被我制定的法令给害了”。
商鞅跑到魏国，魏国人早就对他恨之入骨了，把他给撵了回去，商鞅没办法，又跑回自己的封地，带上自己的家丁去攻打“郑县”。这下，谋反之罪，就坐实了。
秦王发兵攻打，在渑池把商鞅给杀了，然后尸体被送回秦国，秦惠文王把他当街车裂，还不忘把他当反面教材教育一下手下：“你们可都不要学商鞅谋反，这就是下场”。
至于商鞅的家人，也未能幸免，全部被诛。
商鞅死了，但是，他制定的法令却被完整的保存了下来，因为，对于最高统治阶层秦王来说，他恨的仅仅是商鞅本人，他并不恨新法。新法，巩固的是王权，是最高统治阶层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