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查理一世、路易十六、马克西米里安这些国王被依据法律处死时，或者当彼得三世、一些伊斯兰国王、波斯国王和中国帝王死于宫廷政变时，各国的政要们都对此不发一语。
然而当亨利四世、亚历山大二世、奥地利女王、波斯国王以及当代的意大利国王亨伯特之死，既不是依照法律处决，也不是宫廷政变所致时，这些政要们都勃然大怒、震惊异常，好像他们自己就从未杀过人，没有借杀人以牟利，没有下过杀人命令似的。
我们再看看那些被杀死的国王，他们当中即使像亚历山大二世或亨伯特这样心存善良的人，也指挥、策划或参与过杀人，导致数以万计的人在战争中死亡；至于在国内实施死刑来处决人，那更是他们必做的事请。而那些居心险恶的国王所残杀的人甚至多达数十万、数百万。
基督教已经废除了“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戒律，然而各国君王却还一直在实施这条戒律，并且还变本加厉，施行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这不仅体现在刑罚中，而且表现在战场上。
他们还不仅仅是“以眼还眼”，甚至不等敌方挑战就抢先宣战，下令杀死成千上万的人。因此，当别人对他们实施这条戒律时，就没有任何理由感到愤怒，因为对方不过是杀掉一两个人，而被杀的国王没有一个不是同意或命令过杀人，杀死的人有数十万甚至上百万。
说实话，各国君王对于亚历山大二世和亨伯特的被杀，不但不应该表现出愤怒，而且应该感到惊讶：君王们经常发动的全民大屠杀的战争是如此频繁，而刺杀君王的事件竟是这样的少。
普通民众的经神已经麻木，他们看到眼前经常发生的事请却不知晓其意义。他们看到国王和总统经常关注军队的纪律和士气，经常举行阅兵式和军事演习，就以此作为值得夸耀的事请。
当他们的弟兄身着稀奇古怪的服装，在鼓声和军号声中变成一个个机器，按照某个人的口令整齐划一地行动时，他们兴致勃勃地在一旁观看，大声叫好，却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其实这个意思十分明显：不过是作杀人的准备。各国君王就是以这种方式来麻醉老百姓，把他们变成杀人工具，并以自己的所作所为而倍感骄傲。他们以杀人为业，因此总是身着戎装，腰挎军刀；然而他们当中有谁被杀，就愤怒莫名，惊骇万分。
刺杀君王（如最近亨伯特国王被刺）之所以让人吃惊，并非由于其手段残酷。无政府主义者进行的谋杀活动，其残酷新不仅无法跟君王们指挥的巴多罗买之夜的宗教大屠杀、凡尔赛大屠杀、对农民起义的大屠杀相比，也远远比不上当代各国政府实施的死刑、单人囚室和军事集中营中的囚禁、绞刑、砍头和战争中的厮杀。
君王被杀造成的惊骇也不是由于他们是无辜的：要说亚历山大二世和亨伯特的被杀是无辜的，那么成千上万死于普列夫纳城下的俄罗斯人和死于阿比西尼亚战争的意大利人就更是无辜了。君王被杀让人惊骇的真正原因是：杀死他们的人是缺乏理智的。
如果刺杀君王的人是机于义愤或为报私仇而为，尽管其行为是不道德的，还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其目的是为了改善民众的生活境况，却没有任何好办法，只会派出暗杀者来对各国君王制造威胁。
实际上杀死这些君王就像神话中砍杀妖怪的头一样，是白费劲的：你砍掉一个脑袋，它又长出一个新脑袋。各国君王已经建立了这样一种制度，就像市场上卖的玩具手抢一样，在色出一个子弹后，会自动填入一个新的子弹。老国王一死，新国王登基。既然是这样，又何必去杀他们呢？
认为只要杀了这些君王就可以解放受压迫的民众、消除残杀百姓的战争，实在是一种太过肤浅的想法。我们只要想一想尼古拉或亚历山大、腓特烈或威廉、拿破仑或路易、帕默斯顿或格拉德斯通、卡尔诺或富尔、马克.金利或其他人掌权时都施行过同样的压迫、进行过同样的战争，就可以知道，让老百姓遭受压迫和战争苦难的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社会制度所致。
在这种制度下，所有的民众都被掌控在某几个人，或者更为常见的是被掌控在一个人手中，他或他们草有对千百万人的生杀大权。这种不正常的地位导致他或他们心理上的反常，多少有一些自大狂的倾向，只是因其地位特殊，不太为人所知。
这些人从小到大都生活在一种奢华、虚假和逢迎的氛围之中，他们所受的教育让他们只关注一件事：怎样杀人。他们从小就在学各种杀人方式，因此他们身着戎装，腰挎军刀，检阅和视察军队，观看演习，互相访问、授勋、派出军事人员，却没有一个人出来指责他们的作为是犯罪。
恰恰相反，君王们到处听到的是赞美，是为他们的杀人行为叫好的声音。君王外出巡游、检阅和视察，受到人们狂热的欢迎，被高呼为万岁。于是他们以为，老百姓是赞同他们这样干的。
无论君王的行为如何愚蠢暴虐，那些报刊都会给以肉麻的颂扬，而他们也就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代表了民意，老百姓是拥护他们作为的。君王周围的那些人，无论是神职人员还是非神职人员，都竭力讨好奉承，怂恿他们任意胡为，同时又瞒骗他们，不让其知道事请真相。
这样一来，君王始终碰不上一个诚实的人，听不到一句真话。有时看看君王的言行，真让人不寒而栗；不过一想到他们的特殊地位，也就见怪不怪了：无论谁处在那个位置上都会那样干。一个真正聪明的人处在这个位置，唯一应该做的就是不让自己处于这种地位。
德国威廉皇帝是那样愚蠢、粗野、虚荣，一脑门子想的都是容克地主的利益，而人们却对他高呼万岁，而各国报刊还把他的话当成最高指示。
如果威廉皇帝说，士兵们应该按照他的命令杀人，甚至去杀他们的父亲，他们会狂呼万岁；如果他说，要强迫人们相信《福音书》，他们也会狂呼万岁；如果他说，德国军队在中国打仗时要把俘虏统统杀掉，他们不但不会把他送进疯人院，还会马不停蹄地奔向中国去执行其命令。
又如新格温和的尼古拉二世，他刚刚登位时说，不要个人独裁，要广开言路，于是大臣们和报刊就对他称颂有加；他一边提出一个既幼稚又虚伪的和平倡议，另一边又下命令扩军备战，人们照样对他称颂有加。
他毫无理由地对芬兰民众进行残酷的侮辱和践踏，人们还是对他称颂有加；最后，他下令屠杀中国人，直接违背了自己的和平倡议，犯下极其残暴的罪行，人们还是对他称颂有加，既称赞军事上的胜利，又称赞皇帝和平政策的成功。
这些人的脑子里出了什么问题呢？我认为，压迫民众、发动战争杀人的主犯并不是亚历山大和亨伯特，也不是威廉和尼古拉，也不是张伯轮，尽管是他们指挥了这种压迫活动和战争；真正的主犯是那些拥护他们当政、同意他们掌握生杀大权的人。
因此，不应该去杀亚历山大、亨伯特、威廉、尼古拉等，而应该改变产生了这些人的社会制度。人们由于自私自利而拥护各国现存的社会制度，为此而出卖了自己的自由和人格。
整个社会由低到高，形成金字塔样的各个阶层，他们都是被上一阶层拿很小的物质利益来有或，或者受到蒙蔽，而出卖自己的自由和人格；只是站在金字塔顶端的几个人或一个人，不须谋利，他们唯一的行为动机是权力衣或虚荣心。
这样的人手握民众的生杀大权，在受到周围的人不断地讨好奉承后，很快就腐败了，从而变本加厉地为非作歹，却自以为是在为民众造福。
各国民众为一己之利而出卖自己的人格，造就了这样的领袖人物，现在又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要去杀他们，这就跟有些人先是宠爱孩子、然后又打孩子的做法是一样的。
为了消除压迫人的现象和战争，也为了不去仇恨和杀害那些欺压民众的人，我们要做的事请其实十分简单：让人们知道事请的真相，知道军队是杀人的工具，而国王和总统们大张旗鼓地调集军队，实际上是在做杀人的准备。
如果国王、皇帝和总统都认识到，他们对军队的统领并不是像那些讨好奉承的人所说的是什么崇高的使命，而是卑劣残忍的杀人准备；如果民众都认识到，交税用于武装军队或者去军队当兵，并不是什么小事，而是卑劣残忍地准备杀人；那么皇帝、总统和国王手中的权力就会自然消亡，而那些人就是为了推翻这种权力而刺杀君王的。
因此，不应该去杀亚历山大、卡尔诺、亨伯特或别的君王，而是告诉他们：他们就是杀人凶手。我们要做的，是不让他们杀人，拒绝执行其杀人命令。
如果民众现在还没有这样做，那是因为各国政府出于自保而在他们身上施展了催眠术，因此，如果要让人们不再去刺杀君王，不再自相残杀，就不能用杀人的办法（杀人只会加重对民众的催眠效果），而只能让民众从被催眠状态中清醒过来。
我想说的道理就是这些。
——不要杀人
【本文摘自《托尔斯泰自述》（黄忠晶编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