诬告不仅会让无辜之人陷入诉讼之祸而破财招灾，官府一旦审理不细，不但会伤及无辜，还会给自己招来刑狱不明甚至是戕害良善的污名。所以诬告很早就成了诸皇朝严加防范的罪行之一，一般都会以“所诬之罪反坐”来处罚。
自明朝起，朝廷大幅度提高了对诬告者的处罚力度：
其告二人以上，但有一人不实者，罪虽轻，犹以诬告论......
凡诬告人笞罪者，加所诬罪二等；流徒杖罪，加所诬罪三等......
若所诬徒罪人已役、流罪人已配、虽经改正放回、验日于犯人名下、追征用过路费给还......
因而致死随行有服亲属一人者，绞，将犯人财产一半，断付被诬之人......
《大明律·刑律》
首先扩大了诬告的适用范围，状告涉及多人，有一人被告不实就是诬告罪；其次是处罚升级，不但要反坐还要视请况加等（诬告罪名越大，加等越多）；最后因诬告导致受害人服刑甚至死亡的，还需要另行赔付损失(流放路费、亲属赡养费等)......
清朝在诬告方面基本沿用了明朝的制度，如此严苛的律法是不是有效抑制了诬告这种恶行呢？事实是明清两朝不要说地方上的诉讼，连京控这种直达天听的御案都诬告成风。那么原因是什么呢？
首要的原因是律法和皇朝的律法观，对不同的诬告行为采取了非常不平等的区别对待。
“尊卑”和“上下”是古代礼教价值观的核心原则，因此律法在对待“诬告”时就旗帜鲜明地偏袒“尊上”。“卑下”诬“尊上”基本是死路一条（反坐至少加三等），而“尊上”诬“卑下”则可以减罪（一般都会减三等以上）甚至是免于处罚。
其祖父母、父母、外祖父母诬告子孙、外孙、子孙之妇妾、及已之妾，若奴婢及雇工人者，各勿论。
《大明律·刑律》
如果说律法上更多的是在家族内部牺牲晚辈和奴仆，维护家长的威权。那么皇朝律法观带来的不平等影响就更为广泛了。
古代诸皇朝都是以礼教为立国之本，因此官员们断案时也会用一些礼教规则来代替律法。例如“青天”海瑞，他自述的断案原则就有“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也就是说为了维护尊卑有序的礼教传统，牺牲小民也是理所应当的。
基于这些原因，“尊上”们诬告“卑下”就不是什么事儿了，因为即便是被查实也大多会免于处罚。就算是不免罪只减等，他们也可以通过“议功赎罪”（用功绩或银钱来抵罪）让自己逃TUO制裁。
明清两朝的很多案子，明明是诬告，而且诬告者最终也被治罪了，但他们的罪名里往往没有诬告罪，其原因也正在这个地方。如果再加上金钱、人脉、亲缘等腐败、黑暗的因素，可以说“尊上”们诬告起“卑下”来肆无忌惮。
第二个原因是，古代落后的刑侦手段和技术，让官府很难去认定诬告案。
古代官府侦查、审理案件并不像现代这样搞无罪推定、谁主张谁举证，而是原被告双方各自出证（大案官府也会参与搜证），然后对比推论谁是谁非。这就会让无法提供有效证据的一方处于劣势。
培育“诬告”的温床也就此形成，因为“诬告”可以让自己获取优势，让对方陷入被动，甚至决定最终的判罚。（俗话说得爱哭的孩子有糖吃）
例如张三和李四两家发生纠纷，李四在双方争执过程中自残，然后至官府诬告张三行凶。如果当时没有旁人围观并且愿意出来作证的话，张三在堂上就很难自证清白，而李四却可以以伤为证。
官府因为刑侦技术和手段的限制，往往也无法还原事实真相。这种请况下官员即便是认同张三清白，也不会判李四诬告。反而会在处理他们的纠纷时偏向“受害人” 李四，以求息事宁人，因此张三常常会被迫向李四妥协。
明朝正统年间，通州的一伙地痞无赖就用这种“自残诬告”的方法勒索来往客商钱财，折腾几年也没人能管。后来还是因为别的事儿得罪了御史，被整成了御案，英宗亲裁，才被充军流放。
这种请况也派生出了一种非常极端的行为 –自杀夺财。
这种行为常发生在债务纠纷中，有些欠债人在无力偿还债务时，会选择到债主家门前自杀。不少人也不是真自杀，而是以自杀要挟债主免债并给予补偿。债主如果没有权势和靠山，往往会被迫答应。
因为欠债人如果真的自杀了，债主会被扣上“威B人致死”的罪名：
凡因事威B人致死者，杖一百......
若威B其亲尊长致死者，绞。大功以下，递减一等......
凡因事威B人致死，一家二命、及非一家但至三命以上者，发边卫充军。若一家三命以上、发边卫永远充军......
《大明律·刑律》
对于债主而言，他很难拿出自己没有因债务故意B死对方的证据。而古代又是“死者为大”，舆论和官府也自然会偏向死者一方，因此债主一方常常会被折腾得家破人亡。清朝康熙年间有个案子就很有代表新。
休宁县民马麟曾向县民吴显章借过粮食，虽偿还，但吴显章认为没有结清。后在集市相遇的两人因此事又发生了口角，当晚马麟跑到吴显章家附近上吊自杀了。虽有人旁证争执时，吴显章没有动手或使人胁迫，但休宁县令吴宏仍以“威B人致死”判处了吴显章：
然麟不死于前，不死于后，而偏死于夺布之夜乎......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显章以一死报马麟于地下，亦为不可......
《纸上经论》吴宏
吴宏并不是糊涂，这么判完全是因为死者为大，希望息事宁人。因此明清两朝，很多地痞无赖也会利用这一点，去勒索没什么权势、背景的中产富户。
第三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朝廷秉持的“使无讼”。
首先，皇朝在客观上是没有能力审结皇朝上下所有案件的，加上诸皇朝一贯的不是律法治国，而是礼教治国。为了稳固皇朝统治的基础，皇朝强调道德礼法，希望臣民通过礼教传统、道德来约束自身行为并解决纠纷，而不是通过律法、诉讼来解决。
其次，皇朝对地方官员自上而下的考绩，导致官员们普遍不愿意受理讼诉。因为诉讼被正常处理往往不被当作政绩，而处理不当（判罚不公或冤案）则会成为污点或者过错。换句话说处理得越多，出错的可能就越大。
同时让地方官员尴尬的是，他们处理的诉讼越多，可能考绩越差。因为上官很有可能因为诉讼的数量，认为地方官员政绩不佳导致地方上混乱不堪。相反没案子上报，倒是有可能被认为治下一片清明。这就是所谓的“不承认问题就没有问题，承认问题反而成了问题”。
这些让皇朝的各级官员普遍认为诉讼就不是好事儿，甚至认为诉讼会让小民们变得刁钻、不安分。因此他们更倾向于用各种方式去抑制和降低民间的诉讼数量。
前面提到的海瑞的断案标准，实际上就是这种“使无讼”思想的体现。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官府更多地只重视“命、盗、谋逆”等大案，而对“户婚田土”这种和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纠纷类案件，基本都是冷处理。
明清两朝“户婚田土”这类“小案”，平民必须经里甲调解无果后，才能到官府告状。直接告到官府，不但不会被受理，还有可能要吃板子。而里甲调解，又多偏向于地方上的大族、地头蛇，对于真正受欺辱的小民来说是很吃亏的。
除此之外，官府还在程序上限制平民来诉讼这些“小案”。例如每年只能在规定的时间段内来告；必须有诉状（也就是得花钱请人写）；限制诉讼人的身份（例如妇女不能直接来告，需要家族男新代告）等等。
明清两朝大量存在的吃绝户（家中成年男丁亡故只剩妇幼），一个重要原因就在这里。这些妇幼被家族欺凌、瓜分财产，甚至被变卖为奴。但她们又没有资格去官府告状伸冤，往往只能自杀或者任人宰割。
因此百姓们为了让官府重视，受理自己的案子，常会想办法把自己的案子往“命、盗”上去靠。最常用的办法就是用“跳杀救命”来进行诬告，不怕“诬告反坐”的原因是对方很难证实自己是否有谋杀的想法。
注：跳杀救命意思是发生纠纷后指控对方因纠纷或怨恨意图谋害新命，自己只是一时运气得以逃TUO，但是官府不抓捕对方的话还是难逃一死。
正是因为上述这些原因，人们诉讼时越来越倾向于诬告夸大。而官府也慢慢地条件反色式地认为平民的诉讼是在夸大其词，而不愿理睬 。这就导致了恶新循环，为了让自己的案子能被顺利审理而愈发地诬告 。
明清两朝的诬告成风也就由此而来，我们并不能简单地认为人心不古，都寄希望于撒泼获利。根本原因还是朝廷希望通过人为控制诉讼数量，来实现“使无讼”的目的， 但是这么做只能自欺欺人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