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年前，因陪中央台拍广济桥的专题片，到东门广场走走、拍拍，摄制组选择机位的同时，恰逢有个旅游团从下水门来到广场上。有个团友问：“为什么叫‘下水门’？”这个问题勾起我的兴趣，于是凑近前去，只听导游员解释说：“古代潮州城的下水道集中在这个城门的下边排出，所以叫‘下水门’。”团友们皆信以为真，点头称是。我当时心中暗笑，幸亏团友没继续问“为什么叫‘上水门’？”这位导游该不会解答说“雨水是天上降下的水，古代潮城收集雨水以后，由此门排出”吧？
城门为什么叫“上水”、“下水”？说来话长。明代潮州《图经志·城池》谓：
州旧有子城，以金山为固。州之外城，以土为之，岁久颓圮…洪武元年(1368） 冬，指挥俞（缺“良”字)辅统兵来潮，越四年，因旧基而再兴……为门七：东门、上水门、竹木门、下水门、南门、西门、北门。
其实，自宋代起，潮城之城门有十一处。据《永乐大典》卷5343[潮字号]引《三阳志·城池》曰：
自三阳（门）之南、西、北，环抱接于金山之背，计九百五十一丈……西北闢五门以适往来：正西曰“贡英”、西北曰“湖平”、正北曰“凤啸”、对岳祠曰“和福”，与南（门）、三阳（门）而六。
如果再加上《大典》所绘“宋元潮州城图”（见附图）之东面五个城门：州学门、上水门、竹木门、浮桥门（今称“东门”）、下水门，潮州郡城的城门应有十一处。明初俞良辅“为门七”，应是有所删节（省去“州学门”等）所致。而不管是由宋到明代，东面城门都有“上水”、“下水”二门。此二门的命名依据是什么，还须从“子城”说起。
子城，即大城中的小城、内城。南北朝·北齐《王怜妻赵氏墓志》：“夫人年七十，薨于光洲子城内。”《资治通鉴·唐宪宗元和十四年》：“比至，子城已洞开，惟牙城拒守。”胡三省注：“凡大城谓之罗城，小城谓之子城。”大概从隋唐开始，城北的金山成为潮州的地方的政治中枢的所在地，正如《大典》引《三阳志·城池》所言：“州之子城，依金山为固，前俯而后仰。由南而北，绕以濠，东则溪也。”“州子城门三：东、西、南，东门今废。子城四围凡六十步（按：汉·许慎《说文》：“六尺为步，步百为亩。”），高二丈有五尺，面广一丈，基倍之。壕面阔七丈五寸，自城下转西而南。”
既为潮州公署，作为决策机关，为确保其安全，自然要有子城与濠（护城河）之设置。问题是，古城区中没有溪流，该如何解决濠中之流水呢？古人于是从“东则溪（韩江）也”着眼，即由韩江西岸挖掘州学、上水二个涵道以解决濠源问题。从宋元“潮州城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州学门开始，有一道右边直左边弯的、上面标有“太平桥”、“相思桥”、“石人桥”的双钩线，这很可能就是当年“引韩入城”的“濠”，其中段正从州治子城的正面经过，且“濠面阔七丈五寸”，起“护城河”的防护作用。（宋元“潮州城图”因时代局限，只是简略示意图而不是按严格比例绘制的地图,古城南部皆省略，这从“下水门”处于东南角、“正西曰贡门”的“贡英门”处于西南角与标方向的“西”字差了一大截等图象，可得到证明。）
或问：古代科技领域相对滞后，宋人果真有筑涵“引韩入潮”的能力吗？只要查阅光绪《海阳县志·舆地略五·水利》关于“涵”的多项记载，便可了然于胸：
北濠，在郡西北一里……庆元间知军州事林 [~公式~]浚……濠通（北宋辟建的）三利溪，灌西关外……七乡田一千九百五十余亩。
南门涵，在郡南关外堤旁。明成化间知府周鹏创筑，引韩江水入三利溪……乾隆二十四年夏，江涨势险，知县金绅尽发涵故址而改建之。……（仅录二则以见其概）
据张志尧先生《三利溪史话》（文载《潮州文史资料》第15辑，1996.1）之[筑涵护岸]章所载：当年海阳县令金绅改筑南门涵时有阳、音涵（结构人不得见）之分，相传音涵内管道结构是用百口大锅上下交错相向建成的，江水经过时乍起乍落、流速加快，冲刷不止（起“消力槽”作用）。该涵建成后近200年，“未见修建记述”。音涵终端建有一个石砌水槽，“由于浪花飞溅，汹涌澎湃，行人每每为之留连。因景观如奔腾的海浪，故传说与大海相通。又因此，群众昵称为‘海仔’。”（近年因市区基建需要，致“海仔”填平为道路）可见，古人在“引韩入潮”方面，早已显示出高度的智慧。南宋潮城的州学门、上水门通过涵道引韩江水入城的事，完全可信。
《大典》引《三阳志·城池》又谓：
濠流自子城外西澌（同“尽”）于湖，湖末流又入于濠。庆元间（1195—1200）有或于音阳者，谓濠流而西，不利于郡，凿堤为二闸，间取诸郭门之石以甃之，决濠流东入于溪。（郡）地势东仰，西流如故。后溪洪暴涨，反导水溃堤。沈公杞率居民负土石以塞之，仅免水患，濠复故流。
据民国《潮州志·职官制》载：宋宁宗庆元年间，潮州知军州事有：陈宏规（元年）、薛季良、汪厘、林[~公式~]（三年）、沈杞（五年）共五人。上引文仅言：“庆元间有或于音阳者”，不点名指明是那一位州官，还算是修志者“隐恶扬善”的客套话。到《大典》引《三阳志·桥道》则云：“庆元丙辰（二年），陈公宏规益东岸之（桥）洲二……曰‘济川桥’。”又在[叶侯桥]章节中曰：“庆元初，陈侯宏规误听音阳家说，凿壕东达于溪，未几，溪洪暴涨，西冲于壕。”功是功，过是过，《三阳志》编修者实事求是的态度，值得后人学习。
由于地势等方面的原因，中国的各条主要江河，多呈自西往东的流向。故音阳家（即风水先生）“濠流而西，不利于郡”之说，颇有盅或力，以至连州守都相信其说。古代缺乏测量地势的经密仪器，故古人不知郡城“地势东仰”（即郡城东面较高而西面略低），“水往低处流”，遂致“西流如故”，终于酿成“后溪洪暴涨，反导水溃堤”的悲剧！庆元五年刚到任的知州沈杞不得不“率居民负土石以塞之，仅免水患，濠复故流（即自东向西流)。”
正因为庆元初年有过在浮桥门（东门）南面的城门附近“凿堤为二闸……决濠流东入于溪”的举措，相对于此前曾于“州学门”、“上水门”建涵“引韩入城”的成功先例，故潮城百姓称该处城门为“下水门”，且被宋、元间绘制的“潮州城图”采纳而标明于图中。明代初年俞良辅扩建郡城，仍保留此名，历清代、民国，沿用至今。
如前所述，从州学门、上水门建涵引韩江水入城，是主要为解决子城护城河的水源问题，在护城河建成之后，因子城南门正对大（官）街，故为方便两岸交通，理当架桥。对此，《大典》引《三阳志·桥道》[太平桥]条曰：
州治，自太平桥直抵三阳门。桥之四维，旧有四塔。外疏两渠，中为官街。岁月浸（同“渐”）久，塔之仅存者二。
须加以说明的是：宋初潮州只领海阳、程乡（后升格为梅州），至南宋高宗绍兴年间潮州才领有海阳、潮阳、揭阳三县，因三县县名都带“阳”字，故潮州简称“三阳”，《三阳志》即潮州志乘。惜书久佚，全凭《永乐大典》摘录，方可一睹芳颜而难窥全豹。即如上引文首句，就使人疑有阙文（惜无原书可供校核），但意思还明白：太平桥南、北两个桥头的东西两侧（合称“四维”），各立有一座石塔，桥孔疏通东、西两面的水渠，桥面则连接南、北向的官街（大街，今太平路）。
1994年，潮州太平路北段约相当于上水门街西侧街口处，在铺设地下电线管道的过程中，曾发现一座埋在地下的石桥，经实地勘测，桥为三墩两孔，南北向，长23米，桥面由若干条长约10米、宽约0.7米的石梁铺成（因条件所限，当时未作全面发掘，后又重将其填埋）。经查证有关文献，可以肯定此即宋代之“太平桥”。此桥与建于绍兴八年（1138）的海阳县大和都（今潮安凤塘镇）、长42米、宽2.5米、六墩五孔的“万里桥”、郡城的去思桥、西门桥、北门桥、新路桥、湖头桥、新溪桥、南濠桥、瓮门桥……（均据《三阳志·桥道》）等先后兴修，比曾汪始建于乾道七年（1171）的“康济桥”（明代称“广济桥”，俗称“湘子桥”）还早出好多年。可见，宋代的潮州人已积累了很多建造石桥的经验，为修建跨韩江的大规模石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前几年，文物管理部门已制作了“太平桥展示模型”予以公开宣传，很多游客（包括本土潮人）都产生了这个疑问：太平路周围地带都没有水域，为何要修桥？为此，笔者特撰该文，大概对于释疑方面或有小补。水平所限，不妥之处谨俟识者有以教之。
来源: 潮州日报（2022.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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