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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郎”只能是小乔叫的吗?古人“称谓”背后有什么讲究?
更新时间:2022-06-20

董承与汉献帝刘协是什么关系?看到这个问题,肯定有小伙伴可以秒答:这两人,不就是岳父与女婿吗?

的确如此。但有意思的是,董承却一直被称作“国舅”。查《汉语大辞典》可知:“国舅”指“皇帝后妃的兄弟”,如道教八仙之一的曹国舅,原型即曹皇后(宋仁宗妻)之弟。照这么说,身为董贵人之父的董承,应该被称作“国丈”,而非“国舅”。然而,“董国舅”不仅仅是《三国演义》中的说法,就连《三国志》中也同样有“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的记载(见《蜀志·先主传》)。难道说,陈寿也搞错了?

倒也未必。实际上,古人的称谓与现在大有不同。以汉末三国时代为例,一些称谓原用于某些特定人群,甚至专指、常指某一两人;及至后世,才慢慢成了通用叫法。还有一些称谓,其使用范围由原本的模糊、宽泛,逐渐变得具体而又明确。因此,周郎(周瑜)、荀令君(荀彧)、相公(曹草)以及大儿孔文举(孔融)、小儿杨德祖(杨修)等一系列“非常规”称呼,背后都是大有讲究的。

亲属称谓的泛化

先解决“国舅”的问题。裴松之注说:“盖古无丈人之名,故谓之舅也。”诚然,“舅”之本义,确为“母亲的兄弟”,但它还能延伸解释为公公、岳父。这离不开古代的“姑舅表婚制”,即舅家之子可优先迎娶姑家之女,而姑家之子亦可优先迎娶舅家之女。

以小说《天龙八部》为例。从慕容复称呼王夫人为“舅母”来看,其母应当是王语嫣之父的姐妹。若慕容复与王语嫣这对表兄妹结合,那对前者来说,王爹既是舅舅,又是岳父。同理,慕容复的母亲王氏不仅是王语嫣的姑姑,也将成为其婆婆。若再将慕容复与王语嫣的新别调换,可知舅舅又成了公公、姑姑又是岳母。

尽管很多读者不愿看到二人结合,但古代表哥与表妹喜结连理的例子屡见不鲜。如此一来,妻子对丈夫父母、丈夫对妻子父母皆可称“舅”“姑”。而为了有所区分,岳父母还被称作“外舅”“外姑”。

先秦时期,世人重夫党而轻妻党,故而在谈及妻子兄弟时,常不分长幼,“从其子女”统称为“舅”。按《诗经·秦风·渭阳》:“我送舅氏,曰至渭阳。”MAO传云:“母之昆弟(兄弟)曰舅。”于是,大舅子与小舅子后来也成了丈夫对妻子兄弟的常用称谓;同理,叔叔与小姑子也泛化为妻子对丈夫弟妹的称呼,如《水浒传》中潘金莲便可称武松为“叔叔”。

综上,陈寿称董承为“献帝(外)舅”,言之无误。且从裴松之注中还能看到:“丈人”在南北朝(裴松之是南朝刘宋人)时才有“妻父”含义。那么在这之前,它又有哪些含义呢?

丈人、大人、先生

上古典籍《论语》《周易》中常见“丈人”一词,孔颖达疏曰:“谓严庄尊重之人。”三国名士何晏则解释为“老人”,可知“丈人”是人们对年长者的敬称。从字义看,“丈”是古代的长度单位,故“丈人”原指“身长十尺之人”,大帅哥诸葛亮“身长八尺,容貌甚伟,时人异焉”,更别提“十尺”了。但“身长十尺”毕竟极为罕见,所以“丈人”可延伸为某方面高大、伟大之人。

古人很讲礼貌,对他人用尊称、对自己用谦称。所以,带有捧人意味的“丈人”,便常用于敬老之称。裴松之为《三国志·明帝纪》作注时,曾以本家前辈裴秀为例,称其为“儒林丈人”。又按王充《论衡·气寿》:“名男子为丈夫,尊公妪为丈人。”“夫”者,成伦也,说明人们对青年男子多称“丈夫”,对年长男女皆称“丈人”。此外,“丈人”有时还特指“祖父”。

话说回来,“丈人”为何会在南北朝时衍生出“妻父”之意呢?史无明载。窃以为,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为了垄断社会资源,会采取通婚、联姻的手段,这便导致世家子弟的“妻父”无不是一方大儒或名士。门阀之间颇重社交礼仪,为表尊敬,他们常以“丈人”尊称妻父。渐渐地,“丈人”就常指“岳父了”。

▲影视剧中三女皆为皇后,被称为“最强老丈人”的独孤信。(图片来源:电视剧《独孤天下》截图)

与“丈人”类似的,还有“大人”“先生”“丈夫”等称谓,它们都是“社会敬辞转变为亲属称谓”的代表。

“大人”可释为“丈人”,其本义与“小儿”“子孙”对应,指家庭或社会中的长者,后引申为家庭、社会地位较高的人。所以,不仅“父亲”“母亲”可称“大人”,无高官而显达者、以及民间有名望、美称、德行之人,皆可称“大人”。三国时代,少数民族也常以“大人”形容他们的首领,除了鲜卑大人轲比能、乌桓大人能臣氐,一些边地军阀如董卓、杨定、胡轸等,也被人称为“凉州大人”。

至于“先生”一词,则是对有学问、德行之人的尊称。但它未必是“先出生”的意思,相较而言,“先醒”“先达”的解释更为恰当。先生还可简称为“生”。汉代以降,儒者皆以“生”自称,如贾谊之“贾生”、郑玄之“郑生”。值得一提的是,从曹魏名臣高堂隆之祖高堂伯被尊称为“高堂生”看,“高堂”当为复姓。

及至后世,“先生”既可用作自称,如陶渊明的“五柳先生”、韩愈的“国子先生”,也如同“丈夫”一般,由社会敬辞转变为了妻子对丈夫的敬称;对于学识渊博的女新,如杨绛、叶嘉莹等人,也可尊其为“先生”。

兄弟、大儿、吾子

三国时代,还出现了一些亲属称谓泛化为社会敬辞的例子。关羽在曹草麾下时,与同为河东郡的徐晃相交莫逆,彼此以兄弟相称。后二人各为其主,关羽进攻襄、樊,徐晃奉命来捉关羽,云“得关云长头,赏金千斤”,关羽大惊失SE,谓晃曰:“大兄,是何言邪!”

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称兄道弟,在汉末三国时代已相当普遍,且广泛出现在书信中。刘备对公孙瓒“以兄事之”、马良称诸葛亮为“尊兄”、孙权称公孙渊为弟、鲁肃拍了拍吕蒙后背,唤一声“大弟”,皆是此类。

费孝通先生曾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中国人的交往模式是“差序格局”,“是一种以家庭中的自我为圆心的同心圆交往格局”。一个人的交往对象,依次是家庭成员、家族成员与其他社会成员。在社交场合中,人们通过称呼“兄弟姊妹”,将社会成员拉到“家庭成员”的范畴,更容易取得对方好感,增进彼此之间的信任。在小说《三国演义》中,刘备、关羽、张飞就是以结义方式来确定三人“命运共同体”的。

同理,狂士祢衡把孔融唤作“大儿”、把杨修称为“小儿”,也是为了拉近关系,而非是占他们的便宜。当时,“儿”是人们对杰出男子的美称,如邓艾称姜维“雄儿”、桓温称王敦为“可儿”。但“小儿”有时也作轻蔑用语,意同“这小子”。小说《三国演义》中,关羽遇害后,便曾附体吕蒙,大骂孙权是“碧眼小儿”。

与之相比,“子”才是古代社会的通用美称,对人称“子”,犹如今人称“您”。按《白虎通·号》曰:“子者,丈夫之通称也。”三国时代,“子”亦是常见敬称之一,在当面进行交流时,人们还常称对方为“吾子”,如刘子扬便称鲁肃为“吾子”,这可不是“我儿子怎样怎样”,其意犹如“夫子”,是一种更加亲近且正式的用法。

不同的是,“吾子”一般指第二人称,而“夫子”既可作第三人称,也可为第二人称。当面称“夫子”,源于先秦时期人们对贵族士大夫的尊称,故三国时君王也可用“子大夫”称呼臣子。如魏明帝曹叡即位后,便用它称呼太尉华歆。此前,人们还常以“夫子”来特指“先生”或有师德的男子,如墨子、老子。最著名者莫过于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因儒门弟子常以“夫子”称呼孔子,故此之后,“夫子”也经常解释为“孔子”或“有德行的老师”。

除了“夫子”,还有称呼“老子”的,这显然不同于后世“老子天下第一”“莫挨老子”中的轻狂。窃以为,三国时代的“老子”,用于自称时多有调侃、自谦之意,如同“老夫”。余嘉锡先生也指出:“汉晋人自称老子,犹老夫也,有自谦之意焉。”但“老子”用作他称时,便显得有些不客气了。建安十八年(213年),东吴虎臣甘宁率领百骑偷袭曹营,“斩得数十级”后,全身而退。孙权大喜道:“足以惊骇老子否?聊以观卿胆耳。”结合关羽贬黄忠为“老兵”、彭羕吐槽刘备为“老革”来看,孙权把曹草称作“老子”,是带有不客气甚至带有贬低意味的。

“子”为何能成为常见敬辞之一?有人认为,这应从“亲属称谓”的泛化解释。但也有人表示:“子”在先秦时期是一种“爵位”,引申为对士大夫以上的贵族男子的敬称,后来才统称“丈夫”为子。

此说不无道理,抛开较有争议的“子”不谈,其他常用称呼如“君”“公”“郎”“卿”“官”等,的确由官职或爵位转变而来。且有意思的是,这一系列“官爵称谓”,后来都被“亲属称谓系统”给“收编”了。

官爵与亲属称谓

称人以官、爵,与称人以“大”“巨”“鸿”“丈”“壮”的内在逻辑是一样的。人类自身的外形、体格优势、道德方面上的高尚与象征其社会地位与尊贵身份的官、爵,都是古人创造各种敬称的主要来源。当然,这还是源自于古人“对人尊称、对己谦称”的优良传统。

刘使君与荀令君

不妨先看最有格调的“君”。《仪礼·丧服》记载:“君,至尊也。”郑玄注曰:“天子、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可见,“君”原指古人对各级统治者的通称。此外,先秦时还有不少人以“君”为封号,如商君与战国四公子(孟尝君田文、平原君赵胜、信陵君魏无忌与春申君黄歇)等。所以从那时起,“君”的适用范围便较为广泛了。

汉代以降,“君”作为尊称更加普遍。东汉时,党人为“机扬名声”,经常“商业互吹”,一场大会开下来,便选举出了“天下楷模李元礼(李膺)、不畏强御陈仲举(陈藩)、天下俊秀王叔茂(王畅)”三位代表。在党人清议风气的推动下,称人以“君”愈发常见,如荀彧的祖父荀淑,便被尊称为“神君”,同郡大儒陈寔,与二子陈谌、陈纪“并著高名,时号‘三君’”。

及至三国时代,“君”字可单独使用,也可用于专称,如奉命出使各地的官员或州牧刺史,可被称为“使君”。最出名的,当然是“刘使君”刘备,曹草一句“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草耳”,便让他的大名响彻中原。另外,有资格开府的地方大员或中央高官,也被称作“府君”;而从出土碑铭看,还有一部分人是在去世后才被尊为“府君”的。

▲影视剧中曹草煮酒论英雄。(图片来源:电视剧《三国演义》截图)

只是,被称“府君”“使君”者毕竟只是少数;在一般场合下,人们更常用“姓氏+君”的方式尊称对方,如陈寔陈太丘之“陈君”、郑玄之“郑君”、辛毗之“辛君”。为表达重视,当时还有再加上官职的。如荀彧曾做过尚书令,故而被称为“荀令君”;曹魏后期重臣孙资曾做过计吏,所以人们也叫他“孙计吏”或“孙计君”。

像“孙计吏”这种不带“君”而只称官职的也有不少,如蔡中郎(蔡邕)、刘豫州(刘备)、孔北海(孔融)、王别驾(王修)、嵇中散(嵇康)等。同时,还有以将军号为称呼的,“姓氏+将军”是万能称呼,但也常加上将军号,如孙权一家子:孙破虏(孙坚)、孙讨逆(孙策)、孙讨虏(孙权)。而杨戏在《季汉辅臣赞》中提到的“征南厚重,征西忠克”,便分别指赵云和陈到了。

相公、周郎、鲁卿

仅次于“君”者,当为“公”。先秦时期,王室大贵族、中央高级官员、诸侯卿大夫皆可称为“公”,如周公、姜太公、齐桓公、秦穆公等。秦汉以降,“公”也泛化为对一般人的尊称,如“沛公”刘邦曾娶“吕公”之女。彼时,“公”的使用相当普遍,就连皇帝,也经常用“公”来称呼一些资历老、年纪大的权臣,如萧何、田叔、袁盎等人。

受此影响,汉末三国时代用“公”来尊称他人的例子也屡见不鲜。除了直接称“公”外,一般还会加上官衔或其他敬辞。如“相公”,最早是称呼丞相曹草的(相王即司马昭);他与诸葛亮还都被称过“明公”。更有意思的是,“主公”这个称呼,是刘备入蜀之后臣子对他的“专属称呼”,这就像孙权对“至尊”称呼的偏爱。

与“公”类似的,还有“郎”与“卿”。余嘉锡先生指出:“汉时公卿得任子弟为郎,其后习俗相沿,凡贵公子及年少为人所尊敬者,皆呼为郎,如周瑜、孙策等是也。乃至妻父母呼婿为郎,嫂呼叔为小郎,皆缘于此。僮仆呼人为郎,本义称其主人之子。”卿之泛化,犹如郎官,如孙权称鲁肃、甘宁为“卿”,表示亲近。

于此处可见,“郎”与“公子”相似,皆曾是人们对富贵人家的尊称,后引申对年少有为男子的美称。所以,意气风发的孙策、周瑜会被分别称为孙郎、周郎。有时,“郎”的前面未必是姓氏,如东晋名将桓石虔,因其作战勇猛,人们便用他的小字“镇恶”来称呼他为“镇恶郎”。

唐代诗人崔郊曾有诗云:“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这个流传甚广的名句,令“萧郎”之名传遍天下;殊不知,“萧郎”原指梁武帝萧衍。虽然梁武帝总是以“和尚皇帝”、三次要求剃度出家的“优秀事迹”出名,但在史书记载中,年轻的萧衍确实是一表人才、家世清华、文武双全的贵公子,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总是出现在少女闺梦中了。

▲梁武帝半身像。(图片来源:台北故宫博物院)

妻子对丈夫的爱称

言至于此,或许有读者已经发现:上述所言官、爵之称,也都是妻子对丈夫的称呼。包括前面的丈夫、先生,以及后来的相公、郎君、夫郎、官人、卿等,原是对成年男子的美称、尊称,后统统泛化为妻子对丈夫的常用爱称。

这种现象不难理解。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妇女被要求遵守“三从四德”。对丈夫,妻子需要恭敬有加,谓之“出嫁从夫”。为了尽可能地不犯错,在称呼自己的丈夫时,她们往往“就地取材”,将社会中已有的敬辞、美称拿来尊称自己的丈夫。于是,如丈夫、先生、相公、郎君、官人之类的敬辞,就逐渐泛化了;久而久之,一些称呼甚至TUO离了其本义与常规用途,转变为妻子对丈夫的“专属爱称”。

称谓中的方位词

言归正传。除了“亲属称谓”与“官、爵称谓”外,三国时代还常见一种,是与“方位词”紧密关联的。当然,它不是指“东西南北”,而是指“上下左右”。

称人以“上”,如“君上”“圣上”“王上”“尊上”等,这是把人高高捧起,所以不难理解。但奇怪的是,称人以“下”,如陛下、殿下、阁下、麾下、足下等称呼,也同样是一种“尊称”。这又是为什么呢?

袁庭栋先生认为:古人有“以卑达尊”的风习。须知,古代社会等级森严,位卑者在与身居高位的人讲话时,不方便称呼对方的名号,便选择称呼其身前地位较低的侍者、从事与下属来指代,故称之为“以卑达尊”。

如荆轲刺秦王时,“秦舞阳奉地图匣,以此进至陛下”。“陛”本指宫殿的台阶,所谓“陛下”,即指站在台阶下的侍者或近臣。臣子为了“以卑达尊”,便以“陛下”指代皇帝。

又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足下骄恣。”裴骃《史记集解》引蔡邕之语:“群臣士庶相与言,曰殿下、阁下、足下、侍者、执事,皆谦类。”可见,陛下、殿下、足下、阁下等称呼均是古人“卑己而尊人”时所用的敬辞。

“麾下”亦是如此。“麾”一般指将帅指挥军队时所用的旗子,故“麾下”原是指将帅身边的部将,后引申为对将帅的直接称呼。与之类似的,还有“节下”。“节”,乃魏晋时期军中颇为流行的“假节”或“使持节”,故“节下”也对是武将的惯用称呼。

以此类推,“左右”也如同“陛下”,同为“大王之执事”,后延伸为古人在自谦时对友人的敬辞。及至后世,“左右”常见于书信往来中,成为礼貌用语之一。而在三国时代,“左右”的意思多解释为侍者。如《三国演义》中就可以这样描写:

只见虎牢关下,华雄大展神威,连斩关东数将,气焰愈发嚣张。关羽见罢,主动请缨,要斩华雄。谁料副盟主袁术见这红脸大汉区区一介白身,也敢口出狂言,遂大声喝道:“左右,叉出去!”

古人提倡“微言大义”,不过一两个字,可以根据不同请景代表着不同的感请,而随着历史长河的冲刷,那些最符合人类交往逻辑的含义被最终保留下来,成为今天的惯常“称呼”。所以,涨知识归涨知识,与不熟悉的人打交道时,还是遵循既有词汇为妙,免得引起不必要的误解。(完)(原标题:“周郎”只能是小乔叫的吗?背后有什么讲究?)(文章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作者/瀛洲海客

责任编辑:陶思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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