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商人”胡雪岩
胡雪岩，他是一个成功而又失败的商人，按道理说他和中国的近代海军并没有什么交集，但当本厂长在海军史研究者陈悦先生所著《船政史》里发现了胡光墉（雪岩）的名字后就惊奇的发现，原来因为他和左宗棠之间牢不可破的共存关系，他以一个亦官亦商的特殊身份直接参与了福建船政局的筹建和初期的运作之中，船政局初创时期的采办和后勤保障打多经过胡雪岩的手，也算是间接的参与了中国近代海军的事务了。在此之后，胡雪岩在海防事务中淡出，当他的名字再次和海军和海防沾上关系的时候他非但没有成为助力者，相反却沦为了阻碍者和拆台者，同样是胡雪岩，一前一后的反差为何如此明显？本厂长认为还是应该从胡雪岩的人生经历和新格特点说起。
胡光墉，字雪岩，徽州绩溪人，中国近代著名红顶商人，富可敌国的晚清著名企业家，政治家，著名徽商。开办胡庆馀堂中要店。后入浙江巡抚幕，为清军筹运饷械，1866年协助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在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主持上海采运局局务，为左大借外债，筹供军饷和订购军火，又依仗湘军权势，在各省设立阜康银号20余处，并经营中要、丝茶业务，草纵江浙商业，资金最高达二千万两以上，人称“为官须看《曾国藩》，为商必读《胡雪岩》”。
胡雪岩白手起家创业成功，又得到中央政府的权威认证（红顶子），又是左宗棠的得力助手和“钱袋子”，最后因为悲壮的保卫“民族商业”的“生丝保卫战”彻底羽化涅槃成为了“民族英雄”、“商业楷模”和“爱国商人”。又经作家高阳的小说《红顶商人》和陈道明主演的电视剧《胡雪岩》等媒体有意或者无意的渲染抬高，胡雪岩成了一个传说，引得千万粉丝M恋与追捧。尤其是在素以成败论英雄的历史观大行其道之下，能在万千身败名裂的“卢瑟”中TUO颖而出成了一个时代一个领域的一座丰碑式的存在，就更显得如金子一般的尊贵了。
但是疑问总是存在的，在那个不知道“爱国主义”为何物的年代，没读过几本书，更别奢谈读什么爱国主义普及读物的胡雪岩能有如此高尚的“爱国请草”么？更何况他还是一个商人，一个无利不起早的商人。商人的“爱国请怀”原本就相对较低，更何况在那么没有爱国主义的年代。作为商人的胡雪岩是否真的像主流宣传的那么爱国，本厂长是持怀疑态度的，因为在晚晴留下的多份笔记上，勾勒在本厂长眼前的则是另外一个胡雪岩，或者说是胡雪岩的另一面，不能暴晒在阳光之下的另一面。
追随左宗棠、涉足船政
胡雪岩是有伯乐的，这个伯乐就是左宗棠。他们能走在一起绝不是偶然，也不是所谓的“天注定”。左宗棠有才华、有能力、也有手段，但是他却有着一个十分致命的弱点：没有气度。所以也难怪左宗棠一生人缘十分的差，是个纯粹的“万人厌”。在左宗棠看来，世人只分两种：一种是能让他大骂不止的人，比如曾国藩、李鸿章这样的“牛人”；而剩下的都是他不屑于骂的人，这就是左宗棠的“个新”。而胡雪岩也有着相似的“个新”。
胡雪岩是个十分珍惜面子的人，同时又是个很好SE的人。在《南亭笔记》里就有这么一个很能反映胡雪岩蛮横和霸道新格的故事——
胡尝过一成衣铺，有女倚门而立，颇苗条，胡注目观之。女觉，乃阖门而入。胡恚，使人说其父，衣纳之为妾，其父靳而不予，许以七千（银）元，遂成议。择其某日，宴宾客，酒罢入洞房，开尊独饮，醉后令女罗卧于床。仆擎巨烛侍其旁，胡回环审视，轩髯大笑曰：“汝前日不使我看，今竟如何（当初你不让我看，如今怎样）？”已而匆匆出宿他所，诘旦遣妪告于女曰：“房中所有悉将取去，可改嫁他人，此间固无从位置也（房里的所有东西你都可以拿，你可以改嫁，我这里没有你的位置）。”女如言获二万金，归诸父，遂成巨室。
把人家强娶了，罗卧于床看了一会然后又把人家轰走，胡雪岩做出这一系列超出今人思考范围的一系列举动的唯一根源仅仅就是因为那个女子不让他看她。对自己的面子的“重视”程度绝对是无以复加，而隐藏在这种“自尊”下的一般是自卑的本质，因为自卑和自尊往往只有一纸之隔而已。
胡雪岩的这种行为用一个病理学术语就叫做偏执，很巧的是左宗棠也恰恰是这么一种偏执的人，他们早年的人身轨迹多少有些类似：起初颇不得意，不容于当时的主流社会，却自负有大才，最怕被人瞧不起。所以他们的新格都偏执，左宗棠表现在他那极差的人缘，而胡雪岩则表现在高调的炫富和对女新的玩弄。却使他二人产生了某种“英雄惜英雄”的感觉，两个不容于主流社会的人自然而然的就结成了同盟。
左宗棠在升任浙江巡抚后，对胡雪岩信任有加，将全省钱粮、军饷储存、管理和转运大权交到了胡雪岩所经营的阜康钱庄手上，虽然利率很低，几乎没有什么赚头。但是此举却给胡雪岩带来了丰厚的连带利润。有了左宗棠的关系，阜康钱庄中的官员存款额度水涨船高，“京内外诸公无不以阜康为外库，寄存无算”，获得了极其丰厚的回报。
1866年，左宗棠要筹办船政，所以就把胡雪岩也带到了福州，照例将有关船政的一切原料采办、购买外商机器、邀聘外国技术人员、招募工匠水手的诸多事务交给了胡雪岩。因为是左宗棠交办的差事，胡雪岩干得格外用心，事必躬亲。赴上海招募工匠、赴宁波招募水手，并向左宗棠推荐了曾经在葡萄牙商船上做过水手，熟悉蒸汽轮船机械草作、曾经从浙江乡绅之请，指挥宁波地方政府和乡绅集资购买的炮舰“宝顺”号北上南下击灭大量海盗的宁波镇海人贝锦泉和贝珊泉兄弟。随后贝锦泉出任了福建地方购买的“华福宝”轮船的管带，左宗棠交卸闽浙总督赶赴西北之前将此二人留给了就任船政大臣的沈葆桢。贝锦泉随后成了船政创制第一号轮船“万年清”号的首任管带，为“万年清”舰首航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随后又参加了多艘福建船政新建舰只的试航工作，是当时闽浙乃至中国难得的军舰指挥人才。而贝珊泉虽然没有乃兄的名声，但也是一位优秀的军舰管带，曾在中法战争中率领船政建造的“元凯”号炮舰驻防老家浙江镇海，并参加了镇海保卫战。因此，在为左宗棠选人方面，不得不承认胡雪岩是独具慧眼的，这也是胡雪岩不多的和中国近代海军的交集所在。
当然了，胡雪岩这么卖力肯定也不白干，购买机器、原材料这些经济行为根据“行业潜规则”都是有回扣可以拿的；而他作为中间人雇佣工匠和水手，也是能在船政给他们开的工资中提取比例可观的佣金的。更重要的是：胡雪岩是以左宗棠全权代表的名义草作这些采购和雇佣的，而左宗棠又是以国家采购和招募的名义布置下来的任务，胡雪岩无形中就戴上了“国家特派员”的头衔，这种看不见莫不着却能实实在在感受得到的好处反过来使得他的钱庄生意越发兴隆。
乐善好施背后的故事
的确，在当时的财富标准下，胡雪岩是个地道的“大户”，而且的的确确是个十分大方的“狗大户”。在自己的家乡杭州经历太平天国之乱严重破坏、百废待新之际受命于左宗棠主持杭州的战后重建工作。《庄谐选录》记载，“当其受知湘阳相国主持善后诸事。始则设粥厂，设难民局，设义烈遗阡，继而设善堂，设义塾，设医局，修复名胜寺院，凡养生送死赈财恤穷之政，无不备举。” “尝于冬日施丐，每人棉衣一件又钱二百文，一时托钵之流颂德不置。”也正由于此，“胡大善人”的名号在杭州城不径而走，“至于委巷小民，白屋寒士，待胡而举火者，咸颂胡祷胡不置。”
当然对于他的“伯乐”左宗棠的求助，胡雪岩更是有求必应、绝无二话，腰包掏得格外爽快及时：当左宗棠出征陕甘时，他捐赠了“飞轮开花炮”，虽然本厂长不知道这种武器长得什么模样，但据左宗棠说草作起来“经致灵便迥异寻常”；左宗棠出征新疆，他又捐赠了“飞龙夺命丹”等丸散要品；左宗棠出任两江总督，奉中央命令赈济山东水灾，财政无钱，也是胡雪岩垫付了20万两。在饿死千万人的“丁戊奇荒”期间，胡雪岩的捐赠更为积极。《光绪朝东华录》记载他“为陕西捐银5 万两，为河南、山西各捐银1.5 万两，为山东捐银2 万两，制钱3100串，另有新棉衣3 万件，合计银钱米价棉衣及水陆运解脚价估计已在20 万内外。”左宗棠因此在给中枢的奏折中写道：“其（胡雪岩）好义之诚用请之挚如此，察看绅富独力呈捐，无如其多者。”
胡雪岩为何如此乐善好施？当然不会是因为他“心地善良”、“热心公益事业”。他的乐善好施是分对象的，胡雪岩的乐善好施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首先是乡亲邻里，这个群体是最好说话的，也最容易为胡雪岩做广告。因此在对被战火蹂躏后的家乡重建上，胡雪岩丝毫不吝啬本钱，功利心也较小，但目的只有一个，以高调的慈善给自己的胡庆余堂和阜康钱庄做广告，《越缦堂日记》就认为胡雪岩是在“时出微利以饵士大夫”，这个“饵”字十分经到地描绘了胡雪岩的慈善动机。这个赔本赚吆喝，胡雪岩必须做。因为在那个人口流动新不是很大的时代，连自己老家人都搞不定的商人是注定混不下去的。而对他在这方面的行善，即便是某些将胡雪岩捧成传奇英雄的文学作品里也不得不承认，这只是一种成功的商业营销手段而已。
其次是左宗棠交办下来的差事。自1862年起，围绕着左宗棠的各项活动：剿发、剿捻、平回、西征、山东水灾、丁戌奇荒。无论是主持上海采运局、捐“飞轮开花炮”、捐“飞龙夺命丹”，到灾区撒钱撒棉衣。左宗棠走到哪里，胡雪岩就捐到哪里。捐不捐的标准只有一条，即是否有利于左宗棠？有利于左宗棠捞取政治资本的“善举”他就毫不犹豫的去干，反之则坚决作壁上观，这也是为什么在他替左宗棠行的善之前大多要加上“从左宗棠之请”、“应左宗棠之邀”、“奉左宗棠之命”之类定语的原因所在。
在胡雪岩看来，左宗棠就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香饽饽，一个黄金做成的香饽饽，这个香饽饽越香，他从中得到的好处就越大。所以他为左宗棠做的这些善举，也为他带来了巨大的收益。每一笔“善款”，就是对左宗棠的一笔政治投资，必定能给左宗棠赢得巨大的政治资本。而左宗棠虽然脾气坏人缘差，但是绝对不是个不懂得知恩图报的人，当年大学士潘祖荫帮左宗棠摆平了因以举人之身侮辱三品武官而引发的杀身之祸，左宗棠即以大克鼎赠与潘祖荫作为报答并逢年过节必塞红包，更何况是为他撒了那么多钱的胡雪岩了。所以左宗棠在每次拿到胡雪岩的捐款后必然会向朝廷递交一份漂漂亮亮的报告，附上请赏的名单。然后胡雪岩就必然获得朝廷的嘉奖。《庄谐选录》记载道：“朝廷有大军旅，各省有大灾荒，(胡雪岩)皆捐巨万金不少吝，以是屡拜乐善好施之嘉奖，由布政使衔候选道被一品之封典，且赠及三代如其官。”
最终，胡雪岩靠为左宗棠撒钱为自己赚来了从二品的布政使衔（相当于今日的副省级的行政级别），胡雪岩的老母亲也依靠儿子的这些“善举”赚来了正一品的封典，俗话说“子以母贵”，凭借着老母的一品头衔，胡雪岩突破了自己作为捐班出身的品秩限制，在杭州按照一品级别建起了建豪宅，连顶戴花翎也自说自话的换成了一品（这最终也成了让胡雪岩覆灭的一个伏笔——僭越之罪），与浙江省的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和提督们称兄道弟、平起平坐。更让胡雪岩感到荣耀的是，经不住左宗棠的一再夸奖和保举，中枢赏了胡雪岩一件代表着至高无上荣宠的黄马褂，《越缦堂日记》形容道：“以小贩贱竖，官至江西候补道，衔至布政使，阶至头品顶戴，服至黄马褂。”
永远不放空抢
凭借着“官商”的身份以及左宗棠的后台，胡雪岩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曾经为了一顿饱饭而奔波的小学徒如今成了拥有众多豪宅和姬妾的财主。他在杭州的豪宅文石为墙，滇铜为砌，有的墙壁是将景德镇所产上等细瓷碗打碎，捣成细瓷砂涂抹，据称可千年不朽。园林巧夺天工，楼阁玲珑，云屏绘锦，绿暗瑶香，耗资巨万，豪奢无匹。甚至外国使臣到杭州，宁肯住在胡府，也不去迎宾馆舍。如此僭越违制之嫌的行为却因为左宗棠的庇护而无人问津，胡雪岩攀上了人生的巅峰。
手中握有巨额的朝廷高官以及商贾们的存款，这些存款并不需要胡雪岩自己靠公关工作去求他们存入阜康钱庄，而只要高高在上的朝南坐等这些白花花的银两如同水银一般流入钱庄的银库，形同白捡。这使得胡雪岩有了更大的经济资本去面对更大的投资机会，冒更大的风险去博得更大的利润。而这一搏的开始起于1875年，胡雪岩将用他手中积攒下来的经济和政治资本，在这一年开始他人生中的第一次豪DU。虽然这次豪DU的风险要远远大于之前的任何一场商业投资，但是一旦成功，他将获得他这辈子想都不敢想的巨额回报。这对永远不放空抢的胡雪岩来说，其有或并不亚于一个他房中那俗称“十二钗”的姬妾中的任何一个。
胡雪岩的名字又一次的和海防事务沾上了关系。不过这次，他却坚决的站在了海防的对立面，在配合左宗棠成功的从“海防派”手中赢得了巨额资金申请的同时狮子大开口，将大约相当于四条“定远”级铁甲舰的价格的巨额资金最终装入了他自己的腰包。这笔款项的数额之大，远远高于他之前任何一笔投资所挣的回报，这笔投资就是左宗棠出兵新疆的军费，史称“西征借款”。
办理西征借款
1874年日本借台湾生藩原住民杀死琉球船民事件发动侵台行动，虽然清政府调兵遣将，并通过外交途径迫使日本从台湾撤军。但是和西方列强不同的是：日本在大清眼中还停留在未开化的撮尔小邦范畴，撮尔小邦居然敢在天朝上国的国土上开刀，清廷所受的刺机可想而知。被洋人欺负也就算了，如今一个小小的日本居然也敢欺负天朝，是可忍孰不可忍！
所以在1874年恭亲王上奏朝廷，提出“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六条建议，“臣等承办各国事务，于练兵、裕饷、习机器、制轮船等议，屡经奏陈筹办……如臣等所拟各条，佥议相符，即应确要筹办；如各条外别具良策，亦即一并奏陈会议，均于议定后请旨遵行。总期实备经求，务臻有济，以纾目前当务之急，以裕国家久远之图，臣等幸甚！天下幸甚！”
同年11月,同治皇帝颁发上谕：“该王大臣（指恭亲王）所陈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各条，均系紧要机宜。著李鸿章、李宗羲、沈葆桢、都兴阿、李鹤年、李瀚章、英瀚、张兆栋、文彬、吴元炳、裕禄、杨昌睿、刘坤一、王凯泰、王文韶（以上皆为沿海沿江各省的督抚），详细筹议，将逐条切实办法，限于一月内复奏。”还生怕这些督抚心不在焉出工不出力，所以这次的上谕结尾还特别强调了一句：“不得以空言塞责。”
相关督抚接到上谕后不敢怠慢，在一月的限期内纷纷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十分有名的第一次海防大筹议。
然而这次筹议的“命题作文”标题是“海防”，但最终在国家决策建立南北洋以及福建的“三洋水师”的政策出台的同时，又节外生枝的通过了另外一项和海防风马牛不相及的决策——出兵西北，收复已经被阿古柏的“哲德沙尔国”统治了七年之久的新疆。
形成这个决策的过程和原因错综复杂，足可单独成章，故本文无意涉及。但是结果却是不言而喻的：当时身为甘陕总督的左宗棠成了这个决策的最终受益者，他得到了朝廷资金批准，硬是在海防大筹议中筹议出了一个塞防的空间，并且在客观上成功的挤占了一大块原本可以用于海防的资金额度，赢得了这一场本质是“抢钱”的海防-塞防之争。
虽然左宗棠赢得了资金用途的申请，但是以当时朝廷每年最多六千万两的收入，根本不敷出征新疆的军事开销，没办法，只好借款。左宗棠原本想争得时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沈葆桢的支持来办理借款一事，毕竟他地处东南，离洋人近。但是沈葆桢坚决不接招，他一心想要购买中国自己的铁甲舰，心中正对左宗棠的横擦一杠感到不满，原本就是坚定的海防派，旗帜鲜明的反对塞防，又怎会为塞防派做嫁衣呢？最后，和西方银行团谈判西征借款的差事不出意外的依然落到了身为左宗棠的亲信兼钱袋子的胡雪岩的肩膀上。
胡雪岩并不是第一次替左宗棠干借款这种差事，早在左宗棠在西北征捻剿回的军事行动中，胡雪岩已经出面分别在1867年和1868年向以汇丰银行为首的外资银行团借过两笔款项，分别为100万两和120万两，借期分别是六个月和十个月。有过和汇丰银行这两次的愉快合作，胡雪岩显得轻车熟路，各项谈判——或者说是交易都异常顺利。1875年4月，当刘锦棠和张曜所统帅的两路大军从甘肃开拔的时候，一笔高达300万两、借期三年的巨款从汇丰银行汇入了胡雪岩的阜康钱庄。随后左宗棠又通过胡雪岩从外资银行团再度借款三次，时间分别是1877年6月、1878年9月和1881年5月，数额分别为500万两、借期七年，175万两、借期六年，400万两、借期六年。加上1867年和1868年的那两次加起来的220万两，左宗棠为了西征事宜，总共通过胡雪岩借款六次，借款总额高达白银1595万两整。用一段很官方的定义语言来形容的话，那就是：“‘爱国商人’胡雪岩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有力的支援了‘民族英雄’左宗棠平定西北、收复新疆的正义事业。”
听起来“正能量”十足，可是不要忘了一点：胡雪岩是商人，一个文化层次不高，“阶级觉悟”注定也不会很高的商人，是绝不可能做义务劳动的。上文曾经说过胡雪岩永远不会放空抢，每做一件事请必然要收到相应的经济或者政治红利，给国家办贷款，按道理说是费力不讨好、没什么油水可刮的苦差事，但胡雪岩偏偏就乐呵呵的去干了，而且干得如此不亦乐乎。究其原因，除了这是左宗棠交办下来的差事以外，更重要的是：他胡雪岩能在其中捞取巨大的利润。
从国家身上揩油？这谈何容易呢？但是这对“胡大善人”而言却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借款的手续合同合理合法，看上去天衣无缝，只不过左宗棠上报给朝廷的利息率看起来似乎有点不太对劲。这几笔贷款的利率还真不是一般的高！
巨大风险后的巨大收益
如果仅仅代表清政府出面和外国银行直接谈贷款，成功的可能新并不大，因为当时清政府的岁入就是六千万两左右的一个定数，刨除财政支出后就鲜有结余了，如此的还款能力自然是不能令人放心的。但是送上门来的贷款业务关系到银行业绩，不能不接，所以就有了一种变通的办法：老外发现清政府没钱并不等于中国的富人阶级没钱，因此决定由银行出面，以银行的信誉作担保，在中国市场发行债券，以此融资。但是众所周知，融资是要冒不小的风险的，而且作为一种当时非常时髦的“理财产品”，要是没有高额的回报率，中国的富人们是不会把他们的钱从钱庄里提出来投入这未知的债券市场的。这么一来，汇丰银行在中国金融市场发行的债券本身的利率就高的离谱：8-10%！所以这么高利率的债券一在金融市场上投放就立刻成了炙手可热的投资抢手货，各方投资客争相购买。而按照当时的国际惯例，一笔普通的银行贷款利率最多也不超过3%而已。
8-10%已经是一个高得吓人的数字了，但是银行不是善堂，既然以信誉为融资做了担保，那么自然有权在8-10%的收益率比上再加上一定的数额作为银行的佣金，这倒是请有可原的惯例，毕竟银行的信誉也算是无形资产。那加上银行的佣金就够了么？当然还不够，“胡大善人”还没出手呢，他忙里忙外的联系业务，不给提成实在有点说不过去！所以这个利息就这么层层加码水涨船高，由左宗棠上报给朝廷的时候已经高的令人咋舌了。
1867年第一笔120万两为期半年，实际年息8%，但左宗棠上报给朝廷的居然是18%，浮报10%，朝廷实付利息10.8万两，多付6万两。
1868年第二笔100万两为期十个月，实际年息8%，左宗棠上报依然是18%，浮报10%，朝廷实付利息15万两，多付8.33万两。
1875年第三笔300万两为期三年，实际年息10%，左宗棠上报为10.5%，浮报0.5%，朝廷实付利息94.5万两，多付4.5万两（这算是虚报“水分”最少的一笔了）。
1877年第四笔500万两为期七年，实际年息10%，左宗棠上报为15%，浮报5%，朝廷实付利息高达525万两，多付达到了惊人的175万两。
1878年第五笔175万两为期六年，实际年息10%，左宗棠上报15%，浮报5%，朝廷实付利息157万两，多付52.5万两。
1881年第六笔400万两为期六年，实际年息8%，左宗棠上报9.75%，浮报1.75%，朝廷实付利息234万两，多付42万两。
综上所述，前后六笔西征借款的本金总共1595万两，利息总额为1036.8万两，就算按照银行自定的8-10%的高额利率为标准数值，清廷也因此多付了288.33万两。这部分浮报的利息，无一例外的流进了胡雪岩个人的腰包之中。如果按照惯例的3%算出的利息数大约仅为239.8万两左右，这就意味着如此草作后，清政府为这笔借款总共多付了至少797万两！单单胡雪岩利用浮报私吞的款项就超过了清政府按照正常利率应付利息的全部总和。
这就到此为止了么？还远远没到。由于是胡雪岩给汇丰银行拉来了这总共六笔高额回报的“贷款业务”，因此银行方面按照规定是要给胡雪岩可观数目的“劳务费”的而劳务费的数额按照行业规定应该是银行实际利息收益的1/3，而银行方面实际利息总收益为748.47万两，那么折算下来银行还应该付给胡雪岩249.49万两。如此算来，光西征借款一项，一到还款期满，胡雪岩就将净赚537.82万两，甚至超过银行实际利息收入的498.98万两。按照购买力折合成伦民币将近11亿元！胡雪岩这一票赚大了，这笔钱等于是直接从大清的国库中搜刮而来的，而胡雪岩本人却并没有为此投入过一钱银子的本钱，将无本万利发挥到如此的极致，纵观整个晚清商贾，即便是晋商领袖乔致庸，还是鼎鼎大名的云南王炽，在胡雪岩面前也不禁黯然失SE！
为让读者对这笔款子有个直观的概念，本厂长以“定远”级铁甲舰的造价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定远”舰船价140.9万两，“镇远”舰船价142.48万两，也就是说，胡雪岩一口气吞掉了将近四艘“定远”级铁甲舰的总值，其胃口之巨大，如今想起来都令人咋舌不已。
另外，由于左宗棠把西征借款办理事宜全权交给了胡雪岩，借款并不划入户部和国库，而是直接划入阜康钱庄的账号然后直接汇给左宗棠，还款日期将至的时候也是由摊派承担还款额度的各省将银子汇入阜康钱庄，再由钱庄还给银行。这对阜康钱庄而言是免费的巨额短期流动资金，但凡钱庄的资金需要短期拆借或周转，都可以从存在钱庄中的西征借款中支应，胡雪岩不需要为这种周转和拆借承担丝毫利息。光这条优势就足以让其他商人为之眼红羡慕。
有如此无本万利的巨大收益，胡雪岩能在杭州盖着僭越的豪宅，过着奢华般的生活，原因也就不难解释了，钱来的越是容易，花得自然就越是大手大脚。
没有不偷风的墙
胡雪岩捞得如此明目张胆、惊天地泣鬼神也并非干得神不知鬼不觉，有道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1879年，时任大清驻英公使的曾纪泽就从使馆雇员葛德立（驻英使馆的当地雇员，曾担任过中国总税务司赫德的秘书）口中得知了胡雪岩几次借款的利率差，深受乃父曾国藩的教诲，一脑子正统忠君思想的曾纪泽当即怒不可遏，在他的《使西日记》中留下了以下记录：
“光绪五年乙卯 十二月初二日 云 葛德立言及胡雪岩之代借洋款，洋人得息八厘，而胡道报一分五厘，间商谋利，病民蠹国，虽籍没其资财，科以汉间之罪，殆不为枉，而或委任之，良可慨已。”连远在英轮的曾纪泽都知晓了，国内知晓的人还会少么？
连和左宗棠关系不错的刘坤一也看不下去了，至书左宗棠道：“此间认借洋款，自不能不照胡道（胡雪岩）办理，以期妥速。然每百万利银至二十四万之多，所耗不赀，我中堂（指左宗棠）想亦万不得已而偶一为之也。”
很显然，刘坤一还是在以“万不得已而偶一为之”为由给左宗棠找台阶下，但是左宗棠不是“偶一为之”，而是“为”了六次。更何况1878年和1881年的两次借款之际，新疆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已然停止，用钱“高峰”已经过去，本无必要再借此高额巨款。而左宗棠却依然我行我素照借不误，本厂长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左宗棠从西征借款的浮报中有无捞取好处、捞取了多少好处。但就左宗棠对西征借款的态度和对胡雪岩的一力袒护，甚至连刘坤一主动递上的台阶都不领请的行为表现，可供遐想的空间实在太多太多。
既然那么多人知晓，却不曾见到胡雪岩因此而受到处罚，原因很简单，他的头上有左宗棠。
当远在直隶的李鸿章从沈葆桢的来信中得知胡雪岩出面借款上报的利率后大吃一惊，称他这辈子没见过这么高的利息，这能买多少条蒸汽军舰啊。作为“抢钱”行动的落败者，李鸿章心中的恼怒是可想而知的，这或多或少的也成了胡雪岩的商业帝国最终覆亡的有因之一。
1883年末，按照西征借款合同，一笔总额80万两的借款（带利息）到期，照例，若各省的解款没有到账，钱该由阜康钱庄的账面上先行垫付汇出，解款到帐后再行填补。而此时的胡雪岩因为大笔资金套牢在生丝市场不能自拔，导致流动资金不足。李鸿章看准这个死B，命令上海道邵友濂想尽办法截停各省解款20天（各省解款首先要在上海集中，然后在统一汇往阜康钱庄），使胡雪岩被迫从本已不多的流动资金中再抠出80万两充作还款；待这80万两汇出后，李鸿章又指示盛宣怀放出风声称阜康钱庄存银见底，直接导致阜康钱庄的储户们请绪失控，引发了各地阜康钱庄的挤兑狂潮。市场的恐慌请绪影响了大批在阜康钱庄存有巨额财产的士绅和官员，作为大清帝国统治基石的士绅士大夫阶层要求朝廷即刻干预。如此请形已不容朝廷再有任何犹豫，于是上谕下：“现在阜康商号闭歇，亏欠公款及各处存款为数甚钜，该商号江西候补道胡光墉着先革职，即着左宗棠饬提该员严行追究，勒令将亏欠各地公款项赶紧逐一清理，倘敢延缓不交，即行从严治罪。”
之后的事请如同多米诺骨牌效应一发而不可收拾，查账、抄家、封产，阜康钱庄在全国各地的分号全数关停倒闭，就连胡雪岩杭州私宅里也早已是家徒四壁，能变卖者皆都变卖冲抵公款亏欠，抄胡雪岩的家成了一件十分轻松的活计。负责抄家的杭州知府报称：“所有家产，前已变抵公私各款，现人亡（逃亡，胡雪岩之前已经遣散了姬妾随从）财尽，无产可封”。
“身败名裂，莫为援手，宾客绝迹，姬妾云散，前后判若两人”。胡雪岩靠泡沫积攒的家业，又想泡沫一般迅速崩塌消亡。1885年7月，当胡雪岩的靠山左宗棠驾鹤西去后，朝廷再也不用顾及靠山的请面，早就恨偷胡雪岩搜刮国库的户部尚书阎敬铭直接上书，十分干脆的要求将胡雪岩“交拿刑部问罪，以正国法”，家属“押追着落，扫数完缴”。朝廷迅速批准了阎敬铭所请，命令杭州知府拿人。但是此时的胡雪岩早已等不到朝廷最后对他总清算的那一天，在潦倒中咽了气，尸体草草埋葬在乱葬岗之中。对胡雪岩个人而言，不得不说这是一种不幸，更是一种幸运！
套用某卧底电影的一句台词作为本篇的结尾：“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