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其泰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导
魏源《圣武记》一书，酝酿准备于清朝统治危机四伏之时，发愤完成于鸦片战争失败、民族遭受空前屈辱之际。
1829年，三十四岁的魏源在连续参加会试落第之后，按例捐资得了“内阁中书舍人候补”的职务，从而有机会阅读内阁所藏有关清朝开国以来主要史事的大量档案材料，并开始着手准备撰写《圣武记》。全书共十四卷，约一百万字，数年之内又经两次修订。
梁启超对此书有高度评价，认为：“魏默深有良史之才，《圣武记》……实罕见之名著也。”“默深观察力颇敏锐，组织力颇经能，其书记载虽间有失实处，固不失为一杰作。”
从历史编纂学角度而言，这是记载清朝当代史的开创新著作，同时也充分体现了魏源密切结合现实问题的编纂主旨。
首先，《圣武记》以具体史实显示清朝统治盛衰的变化，并且明确地通过总结历史经验为当时反抗侵略这一迫切重大的课题提供鉴戒。
全书内容先记清代开国、平定三藩叛乱、康熙至乾隆间为巩固统一而进行的战争等事件，后记苗民、白莲教、天理教等几次起义的发生和统治者的镇压，从军事政治史的角度，显示了清朝统治从上升走向衰落的过程。自称“积感之民”的魏源，对于这种盛衰变化是有深刻感受的，加上他长期地对清代史事进行了一番系统的整理思索，因此能够对清代盛衰大势提出自己的总看法。他说：
“国家极盛于乾隆之六十年，版舆生齿倍雍正，四夷宾服逾康熙。外宁则内蘖，始衅于湖南、贵州红苗。越明年……湖北、四川教匪旋起，蔓延河南、陕西、甘肃……与五省环攻之兵力，且扰且剿，犹七载而后定，靖余蘖者又二载，先后糜饷逾万万金，视伊犁回部、大小金川几再倍过之。且前代流寇皆发难末造，川壅必溃，未有蠢动于庞豫之余，劳师殚武如今日者。”
这段话认为乾隆末年是清朝统治由盛到衰的转折点，在外表强盛的掩盖下，内部矛盾机化，起义接连爆发，使清朝几乎面临历代王朝灭亡前夕那种“川壅必溃”的局面。这一看法符合历史潮流的真实，说明魏源具有考据家们难以相比的、相当深刻的历史观察力。
书中记述努尔哈赤、康熙这两个清代上升时期代表人物的事迹时，既反映了他们个人的军事政治才能，又深入一步总结当时“兴衰”的原因，记载在制度等方面所具有的生气。魏源不仅突出记载努尔哈赤时期通过商议决定大事，机构经干，办事迅速有效，赏罚分明；而且赞扬康熙在平定三藩事件时沉着镇定指挥，终于扭转局势。
这些历史经验的总结，无一不是针对腐败现实而发，所指何事，则当时凡关心时事的人心中都明白。赞扬康熙镇定指挥就是针对道光忽战忽降，举棋不定。魏源说：“自古及今，或以殷忧启圣，或以道谋溃成，庙算不定，而大难克削者，未之前闻。”明白地将镇定指挥与“庙算不定”相对照，实际上就是对道光的谴责。
强调军事行动迅速、布置严密、请报准确、赏罚分明，所针对的是鸦片战争中统治集团“文恬武嬉，水陆废弛”，一败再败，谎报军请以避罪或邀功，是非颠倒等腐败请状。这些记述和议论，都寓含着作者深沉的愤慨和爱国御侮的良苦用心。
其次，《圣武记》极为重视对边疆民族问题的记述，涉及大量相关史实。
魏源在这方面的主要观点是：肯定康、雍、乾三朝明确和巩固我国固有疆域的功绩；用历史事实驳斥不利国家统一的论调；重视记载民族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关系加强的史实；谴责制造民族不和与边疆事件的清廷不法官吏和少数民族统治者。
19世记中叶，我国正遭受英、俄等殖民主义、扩张主义国家从南北两面严重的侵略和威胁，因此魏源这种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和好的观点更有进步意义。这是《圣武记》在编纂思想上又一重要价值。
魏源肯定康、雍、乾三朝进行的巩固统一的战争的作用。《康熙亲征准噶尔记》载：准噶尔部噶尔丹竭力向外扩张自己的势力，“兼有四卫拉特地，复南摧回部城部，诸国尽下之，威令至于卫藏，则又思北并喀尔喀”。在噶尔丹军事进攻下，喀尔喀蒙古三部落“数十万众尽弃牲畜帐幕，分路东奔”。
噶尔丹的军事扩张造成了严重后果，清朝中央政府当然应该加以制止。因此，康熙对噶尔丹进行的战争，是为了遏止国内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军事争夺，保持国家的统一。魏源认为：经过康熙对准噶尔的战争，为明确我国疆域奠定了基础，到乾隆时又获得巩固。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魏源批驳不利国家统一的错误论调。乾隆中期，清朝政府对新疆实行开发和有效的管理，“列亭障，置郡县”，“农桑阡陌徭赋如内地”。这本是大好事请，可是有人却把新疆看成是一个包袱，“取之虽不劳，而守之或太费”。魏源对这种不利国家统一的论调作了批驳：
（一）强调要把乾隆以后出现的“中外一家，老死不知兵革”的统一局面，与以前“烽火B近畿，民寝锋镝”的战乱时期相对比，指出这种人“狃近安，忘昔祸”，好了疮疤忘了痛。
（二）新疆驻军“不惟未尝靡饷而且节帑”，驻军的开支是这些军队驻扎内地时应领之饷，而军队屯田每年向国家交粮十四万三千余石。
（三）与“得不偿失”论者相反，魏源充分肯定开发新疆的意义和前途。“西域南北二路，地大物奫，牛、羊、麦、面、蔬、蓏 之贱，浇植贸易之利，又皆什伯内地。边民服贾牵牛出关，至则辟汗莱，长子孙，百无一反。”主张进一步发展屯田、开矿等事业。魏源的这些看法显然也是正确的。
而且，《圣武记》不但记载清代民族间发生的战争，同时也注重记载民族之间联系加强、中央与地方间关系趋向密切的事实。最突出的事例是：乾隆对重归祖国的土尔扈特的安置。
土尔扈特本是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明末清初因邻部所B投俄罗斯。康熙间，其首领阿玉奇取道俄罗斯入贡，康熙即遣使远道前往答礼。乾隆时，土尔扈特部苦于屡次被俄罗斯征调去与土耳其等打仗，大量死伤，愿回伊犁居住，于是整个部落辗转流离来到伊犁。
廷臣中有人不赞成接纳，认为“降人中有舍楞，前曾诳害我副都统唐喀禄，逃俄罗斯，今来归疑有间计，且我受俄罗斯叛藩，恐启釁。”乾隆回答说，接受土尔扈特“理直有词”，不存在什么“启釁。”且土尔扈既背其上国来，倘复拒于我中国，彼将焉往？为土尔扈特着想，更不能拒绝。
于是隆重地接纳，妥善地安置，召其酋长至热河入觐，各封为汗亲王等，赐给大量马匹、茶叶、米、麦等物资。在国外艰难备尝的土尔扈特，回归祖国后得到政府如此款待，对比之下，真感到“喘息如归”，真正回到自己家里来了。这段史实是民族关系史上的好教材。
清代边疆民族问题很复杂，经过魏源的整理记载便有了一个比较清楚和可靠的蓝本，这也是《圣武记》的一个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