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京畿地区对平民而言并不是什么乐土，由于皇朝的都城在此，所以京畿汇集了大量的皇亲国戚、高官显贵。这些显贵及其附属人员必然会挤压平民的生活空间。
古代中国是个农耕社会，加之明朝北方地区的商业经济也远没有南方发达，所以北方显贵们的财富的主体就是土地。但是各地区土地的总数量是固定不变的，所以权贵们必然就会用各种手段从平民（主要是拥有土地的军户和农户）手中夺取。
权贵的欺压和时时出现的自然灾害，让明朝北方大批拥有土地的平民破产，京畿地区也不例外。这些破产平民就成了明朝的毒瘤 – 流民。
明朝周臣《流民图》 局部
流民四处流荡，为了生存他们或成为苦力、或卖身为奴；或乞讨、或坑蒙拐骗、或盗取。但是单个人的力量毕竟微薄，有时候不足以自保，渐渐地很多流民就聚集在一起形成了盗匪团伙，抱团取暖。
正德年间，京畿最大的盗匪头目是一个叫张茂的人，此人帮众众多，黑白两道通吃，连宫廷宦官也有结交（有传说他被宦官带到豹房和正德皇帝朱厚照踢过球）。所以张茂和他手下的一班头目们，日子过得悠哉快活，似乎和造反很遥远。
正德四年，朝廷派遣巡查御史宁杲清理京畿地区的盗匪。上任后的宁杲觉得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于是他想出了一个“以毒攻毒”的办法。简单说就是抓住盗匪后，胁迫他们或其亲从，去捉拿一定数量的盗匪来交换。
明眼人都知道这个办法抓无名小卒是没什么效果的，所以很快张茂就落网了。张茂作为带头大哥，江湖道义不能忘，也不好意思要求属下们“有难同当”，就安排他的家人找宫廷宦官去疏通。
具体这个宦官找了谁（有个说法是找了朱厚照），现在已经无法查证了。这个宦官是拍着胸脯说能搞定此事，但是他的要价 -- 一万两白银，张茂的家人却拿不出来。
为了救出张茂，张茂的部下刘六、刘七、张虎打算去附近州县干票大买卖（打劫大户），由于没有约束好下属，连县衙都给烧了。
说明：形容地痞流氓的成语“流里流气”就是源于刘六、刘七的名字。他俩本质上也正是地痞流氓。
事后刘六、刘七觉得事闹大了，随即逃离躲藏起来。但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很快官府就以他们的家人为要挟，传话给他们，要求他们“捕他盗以自救”。别无他法的刘六、刘七就只能去县衙做起了捕快。干了一段时间刘六、刘七的业绩不错，眼看着就要自救上岸了。
但是宁杲为了快速提升政绩，除了“以毒攻毒”，还主动出击。为了加大打击和震慑力度，他拿出了连坐法：
奏立什伍连坐法，盗贼捕获无虚日，每械盗贼入真定，用鼓吹前导，金鼓之声弥日不绝。
这里的什伍连坐法是指按照户籍以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什伍之中，一家有罪，其余各家均应告发，否则将连同惩罚。
这种保甲连坐制度在古代并不稀奇，明朝剿匪的时候也常用。但是宁杲把连坐用得太残酷。一个地方抓获了盗匪他就把住在附近的流民、平民全部连坐捉拿。一下就搞得京畿地区人心惶惶。
刘六、刘七意识到捕盗也不见得能赎罪，宁御史如果人头不够，肯定要翻他们的旧账，所以他们就又跑掉躲藏起来。这就更加地机怒了官府，直接抄家并把他们的家人关押起来。
就在刘六、刘七不知该如何是好的时候，另一个矛盾的爆发给他们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选择。
在冷兵器时代，马匹对军队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马镫技术成熟后，战马数量实际决定着军队的战斗力。明朝为了抵御北方的蒙古，对马匹的需求也非常庞大。
养马就成了明朝的一项重要国策。但是养马的难度远高于种粮食，无论是管理还是具体饲养都需要耗费大量的资源和时间。对于朝廷的官僚来说麻烦是能推就推，所以马政这个本该由朝廷牵头的事儿，很快就被简化摊派给平民，朝廷定期向平民收钱、收马（交不出马可以用一定的白银来抵）。
说明：明朝马政的荒废和盐政荒废一样是个大命题，此处只能这么简单说下，以后有机会再出文详谈。
明朝实际控制的疆域中适合养马的地域本来就不多，其中还有不少地方处在与蒙古的交战区（比方说河套地区）。所以相对适合养马的河北地区平民负担就更重了。当时一户饲养一匹母马，需要每年向官府上交一匹小马驹。
别说在养殖技术落后的明朝，就是现在这也是种马繁殖的极限（马的繁殖能力与我们常见的猪、狗等家畜相比不知道差哪里去了）。交不出马，就得交钱。在古代一匹马的价值不弱于现在一辆普通轿车，虽然朝廷不要求赔一匹马的钱，但是抵扣的白银也不是少数。
更重要的是，这不是一次就能结束的事请，今年赔钱了结了，明年、后年还是交不出咋办（生不出或者夭亡）？所以久而久之就只有破产这一条路。
加之一些官府和官员，以养马需要牧场为借口大肆圈占平民土地，搞得北方平民苦不堪言“卖田产、鬻男女，以充其数，苦不可言”。无以为生之下，就只能向太祖学习，造反求生。
一些州县的暴动鼓舞了刘六、刘七，两个好汉一咬牙便聚集旧部人马竖起反旗，跟官府、朝廷对抗起来。因为刘六、刘七是带着组织的（不要笑，盗匪团伙也是组织），所以很快他们就成了这场流民起义的主力，进而成为首领。
这就是明朝中前期最大的农民起义 -- “刘六刘七起义”又称刘六刘七民变。这场起义和历史上的历次农民起义没什么区别，本质上都是底层平民被朝廷B得没活路之后造反求生。
不过这场起义也是两千年来硬件条件最好的一次起义（只比较起义初期，不考虑后续的经营和发展）。因为这次起义军拥有一种战略新资源 – 马！很多参与起义的人都是被马政B得没活路的人，既然造反当然会带着马一起造反。
这支起义军的核心人数虽然不怎么多（最多时大概二到三万人）但是人人都有马（很多马还是战马），所以他们的机动新很高，战斗力远高于内地已经荒废的军卫士兵。
起义军依靠马匹带来的高机动新，横亘于北方数省，如入无人之境。后起义军分成了两路（刘六刘七一路，杨虎一路），流动作战。每到一处就烧官衙、开粮仓、劫富济贫。给朝廷沉重打击的同时，也裹挟了更多的平民入伙。
眼见内地军队打不赢起义军，明朝被迫暂时放弃部分边防，调边军入京勤王。面对战斗力更高的边军，起义军的隐患就暴露了出来。
因为起义军发起于社会底层，底层的民众除了贫困缺乏资源外，还有一个被很多人忽视的致命缺点。他们没有组织，也没有建立一个高效组织的能力。在古代拥有这个能力的除了朝廷，就只有士绅集团。
这实际也是二千多年来各SE起义军共用的一个问题。因为起义军没有一个有效的组织，首先内部管理会有问题，前面提到的分兵一大原因就是内部矛盾，意见不一致。
其次他们无法管理和经营地盘，以长期获取资源。也就是说地盘对起义军没啥大意义，当把一个区域的资源消耗干净后，就只能去其它地区继续劫掠获取资源。
这种方式对起义军有两个好处，一是客观上起到了战术穿擦的效果，让官军疲于奔命，从而让起义军获取战略上的主动权；另一个好处是每掠抢一地，由于资源全部被抢劫，平民们为了生存只能投靠起义军，这样如同滚雪球一样，起义军的整体规模可以迅速扩大。
但是这种方式战略上也非常容易克制，只要守住要害险要之地，把起义军困在一个地域，要不了多久起义军资源（主要是粮食）耗尽，就会自行崩溃。因为朝廷拥有完善的后勤保障体系，这是起义军无法比拟的。
最后这两支起义军分别在河南嵩山地区（杨虎部）和江苏狼山地区（刘六刘七部）被官军围困消灭。历时三年的刘六刘七起义也就此宣告失败。
这场起义有没有让明王朝意识到问题，我想朝廷的那些经英们不可能看不出问题。只不过他们没有心思或者能力去解决问题罢了。而且这种起义对于朝廷来说是有好处的 -- 缓解矛盾。
虽然很残酷，但对于一个大的皇朝来说，农民起义在客观上可以起到延续皇朝生命的作用。过去两千多年里，各皇朝的主要矛盾实际还是资源分配严重不公的问题。而朝廷作为问题的制造者，本身又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
战争恰恰可以大幅度削减参与分配的人数，人少了，土地总数量却不变。从客观上来说，这暂时解决了朝廷难以处理的问题，也在事实上延续了皇朝的生命。这也是很多时候，朝廷宁剿不抚的一个说不出口的理由。
说明：不少学者认为两千多年来各皇朝不断循环的根本原因也是土地不变但人口越来越多的矛盾。皇朝因这个矛盾而灭亡，新旧交替的战争带来的人口大幅度缩减（历次改朝换代人口损失从未低于四成），大幅度的缓解了矛盾，所以新朝前期都是蒸蒸日上，后期人口一多再进入新的循环。
而且各皇朝，当平民起义爆发时，朝廷往往并不惊慌，他们最多将其视为上天对自己一些的警示。当付出几十万乃至上百万的生命后，只要适当减赋，平民自然会称颂朝廷和皇帝的盛德。
也有一种小众的观点，如果不是成化年间荆襄之地的反复叛乱剿杀，消耗了北方和中原的大量人口，刘六刘七的大起义在弘治年间就会爆发。刘六刘七起义这个锅不应该扣在正德皇帝头上，这是他爹弘治的问题。
最后起义虽然被平定，然而根本新的问题没有解决，平民依然还是被无请剥削然后破产、丢失土地，苟活于世。积蓄到一定程度，落草为寇的自然会打着替天行道的大旗，揭竿而起。
这里说点题外话，杨嗣昌“四正六隅、十面张网”实际也是对付起义军的标准方法（围困于一地，饿死），而且明末的张献忠、李自成们并不见得比刘六刘七更有组织新和战斗力（笔者觉得他们还不如刘六刘七）。
只是明朝这个时候军队已经彻底丧失了组织效率，自身后勤比起义军强不到哪去不说（很多官军在剿匪过程中不劫掠平民自己都会饿死），军队的将领们也开始不听指挥了。这才是张献忠、李自成未能像刘六刘七那样被剿灭的根本原因。
